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楚言他们一行五人，在清晨五点整，就在周社长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广场。

几人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面积达到44万平方米，可以容纳100万人举行盛大集会的、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大家都被眼前宏伟壮丽的景象所震撼了。

出乎大家的意料，清晨五点的广场上，居然已经聚集了数千人，远处还有不少人正陆陆续续赶来，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他们才知道，这些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每天清晨，都会有上万人自发来到这里，只为亲眼目睹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

这对于除了楚言之外的几个人来说，几乎就是天方夜谭，此刻，他们才真正感受到祖国民众的凝聚力，体会到万众一心的力量。

当国旗班的战士们，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从**中缓缓走出的那一刻，上万人聚集的广场，除了军靴与石板地面碰撞，所发出的声音之外，整个广场竟然鸦雀无声。

待到庄严的国歌响起，楚言也跟所有的战士们一样，整个人如标枪般站得笔直，同时抬头，举起右手，向着国旗的方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直到听到“礼毕！”的口号声，才放下手来。

旁边的周楠看着这一幕，也不由得在心中暗暗点头，无论今天楚言是什么份，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对国家无限忠诚的战士，这一点，绝对不会改变，而他现在的特殊份，却正好可以在脱下军装后，为祖国在其他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加完升旗仪式，一行人就步行回到了几百米外的燕京饭店，今天和明天的白天，都将有专人，陪同楚安然夫妇和秦歌，在燕京参观游玩，像故宫、天坛、颐和园等著名景点，都在几人的行程单上。

不过，按照楚言提出的要求，行程单上的最后一个景点——长城，则被安排在会议行程结束后，再由他和表哥，陪着家人一同前去。

稍后，在北影厂的会议室中，楚言跟张楚雄，与一众内地影业行业的精英们，在周社长和宣传部、文化部的相关领导列席下，举行了闭门会议。

会议的议程也很简单，首先是由楚言，分别介绍香江和美利坚电影行业发展的经验，分析内地电影行业在各方面存在的差距，探讨华国电影行业发展的方向，再由其他与会人员提出问题，楚言和张楚雄尽量予以解答。

经过和周社长的提前沟通，楚言得到的指示是“大胆地说”，于是他也没有对自己事先准备的材料进行任何修改，直接在会上发表了真实的看法：

首先，楚言认为，目前华国电影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追求高质量的文艺电影，而是应该着重于培育市场，让电影人逐渐适应市场化的发展规律，尝试通过商业电影，将广大的观众群体，引入电影院中，培养民众的电影消费习惯。

而这必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早一天开始，便会早一天收获。

他以华国电影史上，目前最成功的商业电影《少林寺》为例，这部合拍片，在当年内地电影票价约为0.1元的况下，创造了过亿元的票房成绩。

换言之，这部电影的观看人次超过10亿，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但是奇迹的背后，也有其必然，这既突显出了，内地民众对商业电影的消费需求，更彰显了内地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

其次，楚言提出了扩大制片数量，培养大型电影制片厂的构想。

好莱坞的发展轨迹已经证明，当院线没有足够多的影片放映的时候，就不得不拉长每一部电影的上映周期，长此以往，必然会丧失对观众的吸引力，而少数大型电影制片公司，加一批中小型独立制片公司的组合，才能更好地促进电影行业的发展。

当然，鉴于内地目前电影制片厂，都属于国营企业的缘故，考虑到经济发展和观众消费习惯的培养周期，可以逐步整合内部资源，分阶段地引入民营资本，形成以国营大型制片厂为主体，民营中小型制片公司为补充的行业架构。

这样既能保证行业总体发展方向，也有利于通过市场竞争，整合各方面资源，加强内地电影制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再次，也是与制片厂发展相辅相成的，院线的建设和票房分账制度的完善问题。这一点，无论是在香江还是在欧美，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模式，而内地目前还处于摸索阶段。

鉴于院线建设属于重资本经营项目，在国家投资能力不足的况下，应当考虑引入民营资本积极参与，毕竟，有着上映审查制度的制约，不必担心民营资本主导的院线，有什么不符国家政策的举动。

而票房分账制度的完善，正是院线和制片方的核心利益所在，只有通过健康合理的分账制度，才能保证合理的利益分配，保障双方的健康发展，提高投资电影行业的积极。

最后，楚言还提出了两个希望，一是加强内地和香江电影行业的交流，其中主要应该是人才交流，可以通过政策鼓励合拍片的形式，促进双方在人才和电影技术上的合作与交流；

二是效仿好莱坞的模式，充分发扬内地的优势，在电影行业复苏之初，就开始成立和完善行业工会制度，事实证明，有了完善的工会制度，及相关法律保障，能够极大地促进电影行业的发展和自律。

听完楚言的发言，这次参加会议的内地电影人，都不由得心生感慨。

别看楚言比在场的各位都要年轻许多，但他对华语电影的思考，却是相当的深刻，他所提出的很多不足和差距，还有相关的可行解决方案，都是很多人现实工作中，所遇到的客观困难。

特别是一些制度上的问题，绝不是凭哪一个人，或哪一家电影厂的主观能动可以解决的。

另一方面，在座的也不乏能想到解决方案的有识之士，但受限于份，是不太可能跟自己的上级去提出来的，因为其中很多涉及政策改革的部分，作为体制内的一员，说出来，容易让人质疑你个人的立场。

再者来说，大部分人也没有向文化部、宣传部这样的最高级管理部门，反映问题的渠道，越级上报可是体制内的大忌，能混到如今的位置上，在场的可没有蠢人，木秀于林的道理，大家都清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