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小义确实有点着急了,合租的同学有的回了老家,有的找到了工作,还剩樊小义一人。半个月之后,他突然接到一个同学的电话说他们公司正急着招业务人员,樊小义什么都没有问就说:“干”。然后,他主动联系那家公司的人事经理,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并说明介绍人是谁。
樊小义的那位同学毕业之后回了南城老家,经熟人介绍进了食品公司,后半年是食品的旺季,人事部决定大批量招人,便让他联系了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同学。樊小义与人事部约定会面时间,便买了火车票,而此时他兜里仅剩七十块钱,火车到了南城的时候已是晚上十一点,樊小义为了省钱便在火车站广场躺了一夜。他说这段经历的时候,依然感觉很心酸,但他又说那一晚他睡得很香。
第二天便去面试,在公司卫生间洗洗油乎乎的脸、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当然他被录用了,公司提供食宿、出差还有补助,工资结构是六百底薪加销售提成,樊小义很满意。等到第七天的时候又过来了两个同学,他们四个人在一起,甚是欢喜。
后来,樊小义便跟随老业务员出差,表现依然十分优秀,当月就拿到了两千多块工资,第二个月拿到了四千多块的工资,没有找到工作的同学纷纷找樊小义借钱,樊小义也很慷慨,或多或少都会支援一点。
二零零七年底,我放了暑假,而杨军华和樊书金的生意正处于旺季,生意出奇得好,根本没空闲聊,到腊月二十六樊小义才回到家。毕竟是已经毕业了,有了一定的收入,给父母买了好多好吃的,还买了一台洗衣机,年货他也全包了。
可是樊爱民却高兴不起来,现实和期望差距太大了。樊爱民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考上所谓的“商品粮”,现在呢,竟然是一个业务员,一家私人公司的业务员。樊爱民所谓的“商品粮”其实就是当官,起码也是事业单位的职员,而樊小义却说:
“咱家的祖坟上可没有冒青烟,都啥时代了,能找份工作就不错了。如果时光倒退二十年,像我这样的大学生真的是国家干部,倒退到十五年前,我也可以进到政府部门。现在真的不同了,大学生太多了,本科生都用不完,像我这样的大专生都烂大街了,别‘商品粮’不‘商品粮’的,不种地能有“粮”吃就不错了!”
樊爱民竟然哑口无言,嘴里喃喃道:“要是樊爱军还活着,现在肯定是‘商品粮’。”在樊小义之前,樊爱军的学历是最高的,也很有上进心,但是却早早死了,如果他还活着,很有可能是“商品粮”。
樊爱军的死虽然跟樊爱民没有多大关系,但是现在,作为一个家族的老大,他有责任振兴“樊家”,樊家若出一个大人物,他脸上就很有光,无论这个大人物是他的弟弟、他的儿子还是他的侄子,那么后辈在大人物的支持下,再出几个大人物,这就叫“人才辈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么,整个家族就算是繁荣昌盛了!所以,樊爱民很失望,对樊爱军失望,对樊小义也失望。而他的几个侄子更是不争气,就像樊小伟那样,学什么唢呐!樊爱民常说,等到孙子辈的人再去奋斗,即使成了“人物”,他也已经躺在地下了!
豆腐杨和鞋匠张总是劝樊爱民,说:“你曾说过只要孩子比你强就心满意足了,现在看来樊小义就是比你强啊,你一辈子不是掂镰刀就是掂剃头刀,到头来挣多少钱,樊小义跑跑腿、动动嘴就比你挣得多。”
听到这话,樊爱民很不乐意,便说道:“业务员和县长每月都挣三千块钱,但是身份能一样吗?”
豆腐杨说:“咱们这一辈子干不成的事,下一代人也不一定能干成,不能把咱们的愿望强加到下一代人身上。培养一个人物至少需要三代人,无论你能不能看到,他们肯定都在进步。”
樊爱民一听,也感觉有道理,但是心里的疙瘩一直就解不开。每当有人问樊爱民:“你儿子是干啥工作的呀?”他都会说:“在一家很大很大的公司当领导呢!”如果再追问具体干啥工作的,他便说:“管理方面的,管几十号人呢。”如果这个人不识趣,继续往下问,樊爱民就会很生气,干脆不理他了。
二零零八年初,学校安排了一个月的实训,我被分到一所高中当宿舍管理员,我时常告诫学生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免得将来后悔,你们现在学的每一个单词,看得每一页书,做得每一道题都会有回报。
实训结束之后,我也进入了毕业倒计时,撰写毕业论文、做论文答辩,然后就是学校举办了毕业典礼。舞台上有舞蹈、有唱歌还有领导讲话,而舞台下,个个泪流满脸,有的低头啜泣,有的拥抱相泣,有的独自抹着眼泪,世界那么大,我们有缘相聚,但散了之后,可能再也无缘相见。毕业典礼之后,我们又到教学楼门前照了毕业合影,一声“茄子”之后,失落感一下子涌上心头,心里无论有多么不舍,但还是要分开。晚上,又举行了毕业聚会,觥筹交错就像心与心的碰撞,有一大多半的人都喝醉了,整个酒店充斥着毕业的狂欢和离别的伤悲。
我把书卖了,把被褥也卖了,把带有明显书生气和学生符号的衣服也都扔了。樊小义打电话说:“哥是过来人,听哥一声劝,第一份工作很重要,宁愿在家闲着,也不要轻易找一份不合适的工作。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这话绝对是有道理的,哪怕专业不对口,你也要找一份教师工作。找工作,不要急!”
我记下了他的话,然而没有关系、没有钱,也没有高学历,想进事业单位谈何容易!在网上投简历,与我主动联系的要么是课外辅导公司,要么是招业务员的公司,我都没有去。我也天天给学校打电话询问是否招人,可得到的答复都是否定的。
找工作的事情哪能不急呢,关键时刻还得需要母校帮助,我联系了镇中学的教务处主任,他给了我试讲的机会。虽然试讲,有点紧张,但还是通过了,我就顺其自然地去了母校。
那时候的母校,已经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了,农村的生源明显不足,镇上的另外两所初中都招不满人,谁还愿意到这所破旧的学校来呢。曾经教过我的老师,要么退休,要么去了县城的私立学校,剩下不到两三位,其他的老师都是这几年新招的。
当我把找到工作的事情告诉父亲的时候,他说:“当老师好,当老师好啊,以后好好工作吧。”
七年前我在这里上学,七年后我在这里任教,时间过得真快!没课的时候,我时常在校园里闲逛,看看我们曾经睡过的床铺、曾经上课的教室、曾经用过的课桌、曾经买饭的食堂,它们似乎没有任何改变,但又感觉和以前不太一样。每天早晨,学校的广播依然播放着我熟悉的歌曲,仿佛在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低头向山沟
追逐流逝的岁月
风沙茫茫满山谷
不见我的童年
我抬头向青天
搜寻远去的从前
白云悠悠尽情地游
什么都没改变
大雁听过我的歌
小河亲过我的脸
山丹丹花开花又落
一遍又一遍
我也经常回家,村民们也都很客气地说:“程老师回来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也经常到镇上去找樊书金和杨军华去玩,吹吹牛,聊聊天,但是他们老是讽刺我:“学问太深,说话文绉绉的,你是白领,我们是……我们没有领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