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病就真的没得治了？”说话的时候我们三个已经围着早餐坐了下来，我同他俩说了我已经身患绝症，在一段沉默之后，阿明皱着眉头问我。

“没得治了，这他娘的不是病，是命。我的命来了，哪里是能治得好的。”我接过阿明递过来的云烟，点着，吸了一口又慢吞吞地吐出烟雾，装作云淡风轻的模样。

“是哪里的医生说的？有没有去过上海或者北京看看？再不行的话就出国去看，我不懂医学，但总觉得不该是毫无希望的吧。”熊某阴沉着脸，抬起头看我，眼里有些红润。

“不看了吧，没必要了。我可不想被安置在病床上受人摆布，那似乎比死亡还要可怕，对我而言。”

“也是这样的，这样大的病症去接受治疗确实太折磨人，像是《挪威的森林里绿子父亲那样，人会没了尊严的。”熊某深吸了一口想要，捂住脑袋，看起来有些失落。

“更可怕的是那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无能为力，即使能维持生命也不过是多承受些痛苦罢了。”阿明把脸转朝一边，用力的吸了几下鼻子。

“是呐，更何况也是治不好的。就不必拿着钱糟蹋了，还要连累父母一起辛苦。”我总结发言，然后熄灭了烟，喝起了豆浆。

三人又陷入了沉默，各自低垂着脑袋，像是犯错受罚的小孩。

“还有三个月？”熊某一边嚼着嘴里的肉包子一边忍着眼泪问我。

“说是大概还有仨月，具体还剩下多少日子我就没仔细去算了，洒脱一些嘛。”我不由得想起好像最近美国的科学家发明了一款智能手表，该手表可以通过分析饮食习惯和睡眠状况等信息来测算使用者的寿命。也就是说，那玩意儿戴在手上人就能够看到自己所剩余的生命时间，在倒计时，实在可怕。

“想干些什么？我们能帮你啥？”熊某把包子一咽，抹了一把鼻涕问我。

“是啊，有喜欢的女生？或者有想做的事情？只要我们能做的…”阿明也是满脸的真诚。

“不必了，我已经有了打算，”我打断了阿明，“我想出去走走。”

“出去旅游？”

“算是吧。”

“可以吗？以你现在的身体，不怕有什么危险？”

“没什么危险的，也算是破罐子破摔了吧。”

“也是。”

“嗯，的确如此。”

又陷入尴尬，却比方才的气氛要缓和一些，大概是因为吃饱喝足而心情变好的关系。

“那打算去哪呢？”

“这个嘛，打算先去广西，想去看看海，最好是涠洲岛，听说风景不错。再以后嘛，就不知道了，顺其自然吧。或许就像高更那样，定居于一个岛上，也搞些艺术创作出来，直到死去。”

“毛姆的《月亮与六个便士？哈哈，挺有意思，挺潇洒的！”

“是这么回事，只不过真实的高更得的可不是麻风病，而是…”

“哈哈哈，果然是高更，看来毛姆也算是善良的了！”

“说不定是毛姆喜欢高更，才刻意写成如此呢！”

“哈哈，崔槐啊崔槐，你真是时刻都不忘记调侃，即使是在，是在…”熊某突然闭住了嘴，眼眶再度红了起来。

“即使是在将死的时候？哈哈，坦率的说嘛，这没什么，我就要如此，可不能被吓破了胆子！想想金圣叹吧，我倒是愿意成为那样的人！娱乐至死！”

“嘻嘻，真是崔槐，还有金圣叹，’好’，’疼’，可是经典！”

“是呐，还有’花生米与豆干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可真是幽默到底！”

“没错没错，十七世纪最伟大的印象主义批评家，哈哈，可不是我熊某说的，是林语堂老先生说的。”

“说起林语堂先生呐…”

沉默，忘记沉默，又沉默，再次忘记沉默。年轻的生命里总是充斥着无限的乐观，即使是面对死亡这样沉重的命题，也会不自觉地去趋向于一种轻松，用以幽默和搞怪去“粉饰太平”。但死亡始终在哪里，不曾变过，于是我们便产生了一种游走于快乐和悲伤之间的状态，像是薛定谔的猫到底是生是死，在盒子未开之前，我们始终不知道自己将会以何样的心态去面临死亡。这也就变得更加有趣，是无数可能性的叠加，互相作用，反应，像基因最初决定人的模样，我们在生活中也在不断着“二次基因”或者说是经验的选择，然后决定将会如何以人的身份去失去生命。这似乎就是宿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