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雄吉回到讲台旁他的座位后，恺自威走讲台，反驳日籍居民提出的修正案，说它是“荒谬的建议”，并下结论道:“我竭力请求你们拒绝这一修正案。”

当谢尔要把这修正案交付表决时，林雄吉也站了起来，并走向讲台。人人都看着这位70岁的小个子老头儿慢慢地走阶梯。当他到达讲台时，却突然从其口袋里拔岀一支点32 口径的左轮枪，瞄准恺自威开了两枪，子弹穿透了这位英国人厚实的大衣.射入其胸膛。

随着恺自威的倒下，会场立即爆发了大混战。台的其他三名男子——工部局董事冈本一策以及总办处的池田和野口一，从林雄吉手中夺过了枪。椅子和垫子在空中掷来扔去。

警务处处长包文站在台阶口，阻挡着试图冲讲台阶梯的其他日本入，同时，警察们推操着林雄吉，将其拘禁;恺自威则被抬至一辆救护车，送往宏恩医院。

恺自威幸免于难。在其同党中成为英雄的林雄吉，则向日本领事馆自首。后者声称，他将被送往长崎审判。而日本的外务省发言人说，在长崎法庭，“不一定”要求海的证人出席。（当时也没有人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恺自威会成为英国“特别行动作战部”驻华战时情报处处长。）

虽然两个日本入企图在2月2日烧毁跑马总会的大看台。海的纳税人——除了联合抵抗抑制这次会议的日籍居民，三天后在康复的恺自威的主持下聚集起来，以7 055票对5票，批准“增收40%附加捐的提案”。

这些新税有助于支付工部局特警队进行西郊巡逻所花的费用。西郊巡逻的任务，使得英籍警官必须每天与海臭名昭著的歹土的娱乐场所恶棍以及各种秘密杀手打交道。

1940年2月1日，星期六，陈私博市长与工部局总董恺自威相会于江湾的市政厅，在镁光灯和觥筹交错中签订了一个警察协定。这个协定正式实施了一年前的临时妥协协议。

它宣布设立沪西特别警察总署（Western Shanghai Area Special Police Force，简称 ）的规章，该警察部队旨在控制与两个租界毗邻的沪西地区，这一地区此前归沪西警区管辖，如今由海的西方防军守卫。

新的沪西特警总署由现存的警察主力部队、整个沪西分局、徐家汇分局的一部分，以及侦缉股的官员与工部局推荐的官员组成。

按照章程，它是在述地区行使警权的唯一机构，并在市警察局的指挥下行事。其最大的编制是1466人，外加12名后备人员，分成5个警察署以及若干警察分署和派出所。沪西特警总署下设7个部门：督察课、行政课、特高处、外事课、刑事课、总务课和秘书室。

设在西方居民占多数的地区的诸警察署的官员，由海市政府（即伪市政府）从工部局推荐的197名候选人（包括华人）中遴选。由于行为不端而被工部局警务处或者法租界警务处解雇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出任官员。

每个警察署基本都由各国人员混合组成，而居于领导地位的，多为欧洲人和日本人。涉及外籍人的案件都由特警总署的外事课处理，虽然不享有条约权的外籍人将按中国法律制裁。

在这种情况下，副职官员在作出最终处理前，应向正职征求意见。假若二者产生歧见，则应由海市警察局及工部局警务处的官员们来解决;假如仍然无法解决，则由市长与工部局总董作出最后裁决。

当涉及到情报、搜査和引渡等事务而需与市政府及公共租界的警察部队合作时，则由专门的联络官推进此事。当逬行，'围截”时，三种警察部队都可以越过边界。在沪西犯罪后逃入公共租界的入（反之亦然），被追逐者逮捕后，将被带到最近的捕房进行登记，并立即交给追捕的警方。

在罪案调査中，若沪西特警总署“合理地怀疑”犯罪团伙的同党藏匿在租界内，则这些嫌疑犯就会被直接引渡。在此情况下，沪西特警总署应在一周内提交犯罪证据，否则就得将被控者交还给工部局警务处“妥为监管”。

（尤其这一条对蒲素他们极为不利，实际对伪警察的权利进行了无限放大。）

尽管这些协议五花八门，但是正式编组新的歹土警察部队的主要障碍却在于一个特别附件，它首先延迟了这一协定的签署。附件规定了在其辖区内，所有非法行业（诸如经营赌场、买卖鸦片和麻醉品，以及为癒君子提供毒品等）都禁止存在。

伪政权当局表现出明显的不情愿，甚至不想假装尊重这一规定。这便使得实际组建沪西特警总署的事情依然止步不前，即使日本宪兵队、李士群的“盖世太保之拙劣膺品”，以及支持歹土非法暴行的伪政府警察之间正在为争夺警权而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规定声称，沪西特警总署将在大西路57A号开设捕房，并派遣其巡捕于1940年3月17日穿着新的警服街巡逻。新任命的沪西特警总署署长并非别人，正是特别巡捕队的警官潘志杰，他曾从事收买租界警察的勾当。

毋庸赘言，歹土的赌博与毒品买卖依然兴旺发达，乃至变本加厉，因为工部局警务处正努力将这类勾当赶出公共租界，这些买卖便只得转移他处。

1940年2月和3月，工部局警务处开始在公共租界内查禁赌博。第一目标乃是海的“吃角子老虎”大王杰克?拉莱（Jack Riley）。拉莱已因抢劫罪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立监狱服了 25年徒刑中的10年，当时，他获得“可以信赖”的好名声，故被允参加监狱棒球队。

在第一场监外比赛后，拉莱让其队友返回监狱，而自己则搭乘了一辆相反方向的火车，经历了多月的航海旅程之后来到海。他使用了“Becker”一名，在外滩的小注赌博中，用其熟练的掷骰子手法积聚了不少赌资，以至得以进行真正的赌博，从而赢得了法租界内的曼哈顿酒吧。

于是他便开始购进吃角子老虎机。至1940 年12月，拉莱的吃角子老虎机已经遍布全城。甚至美国第四陆战队俱乐部，也用拉莱的吃角子老虎机所赚的钱支付租金与大部分开销。

拉莱还在歹土的**夜总会内开设了自己的赌台，并在赌场里拥有股份。工部局在致美国总领事的一封信中，表达对于拉莱的正式抱怨。美国在华法院地区检察官的特别助理小査尔斯?理査森(Charles Ri)受理了这一案子。

理查森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过法律。他很快断定，拉莱无疑违反了管理在华美侨的哥伦比亚地区法规中的反赌博法。于是，拉莱遭到逮捕。

这一逮捕很不得人心。在海的外国流亡者中，拉莱是一个很友善的人，他只是提供了吃角子老虎机，满足人们无害的需求。然而，当警察为他登记时，却发现其指纹被酸部分地消蚀了。理査森因此要求美国在华法院开岀迄今以来最高的保释金——50万元，即2万5千美元。

拉莱在被捕不到两天之后，就将保释金交到了这位法院办事员的手中。同时，公共租界内的所有吃角子老虎机都消失了。

拉莱的律师否认了其委托人的美国国籍。因为在他名下没有护照。理査森迅速将工部局警务处取得的拉莱的指纹发给了联邦调查局，后者发现了写着“Becker”之名的通缉卡，面记录着其岀生地、亲生母亲以及出生时的医生。

毫无疑冋，杰克?拉莱是个美国人。当拉莱自信地走进法院时，他被理査森戏剧性地岀示的其美国公民的证据惊得目瞪口呆。就在法庭进行午餐休息之前，拉莱离开了审判室，再未回来，他就这样损失了 2万5千元保释金。

工部局警务处将目标从吃角子老虎机转向了设在公共租界内的五六个赌场。据说这里的赌徒在租界里划分了“势力范围“，他们愿意合作的条件是：假如一个赌场遭到冲击，其老板可以在另一赌场的地盘内再开另一个赌场。

1月11日，工部局警务处搜捕了静安寺路1477号声名狼藉的德义大楼，逮捕了“37427俱乐部”的老板安东尼奥?佩尔佩图(Auo)。他被送葡萄牙领事法庭受审，这是外国人在本国领事当局面前受审的第二个例子。

警方希望将其他五个赌场也都关闭。“我们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在与他们斗争，而这次终于把他们赶出了租界，

工部局警务处这次战役的下一个阶段在1940年2月进行，在迪克?莫伊尔(Dick Moir)巡官领导的一个特别巡捕队的指挥下，由帮办处长维克托?沙曼(Vian)领导的一个飞行队实施。警方已经査封了设在私人住宅里的若干“低级赌场”，然后继续大规模围捕没有组织的赌徒(例如，25人被控在九江路股票交易所里于业余时间赌扑克），重点则放在大赌场，诸如爱文义路豪华的“银宫”，或者设在沧州饭店内的轮盘赌，中外赌徒都遣到拘捕和罚款。

至1940年3月29日，工部局警务处或可宣称，这场历时三个月的战役业已取得成功。“这是警方在五年内第一次发觉，再无公众賭场可供釆取行动。然而，这仅仅是公共租界内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不正当行业却正兴旺繁荣着。

工部局警务处于1940年1月和2月的搜捕，只是将租界里的賭徒赶到了歹土，有些赌徒在此长期隐匿于几座英国风格的乡村别墅中。它们置有华丽的大门、长长的车道，距忆定盘路和海格路不远。

在日本占领期间，沪西的赌博和鸦片生意十分兴隆，当时，“由日本浪人与流氓组成的乌合之众”迁了进来，同时还有原先在毗邻香港新界的深圳经营赌场，如今跟着日军涌人沪西的广东人。当然，海本地人却也并不落后。

歹土不正当行业的地下经营者们承认两个权力机构。就日籍歹徒而言，是日军的特务机关;就华人来说，则是极司非尔路76号。

虽然李事群例行公事似地否认了其秘密警察与赌博业之间的关系，但是，不正当行业已经成为地区伪政权及南京汪未经政权的一个主要的和不断增长的收入来源，此事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租界当局清楚知道，沪西赌场的经营者们为南京的税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假若相信这些人在自已的賭场将被查封之前，未曾得到南京的通风报信，显然是十分可笑的。

他们非但没有显示出受到警告后本应神经紧张的任何迹象，反而有大畳赌场在“装修”方面大把花钱，并且还有新的赌场开张营业。因此之故，人们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附设烟馆和其他场所的赌场，正在继续发展。

只要不正当行业依然存在，极司非尔路76号便也将继续存在，即使它仅仅是为了分赃。

这即是汪伪政权为何有时候被人称作“蒙特卡洛政府”的原因，也是陈私博市长为何发现难以取缔歹土的不正当行业的原因，尽管他对公众作出了许多承诺。

例如，1940年的年初，另一家豪华的赌场“联侨总会”开张营业了，23个流氓，企图绑架一位做染料生意的华籍百万富翁;其他恶棍从歹土的校园中诱拐儿童，索取赎金;一个小流氓在倍开尔路绑架了骑自行车的男孩，要求13元的赎金。绑架正变得越来越流行：

一家非官方的中国银行的经理被日本人绑架，并被勒索赎金。这是伪政府募集基金的好办法。日本人不愿意从自己的钱包中掏出更多的钱来维持这些功利主义的傀儡，以至当其傀儡大声嚷嚷，开出欺诈的单子，要求钱款或者额外战事的装备时，他们通常都拿出一份精心编制的名单，从中挑选并绑架某个估计能够偿付所索赎金的人。

绑匪绑架了海金业交易所的副总裁、崇美化工厂的总经理、义泰兴煤号老板，以及华商纱厂联合会的一个负责人。“古怪和外国类型的恐怖活动成了本市的时尚，最近以来，谋杀、绑架和爆炸案接二连三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