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处于封建集权主义的高速发展期，很多制度还不完善，年幼的皇帝登基，太后掌权，相信外戚理所当然。

在他们眼中，外戚总比外人靠得住，尽管有王莽的前车之鉴。

“府君之言也是实情，幼帝登基太后秉政，为了稳定朝局，太后自然会重用外戚。

不过下走以为，重用外戚也并非全是坏事，只不过需要对其权力合理制约，加强帝权和太后之权！”刘玘道。

“有道理，依你之见，莫不是要加强三公之权，以此来制约外戚、宦官？”李瓒问道。

李瓒当然是想摸一摸刘玘的底，虽然何颙几乎从未看走眼，不过总不如自己亲自检验来得实在。

“非也！下走以为，为加强帝权，三公的权力绝对不能加强，还应该进一步削弱，应继续遵循光武帝的政治方针。

现在的外戚之所以能够左右朝政，就是因为其集军权和政权为一身，比如大将军兼任录尚书事，而这本身是皇帝的权力。

下走以为，应该进一步提高尚书台地位，至少要提高到与九卿相同，二千石吏！”

李瓒一听，摇摇头：“刘郎，如今尚书台的权力十分巨大，尚书令之所以是一千石，就是官职卑微方便控制，光武帝用其来架空三公，也就是此原因。

你刚才要削弱三公的权力，如今却又要提高尚书台，这不是相互矛盾？”

刘玘笑了笑继续道：“府君，其实这完全不矛盾！尚书台虽然有权，然而其长官地位过低，很容易受到外戚和权臣的控制，也缺乏必要的威信。

下走以为，如果时机成熟，铲除掉祸国殃民的宦官之后，应该进行彻底的政改！”

“不知如何改法？刘郎心中可有思路？”李瓒更加感兴趣。

“下走以为，改革之法可以归纳为五个字：拔、建、复、扩、分。

拔，即将尚书台位置提高至九卿二千石，尚书左右仆射、尚书均秩千石，依旧主管全国政令。

建，可将侍中独立出来建立侍中寺，或者干脆叫门下寺，位置同样相当于九卿，再增加一些士龋任的黄门郎，取消宦官担任黄门的制度，同时赋予他们监督权，防止尚书台权力独大。

复，仅以上两点，还不足以加强皇权，应恢复中书令一职，同样由士龋任，只负责诏书，秩禄比二千石。

如此一来，尚书台只管政令，侍中对于尚书台、中书令所发出的政令以及诏书进行复核，就可以起到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作用。”

现在尚书台的权力正处于高速发展中，已经有六位尚书这六位尚书并不完全等于后来隋唐时期的六部尚书，不过他们只有六百石，也就是一个正局级干部。

虽然二千石太守担任尚书，经常被认为是平调，而且他们也很乐意，然而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如果是一千石，则大不相同。

古代的各个官位都是经过几百年漫长的演变而来，刘玘不可能一下子把集封建专制集权达到最高程度的“军机处”制度搬出来，官吏们不可能接受。

而只能够把最近的先进制度拿出来事，后来魏晋时期逐渐发展和成熟的尚书、中书、门下制度在此时拿出来再合适不过。

尚书令在秦代就有，只不过六百石而已，主要的职责当然是在皇帝的旨意下书写诏书、政令等等。

中书令在西汉时期就开始发展，期间反反复复，自西汉成帝废除中书令之后，东汉并未设立中书令，出诏书权在尚书台。

这实际上反映的是皇权和相权、三公权的争夺。

李瓒与李宣听罢，都觉得刘玘的观点非常新奇，而且又挑不出任何毛病。

“刘郎，那后面的扩、分二字又作何解释？”李宣很有些心急。

刘玘感觉酒意渐渐上来，于是又喝了一大口热汤，然后示意旁边的侍女继续加热开水。

“要这扩字，则更简单，就是应该扩充御史台，让其成为皇帝的耳目，对全国所有的事务进行监察，包括军队。

如今地方刺史涉政情况严重，由于多半的职能相当于地方官，对地方根本无法有效监察。

至于侍御史，虽然数目不少，不过他们位置太高，达到六百石，因此办起事来畏首畏尾。

下走以为，侍御史主要应该留在京城监察百官，地方上，就从那些县尉、县丞、功曹、主簿、督邮、五官掾、州从事等缺中选拔一些二三百石吏，让他们充当监察御史。

由于他们秩禄不高，为了追求更高的地位，这些人势必敢作敢为，敢于揭发弊端和贪官污吏，如此才能取得最佳的监察效果。”

完这个“扩”字之后，他看了看了二人，见他们父子二人听得非常认真，于是又喝了一口热汤接着：

“最后一个字分，此字由于涉及到兵权，因此最重要。下走以为应当彻底变革统兵制度，首先改革尚书台六曹，整合其职能之后增加兵曹尚书。

兵曹尚书主管军令、军备、招募、考喝等，分割大将军之权，同时，可考虑多设几名大将军，奖励那些有功的军人，同时也可以相互牵制，得更白一些，就是……”

设立五兵尚书是自曹魏开始，从那以后军队的管理与指挥权分离有了制度保障。

“五兵”指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五兵尚书最后演变为隋唐时期的兵部尚书，一直持续到清末。

刘玘把自己政改大致思路完，李瓒与李宣非常惊讶。

特别是李瓒，他心中很激动：伯求果然未看错人，刘玘这见解可不简单，他这些改革是站在帝王的角度来看的呢，谁能有这个高度？

同样受到过他好评的曹操呢？据自己所知，曹操也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也不过是提出一些“治乱世用重典”的改革办法而已。

此时的大臣，如果忧国忧民之人，大多会提出一些政治经济改革举措，然而一般不会涉及到体制及架构改革这样的核心问题。

因为那是皇帝的事情，擅自提出来非常犯忌讳。

最关键的是，这样的改革措施百分百会得罪当权者，得罪既得利益者，最后少不得落个身首异处，最低也是全家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