除了计划生育,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交公粮。开完会之后,樊爱民回到家,尽管很累,一点睡意都没有了。搬个板凳坐到院里,榆树的叶子在风中乱晃,发出“呲呲”的声音,蚊子在四周乱飞,发出“嗡嗡”的声音,樊爱民抽着连过滤嘴都没有的香烟,那支烟冒着青烟,燃烧得越来越短,抬起手腕,刚想再抽一口,发现烟即将烧着手,在刚要扔出去的那一瞬间,烟终于烧着手了,樊爱民并没有感觉有多疼,但依然本能地对着手指吹了吹,哈了一口气!公粮这事逃也逃不过,晚交不如早交,晚交还有罚款呢。
第二天一早,樊爱民借个架子车,装上已经晒干的粮食咬一下能发出声的粮食,带上水壶和馒头、毛巾,出发了,此时村里的街上也有好几辆架子车等待着出发。从村里到镇上约有五公里路,时不时地看到男男女女拉着架子车在路上走着,走得都很快,否则什么时候能交上都不知道!还有用牛拉架子车的,牵牛的老头时不时挥舞着鞭子,发出“啪啪”的声音,那牛“哞哞”地往前拱。还有用手扶拖拉机拉架子车的,发动机轰隆隆地响,烟筒冒着黑烟。樊爱民家里的地并不多,其实不用拉着架子车,用两辆自行车都可以装完,但是樊爱民说自行车这玩意要是骑着跑还可以,但是要是排队,推起来可难了,毕竟粮食有那么重。这话一点都不错。离镇上的粮站越来越近了,但是已经排了百米的长队!樊爱民一打听才知道,有很多人天不亮都来排队了,他来得已经算晚的了。百米的长队并不是一排,而是两排,人拉的架子车、牛拉的架子车、拖拉机拉的架子车,还有自行车、三轮车把这条县道堵得水泄不通,这百米中间还有一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东西边也排了几百米的长队,时不时地往这条南北主道上挤。慢慢地,百米变成了九百米,一千米,离镇上比较近的村庄有的出来看热闹,有的干脆做起了生意,卖一些茶水、馒头等,茶水一毛钱随便喝,不限量,但很多人早有打算,自己都带着水壶和馒头呢。长队缓慢地向前走,樊爱民,啃着干馒头,拿起水壶,将凉白开倒入碗里,一饮而尽。太阳越来越毒辣,用毛巾擦擦汗,还是太热,把毛巾裹在头上,似乎凉快了一点。不一会,尿意来了,请同村的人看一下粮食,看到二百米外有一个树林,时不时有男人进出,他也跑过去解决了。最难为情的是女人,只能走到村里找户人家,借厕所解决问题。
镇里的粮站很大,毕竟我们这里是全国著名的粮食主产区,粮仓的屋脊很高,院子里撒满了麦籽。在院子的一侧摆了两张桌子,旁边放了一个磅称,三个工作人员在那慢悠悠地干着活,那个记账、开票的肯定是会计,一个拿秤砣的肯定是过磅员,另一个是拿着尖锥插入袋子里的肯定是质检员,而另一个敲着二郎腿的抽着过滤嘴香烟的没有干活的肯定是领导。
质检员用尖锥插进麦袋,看了看,农夫既心疼袋子又紧张,担心小麦质量不过关,质检员接着插进了另一个袋子,又看了看,说:“可以。”农夫终于放心了,将小麦一袋一袋的搬上磅称,过磅员慢悠悠地拿着圆秤砣往磅杆上放,然后报出数字,会计手敲打着算盘,并一一记下,询问送粮人姓名、什么村的,登记好,开出凭证,交与农夫。一旁的过磅员不耐烦地说:“快点,快点入库。”农夫将粮食粮食扛到仓库边,歇一歇,缓口气,看了看粮仓,粮仓是用麻包围起来的,有麻包堆积的梯子,下边有工作人员指挥。农夫费力地登上麻包,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有点累,想就近倒入仓中,下边的指挥员大吼:“再往里去,再往里去,你倒外边让别人怎么倒?”农夫回头看了看,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擦汗,苦笑着又走了两步,倒下粮食。就这样一袋一袋往上扛。现在确实好多了,起码是用袋子装的粮食,要是在前两年用麻包装粮食,那可就费劲了,但是那时候根本就不用倒,直接连麻包堆上去了。
终于轮到樊爱民了,质检员用尖锥插进麦袋,瞅了瞅,樊爱民也是既心疼袋子又紧张,担心小麦质量不过关。可是有些事情越是担心越会发生,质检员说:“麦子品相太差,饱和度不行。”樊爱民擦了擦汗,赶快从兜里掏出香烟,双手给四个人递过去,一圈下来无一人接烟,樊爱民笑呵呵地说:“俺今年的粮食就这样,明年一定好好管理,行行好吧。”质检员使劲的摇手,说:“不行就是不行,国家都是有要求的。”然后向其他农户说,“下一家。”樊爱民依然笑呵呵地说:“不算交公粮了,低价卖给你们行吗?”质检员说:“你这粮食达不到收购级别,让一让吧。下一家!”樊爱民还是乐呵呵地问:“你们不收俺的粮食,卖给你们也不行,那俺这公粮咋交啊?”质检员白了一眼,说:“公粮肯定是得交的,但是你咋交俺就管不着了。下一家!”樊爱民心里想,找领导说说,看能不能通过。“你这咋回事,别耽误事!”那个翘着二郎腿的人吼叫着。“算了还是别找了,咋来的还是咋回去吧。”樊爱民嘟囔着说,然后拉着架子车,病怏怏地回家去了,路上有熟人打招呼,问怎么回事。樊爱民说自嘲道,“俺愿意为国家做贡献,结果国家不愿意。”一路上,樊爱民慢悠悠地走着,心里甚是不痛快。不交公粮也是可以的,可以交钱,刚才粮站的人说了粮食达不到收购级别。樊爱民只能把粮食卖给私人了,但那个时候,私人收粮站还很少,价格也比粮站低一些,价格只是一个问题,关键是樊爱民并不想卖粮食。卖了粮食,交公粮钱,这一卖一交,钱就损失了!还有,一九九三年小麦四毛钱一斤,可现在是毛钱一斤,不是小麦涨价了,而是钱已经不值钱了。作为传统农民的樊爱民,种地就是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所以,他更希望存一些粮食,何况今年的产量本身不高。
樊爱民回到村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村街上有一些人在聊天,看到樊爱民拉着粮食又回来,都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毕竟这事很多人都经历过。他们纷纷献策,年纪大的人说,一人买包烟就能通过了;还有一些年轻人说,一人买一罐“东方神水”也可以通过。好像说得有道理,可是樊爱民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哪有这些花花肠子!只有豆腐杨能说到正点上,说直接卖给镇上的面粉厂多好啊,省得拉回来拉回去。樊爱民一琢磨,生意人就是生意人,说得很对,但是好像说得晚了点。地多的家庭,即使新麦通不过,也可以用陈麦去交公粮。可是,樊爱民呢,尽管不甘心,似乎也没有选择了,只能用新麦换钱,再交公粮款了,损失点就损失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