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静，你说话不是喜欢说“俺，俺，俺”的么？干嘛又改口，不说“俺”说“我”了！”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曾仕湖和廖晓静就起床了后，曾仕湖似乎发现廖晓静讲话变了味，忍不住好奇，向她问道。

“我想做你的女朋友了！那不改改口音嘛！其实普通话有啥难说的，刚开始认识你们的时候，我是故意那样说，看看你会不会笑话我，见你不笑话我，以后你带我出去，也不能表现得太土啊。”

“晕！”曾仕湖听到这个哭笑不得的答案后，忍不住又说出他那种不拘一格的观点

“什么话叫做“土”，什么话叫做“洋”？这是没有标准的，难道广东人、香港人说的普通话“洋”？说实话如果以北京普通话为标准，或者以电视的普通话为标准，粤语味的普通话实在是“不堪入耳，不敢恭维”。

语言是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工具，只要思维清晰，不要词不达意，说半天别人都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能听懂就可以！

至于口音，当然能改一下也是可以的，免得别人听不懂。但改不了也没办法，自己从小就那样说，口音是根深蒂固的，说什么样的方言是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我们的伟大领袖，一口湖南话，但并不妨碍人家写出那么多的诗词歌赋，并不妨碍人家指挥千军万马，并不妨碍人家写出哲理性极强的鸿篇巨著。所以笑话别人说话口音的人，这个人本身就是个笑话，看不透事物的真相”

“我才晕你，我改一下口音你能说出一大篇大道理，那我改还是不改啊？”

“随便你呀，我不会觉得你说“俺”有多土，反正我听得懂，如果我听不懂，会叫你改。我还想问你一个事，你先答应我问了你不许生气。”

“问吧，我不生气。”

“那你穿得那么“土”，也是故意的么？”

听到这个问题后，廖晓静神色又黯然了下来，说

“不是，我没钱买衣服，穿的都还是以前老家带来的”

“怎么会买衣服都没钱呢？据我所知，你们厂的操作工，每个月工资都会在11001200左右呀？你又是住宿舍，怎么会连买衣服的钱都没有呢？”

“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寄800块钱回家，我能读完初中，都是我强烈要求下才得到的，我和我继父说，给我上完初中，有初中毕业证才能去广东进得了厂，打得了工，这样我才得上到初中毕业，我答应他，毕业后每个月给家里寄800块”

“马拉个币的，那门子的道理！草，供小孩读书，受教育，是家长天经地义的任务和责任，居然这个也能谈条件？那就因为这个，你就必须每个月寄800块钱回去？寄多久，一年？三年？五年？十年？

也是你而已，如果换成我，越是这样我越不寄钱，世界上那来的这个道理。养个小孩，供小孩读书付出的那点钱，要像放高利贷那样？以后要连本带利地一起收回来？你继父没手没脚不能劳动么？年纪轻轻养活不了自己么？要靠你每个月寄钱回去才能过生活？我估摸你寄钱回家也是给他拿去赌掉玩掉吧？”

曾仕湖听到廖晓静的话后，觉得他继父的做法严重的超出了为人父母的底线，比他自己父亲“半仙兄”更恶劣百倍，虽然和自己无关，但仍然忍不住觉得非常气愤，大声说出自己的意见和不满。

“你别生气！如果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我不会再这样给家里打钱的，我也要顾及我们自己的家，我答应我继父，打够一万块给他，以后有钱就打，没钱就不打，不用再像现在这样了！但是我答应他寄一万块，每个月寄八百，如果现在我不按时寄回去，他就会打俺娘来出气”

“畜生！老子见过人渣，但没见过这么渣的。晓静，我不是看重钱的人，我是觉得你继父那种做法，已经不配为人父，为人夫。

做为儿女，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赡养是指父母年迈无力之后，而不是像你继父这样，身强力壮却剥削自己的继女，你以后可以不认他。”

曾仕湖说完后，似乎又意识到自己说得有点不对，外人不应该这样劝说子女不认父母的，而且骂得也有点过分，什么畜生，人渣都出来了。他缓了口气，说：

“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能你家的情况有点特殊，那你每个月这样给家里寄钱，你自己还能剩下多少？够用吗？”

“还剩400来块，基本上够用，你知道我平时住宿舍不用交房租，就吃饭而已，一天10块钱就够了”

“好吧！如果以后你钱不够用，可以在我这拿点，我和仕强工资都还算可以，我们不用每个月给家里寄钱，我父母都还能自己养活自己，甚至还能倒帮点我们。走吧，差不多到时间了，我送你到厂门口，我也去上班了。”

说罢曾仕湖骑起锁在出租房一楼的单车，搭上廖晓静，在路边随便买了份早餐，送她到了厂门口后，又独自骑去自己上班的地方

时光荏苒！每天都是那种单调的两点一线的生活，时间却过得飞快。一转眼两年过去了，不过2001年，2002年的春节。曾仕湖、曾仕强两兄弟都没回家过春节！并不是他们不想回去，或者买不起比平时贵34倍的车票，而是那年代春节想回家实在是太难了。

当年广州春运时的各种乱像，相信只要是那年代的人都会记忆犹新。

当年的火车站是全国各地的文明死角，脏乱差，扒手出没，票贩子猖獗，还有诈骗抢劫、卖淫贩毒无奇不有。

曾有报道记载，1993年3月下旬，前来广州参加研讨会的五六名代表相继在火车站一带遭到抢劫、偷窃、殴打或污辱。有的代表刚下火车，在公厕内即被歹徒强搜腰包。事件发生后，两位与会代表愤怒不已，提前离开。广州火车站一度成了外来者的噩梦。

这也算是那年代的特有现象吧！而造成这一丑陋现象的原因，应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年火车站滞留的人实在太多，人满为患，流动过大造成监管不力。

而为什么会出现滞留，直至人满为患，诺大一个广州火车站广场，春运时居然连人都站不下，很大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当年运力不足。

作为全国外来人口最多的一块地方，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地，每年要从这些地方返乡过年的人以数千万计，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这些人要通过各种交通工具，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而当年自己拥有小车，有条件自己开私家车回家的家庭又少之又少，对火车站的压力，对铁路公路运输的压力可想而知了，所以火车站的各种乱像也就不足为奇了。

春运现象，起源于改革开放后，春节期间返乡人员的大规模流动，90年代就达到了高峰，人流量过大，运力不足的矛盾在春运期间展露不疑，据相关资料显示：

1994年，全国春运客运量上升至122亿人次，春运压力爆发，当年衡阳火车站还因此发生踩踏事件。

一次事故，背后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开始崛起的时间注释。

1995年，有了前车之鉴，为了控制春运客流量，国家开始强制采取一些措施：一是民工使用单位要将不少于60的民工留在当地过节二是民工输入地区春节后一个月内一律暂停招收外地新民工等。

但各种管制措施，依然阻挡不了春运规模升级的势头。1995年当年全国春运旅客运量依然达到1428亿人次。

1996年，民工流动规模进一步扩大，当年全国客运量约162亿人次。

1994年到1996年，2年期间，客运量多了近4亿人次，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导致的。

1998年，是上世纪90年代客流量最多的一年，当年全国旅客运量高达182亿人次。

这是特别累的一次春运，那年的归家路途显得格外不同，因为和往年不同的是，当年春运海陆空都出现了旅客滞留严重的现象。

当时的广州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广州火车站在客流高峰的两天半运送旅客50万人次，相当于运送一座中等城市的全部人口，这在世界上堪称奇迹。

那个年代，黄牛党泛滥、偷盗事件频发，甚至为了限制流量、错峰出行，中国铁路部门甚至一度采取浮动票价制度。

一花一世界，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故事。春运到了那个年头，更让各地游子在归家路上五味杂陈，离家不易，归家更难。

不过当年曾仕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就算是“春运”等顽疾。在年后，伴随着大量的私家车普及！在一条条高速公路贯通之后！一列列的“复兴号、”“和谐号”高速列车开通之后！“春运乱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乃至消失！

各大城市的火车站，成了各大城市文明的窗口，各种违法乱纪，甚至不文明的现象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乃至根除。

衣着整齐考究的普通中国老百姓，手上提着一个或两个行李箱，井然有序地在火车站检票口排好队，刷着从手机上早已购买好的火车票。进入干净、整洁、漂亮、恒温、高速、安全、准时的高速列车组车厢，以2003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回到自己千里乃至几千里之外的家乡和亲人团聚。

“火车站文明死角”、“春运乱象”等丑陋现象，像垃圾一样被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勤劳智慧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