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保泰之所以敢于购买黄锦的三百盐引，是有自己的考虑的。

明代，制盐行业由户部掌管。当时，全国共设有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六个都转运盐使司，盐使司下设有分司，分司下设若干盐场。山东盐业的生产与管理也按照这个结构运行。《明史卷十《食货志四记载：“山东所辖分司二，曰胶莱，曰滨乐；批验所一，曰泺口；盐场十九，各盐课司一。”

距离济南府最近的就是滨乐盐使司分司，和泺口批验所。

盐商们从盐使司分司，拿着盐引提出盐来，然后在批验所进行重量鉴定。整个过程都在官方的监控之下，很难有作弊的机会。

但是，山东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因为泺口批验所已经被撤销了，盐铁专卖，是几千年的政策，怎么山东就不同了？

这还得从最开始说起来。

明朝初年，凡是通向盐场的河道都得到开发利用。甘一骥《盐河议记述：“国初，山东盐河有东、北二大支。其北一支属泺口、蒲台二批验所。为大清河，泺口上流自东平坎河口、东阿、平阴、长清、齐河而东入泺口，下流经齐东、蒲台、滨州、沾化、利津人海，以通宁海、永阜、丰国、永利、利国、富民、丰民、王家冈等场，运盐出入场，过蒲台、泺口二关而达运河。”又“其东一支属乐安批验所，为小清河”。又“登莱等府，寿光、日照等县，各有支河人海，此盐河南一支属乐安批验所而通海沧、高家港十一场之盐利者也。”

河道的开发利用，的确方便了盐产品的外运。然而由于自然原因，成化以后，山东东部的河流大部分干涸，水运被迫停止，食盐运输受到阻碍。

等到了万历年间，大多数运盐的河道，早就已经干涸了。这会儿，部分河道都被周围的人种上了粮食，成了耕地，怕是再也没有复通的可能性了。

盐是大宗货物，动辄几千上万斤，如果陆路运输，成本是不可能想像的，所以山东这个战国时期的盐铁之利户口千万的省份，到了明朝时期竟然需要北食长芦南就两淮。

谁让人家长芦盐场和两淮的盐场出产的盐能够顺着运河走？而你山东的盐场，只能用小推车去送。

运河堵塞，销量不畅，最终导致了山东盐业的积压。大量产品堆积在仓库里面而无人问津。

明朝前期，沿海制盐业全部由官方一手经营。灶户按丁计课，必须完成国家规定的产额，官方则给予工本米钞，完成盐课后的余盐也要交给国家，不能私自支配。灶户一入灶籍，不得解脱，官方于此控制相当严格。最初，官方对灶户比较优待，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征收上来的盐已经难以销售，朝廷索性开始征收折色。

柳庆父子的俸禄里面有折色这一个名头，就是把俸禄里面的米折算成布或银子来发放，进而达到变相削减工资的目的。而灶户们每年被征收的折色，则是出于另外的目的，增加朝廷的收入。

明朝廷文官们拍脑门想出来的办法，可以说是危害十足。

照理说，山东盐业之所也滞销原因在于运河的堵塞，只要是复通运河，问题就能够解决。

官僚们并非是不愿意浪费精力在复通运河上，因为这样的工程必然意味着大量贪污腐败的机会。

但是这种好处比起两淮盐商们给的好处则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富可敌国的两淮盐商们，谁也不愿意看到好不容易败落下去的竞争对手起死回生。

征收则色，省了朝廷的事情，省了官僚的事情，也省了两淮盐商的事情。

但却还哭了山东的灶户们。

在穷苦的乡下，不要说是白银，就连成贯的铜钱都是很难见到的，为了应付朝廷的折色税收，灶户们只能贱卖自己生产的各种农产品，包括不再畅销的盐。

正如甘一骥《盐河议指出：“成化以后，海沧等……十一场灶丁改征折银，每引七分五厘，共征六千余两。舍其所产，征其所乏，而灶丁渐累渐逃，愈逃愈累，无复更生之望。”

朝廷也没有把事情做绝，在山东一地，灶户们上缴完应付公事的折色银子，就可以自己售卖食盐。

当然这个自己售卖食盐是只允许在本府售卖，不允许越境的。

这个政策被称之为民产民销。

看起来似乎是给了灶户们极大的优待，实际上却是口惠而实不至。

就拿距离济南府最近的阳信县盐场来说吧，三百里地，一路上连吃带喂，再算上雇佣马夫、牛夫的薪水。

每斤盐光运费就将近一文。

听那个去当了盐丁头子的杨弘毅说，光是滨乐的仓库里面，就堆着大约三十万斤盐，里面历史最悠久的，大约是成化年间生产的。

所以，别看长芦、两淮的盐场里面一粒儿盐都没有；但是山东的盐场里面则有的是盐。

只不过运费太高，卖不出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