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夏天，学校提前得到消息，说二零零四年的高考将采取文理分科的方式，学校似乎也没有一点准备，急急忙忙征求同学们的意见，并特别说明文理科分别可以报考什么专业。没有任何纠结，樊小义选择了文科，因为他的文科实在很好，杨军华、郭翠丽和我也都选择了文科，理由也很简单，学习成绩不怎么好，如果选择文科，遇到不会的考题还能随便编，但是如果是理科，那就只能干瞪眼。

我们学校最初的时候有三个班级，最终的结果是，文理科的学生人数相近，学校为了节省成本就没有划分四个班，而是划分了两个大班，这样一来，原本宽敞的教室变得十分拥挤，座位也进行了调整，樊小义与那些陌生的同学坐在了一起。有些同学的习惯很不好，随地吐痰，咳过就吐，吐过之后再用脚趋一趋，十分恶心。

暑假之后，樊小义连续咳嗽了两周，服了甘草片也不见缓解，便到乡镇医院检查，乡镇医院建议到县防疫站再检查，检查结果是结核病。樊小义顿时惊慌失措，因为他知道肺结核就是鲁迅笔下的“肺痨病”，极其难治。而防疫站的医生则很轻松，也许是因为他们见过太多的奇怪的疾病了吧，说：

“我有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樊小义的脸色顿时舒展了，原来还有好消息，那就先听好消息吧。

医生说：“好消息是你得的肺结核呈阴性，不会传染，也好治疗。”

樊小义的脸色又好看了一点，便问坏消息呢。

医生说：“坏消息是按照国家规定只有肺结核呈阳性时才能免费治疗，现在你需要自费治疗，整个治疗周期很长，而且药也不便宜。”

樊小义的脸色又变了，一个病人是可以一个拖垮家庭的，医生安慰道：

“没有那么夸张，药不便宜但也不算贵！”

其实樊小义关心的不仅是钱的问题，还担心在高考体检之前能不能完全治好。医生则说：

“只要按时服药，应该是没问题的。”

樊小义这才放心。肺结核治疗周期确实很长，到了开学依然咳嗽不止，为防止病情恶化，樊爱民坚决不让樊小义再去学校，孩子的病情肯定要比“商品粮”重要，尽管他的内心十分渴望孩子有出息。

樊小义将这个决定告诉了我们，说尽管现在不去学校，但是希望明年能够继续参加高考，拜托我们将月考的试卷和学校下发的模拟试卷给他看一看，如果条件允许就捎带一份。从那之后，樊小义就告别了学校，每月去防疫站拿药一次，顺便到邮政大楼买一些辅助教材和模拟试卷，回家之后先自学，然后模拟考试。

樊小义没有去学校也许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其他学校的高三学生都在紧张地复习、学习，而我们班简直乱了套。今天这个过生日、明天那个过生日，每当有人过生日必将邀请很多同学跳墙外出聚会，回校的时候个个东倒西歪；还有那些谈恋爱的，互传书信，外出约会；那些网络上瘾者，时不时去网吧，通宵之后，天亮回到学校趴课桌上就睡。整个班级连一点的学习氛围都没有，而班主任尽管三令五申也无济于事，学生们都在享受着高考前的狂欢！然而，我们并不知道狂欢之后，不久便是心酸！

二零零四年春节之后，樊小义连续做了几套模拟试卷，分数都不太理想，一下子泄了气，对高考失去了信心，想外出打工，樊爱民坚决不同意，说：

“上学不能半途而废，现在是因为身体原因而没有上学，但只要参加高考就有希望，如果考不好还可以再复读一年，只要不放弃总会有盼头！”

我和杨军华也认为现在放弃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何况论之前的成绩要比我们好的多。樊爱民说：

“你现在出去打工能干什么，你都十九岁了，学手艺有点晚了，只能干一些体力活，看看你那身体能干什么体力活！”

樊小义这才重新备战。

由于樊小义不属于在校学生，学校拒绝他的报考请求，樊小义证明了高一和高二的时候成绩不错以及防疫站开具的病理检验报告成功说服了校领导。六月我们参加了高考，下旬，成绩终于出来了，我们班的学生几乎全军覆没，唯有一个三本，而樊小义的成绩也不理想，考了五百多分，离三本线差了三十多分，樊小义一则解释说文科综合考试失误了，二则说若没有老师指导，想考个好成绩是十分困难的。与樊小义相比，我们考得更差，程丽珍考了三百多分，杨军华、郭翠丽和我也都考了四百多一点。

成绩出来之后，樊爱民并没有感到失望，只是这一次他没有再提“商品粮”，还是那一句话：“只要比我强就行。”然后又告诫樊小义说：“要一代更比一代强！”

樊小义没有选择复读，在征得樊爱民同意之后，报考了古城的一所大专院校的工商管理专业，郭翠丽则报考了省城的一所高职学校的幼师专业。而程丽珍、杨军华和我都选择了复读，开始了又一年的煎熬。比这更受煎熬的是同村人的目光，常常听到那些妇女们窃窃私语：

“花了那么多钱上学，最终就考了个大专，不如早出去打工呢，还能挣点钱，要是早辍学，估计现在也该结婚了。”

还有的说“看看其他村，出了好几个本科，我早说过咱们村的风水不好，出不了人物！”

还有的说的更甚“考个大专还上啥呀，净是浪费钱。还有复读的，今年考不好，明年就能考好吗？”

这些言论当然不会当着我们父母的面说，我们碍于情面，乡里乡亲的，没文化的人居多，不屑于跟她们争吵。张大成尽管没有上学，但是他的父亲鞋匠张总会站出来替我们主持公道，说：

“你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有啥资格去说别人。他们上学花你家的钱了吗？他们考不好跟你有啥关系！像你们这样的乱嚼舌头的人就不怕烂嘴。他们将来要是当上官，先毙了你们！”，当然，要是真当上官也没有资格枪毙她们，这都是修鞋的气话！但是鞋匠张的一番话还真镇住了她们，从此之后，只要鞋匠张在场，她们就没敢再非议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