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盖大龙就起床，带着媳妇和女儿到县城里转转，到吃晌午时回家。

中午12点多姑姑打来电话，叫盖大龙一家去吃晚饭，大龙妈推脱家里事情多，昨天刚去过的，今天就不用再去了，叫大龙一家三口去姑姑家玩玩。一来姑姑家添人进口是好事，去家里添些人气，二来盖大龙在外打工一年回一次，回来了也带媳妇女儿多出去走走。

说话的时间就到了姑姑家，今天家里的客人少了许多，只有年轻一辈的，基本上都是结了婚的，带着孩子。

年轻人在一起有共同语言，聊一些共同话题，姑父就坐在一边在电脑上打扑克游戏，几个年亲人都是从小长大的表亲，相互之间比较随便，说话聊天也没有顾忌。

几个年轻人从上学时代说到毕业工作，再到结婚生子，他们中除了盖大龙在外打工之外，其余的都在本县发展，其中有两个还是公务员。

话题说着说着就扯到盖大龙身上，公务员表妹问大龙当初怎么不考公务员呢？或者到村里任职，家里这么的事情，为什么选择外出打工?

其实大龙是参加过一次公务员考试的，结果没考上。临近毕业要找工作，一毕业就得挣钱还债，拿了毕业证在省城找了几份工作，虽说是省城，其实工资不高，单位也不包吃住。大龙觉着在省城挣不到钱，刚好有高中同学在深圳工厂里上班，说工厂待遇还可以，包吃包住，买社保，一个月加下班来也有1600多块钱，这比省城工资要多出两倍多。

盖大龙到了深圳一家工厂上班，先去当储备干部，学习技术和管理，后面一步步做到了车间主管，自己挣工资还清了读书时的外债，母亲的病也好转，家里的老房子也重新修葺了一番。

时间到了200年世界金融危机，盖大龙所在的工厂受到波及，业务量骤减，刚好到了年底合同到期，盖大龙见深圳这座城市处在大失业的高潮，就没有和工厂续约，结束劳动合同回到了南乡县。

那时的南乡县正经历了汶川地震之后的重建，县里大量招商，征用土地修建工业区，盖士村的一部分土地被征用来盖工业区。

传闻是国内一家大型集团公司要在盖士村投产建设一家肉制品厂，充分利用南乡县养猪的产业优势，就地收购生猪，加工成肉制品销往全国。

盖大龙也憧憬家乡的工厂早一天办起来，这样就可以在家门口上班，不用在天远地远的去外面打工。

那时易正源正在城里做生意，他建议盖大龙不要出去打工了，就在本地发展，首先建议买辆拉土车去拉土。盖士村地面上的工程一动工作为盖士村人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拉土，因为在征地时村上明确提出工程方要优先雇佣本村村民去做事。

在盖士村立稳脚之后，利用自己大学生的学历优势和党员身份进入到村委里做和文书，多和上面的领导认识，混个脸熟，以后再相机行事。

可以说这个建议是比较符合在县城发展的实际的，但是盖大龙有自己的担心，一是因为家里没有存款，买拉土车首付的钱都没有，自己驾驶证也没考，对开车跑运输也没什么兴趣。二来是盖士村村里情况复杂，干了30年的村长退休了，新上任的村长没什么威望，是个过渡的。村两委正准备换届选举，老一辈的都准备退了，权力出现真空，各大家族，各种势力暗潮涌动，都想参选村长村支书，进入村委。盖大龙认为此时进入权力争斗的漩涡中心，对自己不好。三是大龙还想在出去闯一闯，学学外面的先进经验，等到时机成熟再回乡。

殊不知这一离开就是10年，易正源对盖大龙的选择，没有表现出过多的说法。他不是那种慈祥的长辈，不会再小辈面前喋喋不休，即便是他认为是对小辈有利的事情，小辈没有按他的意图去做，他也不会再说什么。

对于盖大龙最终选择继续出去打工，易正源只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打工，打工解决的了眼前，丢了未来，打了一只麻雀，丢了一只母鸡。

数年之后，面对盖大龙在浙江义乌打工数年，每年回家盖大龙都会说说外面的新鲜事，这时期的易正源也转变自己的态度，转而支持盖大龙在外打工，他对盖大龙说:“外面发达地区好的话，就在外面发展，不要回南乡了，家里可以看的见的，没有什么行业可以做的。”

事实也是如此，汶川地震过后，南乡县也掀起来大建设，房地产崛起，可惜没几年光景，几个楼盘都烂尾了，工人要不到工资，业主拿不到房子。工业区建设也陷入停滞，盖士村工业区的厂房主体已经建起来，可是并没有投入生产。原计划招商引资的工厂并没有建成，反而是当地的几家粮油厂、茶叶厂、菌种厂盖头换面成公司，一家接一家的拿地，圈地。白天站在工业区大道，看不到车辆和人群，到上下班时间也没有成群员工上下班。工业大道也成了驾校练车的地方。

时间证明易正源的安排是对的，自己的子女首先按排好，不用外出打工，一家人在南乡县这个地方衣食无忧，不用外出讨生活。随着他当选莲花街社区主任，家里的情况更是蒸蒸日上，听他话的，听他安排的，都在南乡县有一席之地，唯独盖大龙这个倔强的人，不识时务，依然选择外出打工。

母亲也多次劝过大龙，要多听他姑父的建议，人家毕竟是社区主任，结识的人多，看问题全面，常年在南乡县经营，人脉多，路子广。

盖大龙是个朴实的人，一个具有朴素无产阶级感情的人。自从年幼时父亲去世，他就是家里半个顶梁柱。从小就学会种田，种菜，卖菜，帮母亲分担家务。毕业后进工厂打工，接触到的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他和他们一样辛勤上班劳动，挣取工资，养家糊口。从不敢干投机倒把，违法乱纪的事情。挣点钱，花点钱，钱没有进入资本经营领域，都是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人，往往比较重感情，讲义气。反正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也就没有那些顾忌和讲究，没有背景和后台，全凭双手劳动，手停口停，敢爱敢恨，直来直去，立场鲜明。这在易正源口里就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梁山文化，盖大龙在他眼里就是花和尚鲁智深一样的人物。

在易正源还没有做荷花街社区主任前，盖大龙会利用假期来帮姑父家做事，有时送送货，有时打扫卫生，渴了倒水就喝，饿了做饭就吃，基本是比较随意自在的。

在外打工回家后，盖大龙会给姑父买条他爱穿的9元裤，买烟从最开始45块一条的延安到90块的红河，陪姑父喝酒就喝当地的包谷酒，打一壶酒，放上姜蒜，放在火盆上热起来喝。爷俩之间话虽少，易正源每每金句频出，被盖大龙捧为经典。

一切在易正源做了村长后发生变化，那是全球经济危机的第二年，出门打工没挣到钱的盖大龙早早回到家，怀揣200块钱到家里，寻思去看看老姑父，听说当了村长，买了小轿车。盖大龙向往常一样买了条90块的云烟提上去姑父家。

到了之后，姑姑看拿的云烟后就说，你姑父现在当了村长，抽的都是芙蓉王了，前几天你堂弟过来给你姑父买的9元裤业，你姑父也没穿，送给工人穿了，都是现在与之前比较之类云云的。

姑姑留盖大龙吃晚饭时，桌上摆的是茅台，五粮液，国窖1573等高档白酒，姑姑每样酒都倒一杯给自己的侄儿尝尝鲜，盖大龙常年在工厂里做事，也没有喝过这些高档白酒，尝了口后说喝不惯，还是想煨一壶包谷酒。

这时易正源用严厉的语气说：

“喝了这么多年的包谷酒还没喝够?有好酒不喝要喝包谷酒？”

…………

盖大龙放下酒杯和碗筷，无语半晌后，推脱有事就走了。

时间回到现在，在姑姑家做公务员的表妹跟自己的表哥开玩笑说：“表哥，我觉得你这么多年来，还是有点自卑，你看你嫉妒人家沐有银做生意有钱，你一回南乡县就怼天怼地怼空气，你说是不是”

“是吧，可能我还是适合在外面吧……”盖大龙尴尬又不失礼貌的笑了下。

打工苦，打工累，打工出门就受罪，家里的人以为在外打工收入高，比南乡县赚的多，殊不知打工同样的在外面也有些糟心事，工作上为同事背黑锅，被老板骂的满天飞，累死累活拿份死工资，各种考核，各种绩效，老板一言不和就扣钱，打工在外受气，回南乡也受气，真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人生最糟糕的也不过如此吧。

既然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勇敢面对，坚强的走下去。一直以来，盖大龙都想成为易正源那样的人，但是又不仅仅是他那样的，最原始的东西，比如初心是不会变的，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是不会变的，帮组需要帮组的人是不会变的。

盖大龙需要的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这个机会在外已经越来越渺茫，打工的日子已经到头了，职业生涯进入瓶颈，家里母亲年事已高，孩子也要读幼儿园，不能老是放在家里成了留守儿童。

内心深处，他听到南乡县城南街道盖士村在召唤，家乡在召唤，在外终究是浮萍一样，没有根的，自己的根在南乡，在盖士。出门打工只是无奈的选择，只是谋生的一个阶段，只是原始资本积累的一个过程。

可是这个选择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30几岁的年纪，上有老，下有小，容不得失败，一旦失败就只能回到打工时代，就要继续两地分居，天各一方，骨肉离分。这个风险和后果是在单位上班的同龄人所不能承担和接受的，只有像盖大龙这样的无产者，才有魄力在稍纵即逝间把握住这次机会，实现自己的毕生抱负，不枉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