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也反映出所谓爱国运动分子的社会结构、从汇拢的情报来看：这些小市民的社会身分并不固定，他们租借廉价房，从一家迁至另一家，消磨时间，等待另一次恐怖活动的任务。

他们在贫富悬殊的全城游弋。在抗战爆发前，上海已被认为是“二十四层的高楼底下还有四十八层的地狱。”

但是，即使该城的精英们在许多方面都脱离了人民大众，这场恐怖战争的社会冲击力仍如霰弹在他们中间爆炸一样。

事实上，他们是双重牺牲者因为他们经常由于自己的身分而成为绑架和暗杀的目标他们还是重庆和日本一伪政权恐怖力量之间反复搏杀的被动见证人，许多人被枪杀和炸死。

一直以来，日本对中国爱国者们做出的过激反应，却导致原本态度暧昧的美国人变得强硬起来，以至要废除美日商业关系。美国总统的这一决定反过来又将日本推向了珍珠港事件。

像徐恩佐这样的刺杀分子有可能预见到这一朦胧的因果关系吗？它将把美国拖入与日本的战争，并且帮助中国最终战胜了侵略者。

这不太可能，尽管国民政府的安全总头目戴利将军本人肯定期望这一可能性。青年爱国者们放下麻将牌，离开位于市中心的旅馆，在马路上袭击一个又一个的高级通敌分子，无意之中促使美国陷入了一场以他们深深卷入中国内战而告终的战争，尽管远不能肯定究竟是哪一方将会成为中国的统治者。

只是在这场争斗中，上海的恐怖分子是第一个掷下骰子的。

上海之战持续了三个月，在1937年8月13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事后的最初几天内，中国人面对着来自江中所泊海军舰艇上的毁灭性炮火，体现岀了非凡的战斗热情，将日本人驱赶到黄浦江边。

由于公共租界的中立，日本人在其远征军于9月1日在北面的吴淞与浏河之间开辟第二战场之前，不可能从侧翼包围中国军队。即使到了那时候，常凯申也仍继续将其最精锐的部队投人到这次决战中。

至10月，中国配置了71个师以及几乎所有的炮兵，共计50万人。日军则有6个师和6个独立旅，总共只有20万人。但是其飞机则取得了制空权，炮火也占有优势。

闸北遭受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火灾。但是，中国人仍然以沉着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气概坚守着阵地，凡是亲眼目睹其牺牲的人都如此评价。

11月5日，第三战场开辟。当时，柳川平助率领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向内陆推进到中国军队右翼的后方，于11月9日击溃了沪宁铁路沿线的国军。那里的大部分桥梁早先已被日本的空军摧毁。

松井石根将军的装甲纵队不再受阻于闸北的碎石，而是趁中国军队撤退之机展开屠戮。约30万中国军人死于上海之战，另有几十万人死于12月12日南京陷落之时。

上海乃是二次大战中第一个被摧毁的世界大都会，其工业所受的损失达到56亿元。大片居民区遭到破坏，数十万人无家可归。九百家工厂、工场和作坊的设备被毁坏。另有一千个设施被日军摧毁或占领。若将华人区所受的损失都计算在内，则该城市丧失了70的工业潜力，上海及其相邻工业区的60万人失去了工作。

战争损失估计达到10亿、20亿，乃至30多亿元确切数字不得而知。另外还损失了8亿多美元的国外投资。此前集中于上海，并在1937年初显示良好前景的中国的经济复苏，就这样被战争扼杀了，全国倒退了数十年。

难民大量涌入只有10平方英里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致使数周之内，人口从150万猛增到400万，每户的平均入数达到31个。175个难民营中的大部分入回到农村故乡，但仍有数万无家可归者流落街头，成千上万人睡在办公楼的走廊、商品贮藏室、庙宇、同乡会、娱乐场所以及仓库等等地方。

随着冬天的到来，疾病、饥饿、寒冷等诸般苦难也随之降临，岁末，街头或废墟上收到一万多具尸体。

但是，难以置信的是，被日本占领军包围，直至四年后偷袭珍珠港以后才结束的“孤岛”上海，却开始享受表面上的反常经济繁荣。公共租界内的棉纺厂以英、美公司的名义重新运行，利润达到两倍、三倍，七家新厂建立起来。

面粉厂每年的产量增加百分之十。美国控制的上海电力公司的规模扩展了百分之十，设备添置费达200万美元。公共租界内出现了400个小型企业，而大部分都来自日占区，制造业、化工产品、药用油、玻璃器皿、灯泡、手电、电扇、糖果，以及香烟等等由于这些产品的原材料只能依赖进口，故海运业和保险业也得以发展。

移民需求之增长所带来的刺激是造成这种繁荣的主要原因。另一类不断增长的需求，则来自于经日占区交通线而与内地“自由中国”的贸易。

1940年年初，这类贸易额估计高达12亿美元，日本军官们则依靠受贿而发了横财，他们极易接受中国商人的贿赂。

出口贸易也得以改善，主要是因为上海的50家德国公司包揽了大量的海运业务：60的茶叶、70的芝麻、75的菜油、40的猪肠、25的鸡蛋产品，以及上海市场上所有可用的皮革制品，以在饮食、衣服和鞋子等方面支持第三帝国的战时经济。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人维持了一个流亡的上海市政府。。尽管如此，当国军于11月11日一从上海撤退，日本当局就提议由若干名人杜老板、虞老板等，接管城市的行政管理，然而，这些对象不是离沪前赴香港，就是表示异议，因为他们害怕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

天主教神甫陆伯鸿在南市有轨电车、电力公司以及闸北自来水厂拥有大量投资，他同意组织一个“南市地方自治委员会”，但是拒绝岀任市长。

因此，当1938年1月华北的傀儡政权并人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临时政府，华南则于1938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

伪政权宣称，它将废除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政府，消灭共产党，避免东亚“赤化，巩固中日和平合作，使难民重返家园，成立保安组织以清除盗贼和进行“清乡”，救济失业者，借助外国资本和“友邦”，促进工农业生产，协助现有的工业和金融机构增产、发展，使国家富裕起来，将中国的传统道德价值与国际科学知识相结合。彻底改革教育，废除此前导致民众沉重负担的苛捐杂税，坚决支持和鼓励人才的充分使用、对政府的自由批评，以及严格限制下层官吏的腐败与专政。

外国观察家们觉察到，1938年6月间，上海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情”浪潮，在所有的周年纪念活动上都飘扬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旗子。诸多小报上发表了不少主张武力的社论，正规的报纸则撰文鼓励青年们参加或组织游击队。6月10日，发生了袭击通敌分子的七个恐怖事件中的第一件。一个名叫尤菊茹的棉花经纪人受伤，他是日本人赞助的上海市民协会的成员，其俄罗斯保镖则被杀。

翌日，维新政府的一名小官遇刺受伤。6月18日，伪政府的土地委员任保安在中国通敌分子与日本朋友的一次舞会h上被杀。六天以后，一名男子被杀于律师事务所，而尤菊亦的四个朋友则在一家旅馆客房内遭到枪击，第二天，亦属上海市民协会成员的粮商顾警一被杀身亡。

6月29日，刺客们伪装成乞丐，暗杀了伪政府船舶检查处处长尚德明。

对于这一恐怖活动浪潮的评价，舆论方面的说法不一。有些迹象表明，这是通敌分子对立派别之间的纷争，他们都想获取日本人的政治宠幸和金钱支持。人们推测，这些伪装的爱国事件实际上是争夺日本的战利品。另一些人认为，这是被船舶检査员征收重税而激怒的米商或船夫的报复性谋杀。

然而，多数人认为，这是某个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在上海的活动，这些暗杀都是岀于爱国的动机，大部分人相信，该组织即是蓝衣社，是狂热地忠于蒋介石的一个式会社，专致力于铲除“汉奸”。

当然，蓝衣社只是包括复兴社在内的一个综合系统的一部分，其“”性质不断受到质疑。最初的蓝衣社创立于1932年。作为力行社的一个外围组织，它是由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的、狂热支持“领袖”蒋介石的右翼团体。

1934年以前，他们在华北的游击活动使得日本军方认为，蓝衣社是“华北及满洲国展开全面抗日活动的幕后策划者”。他们确实还被认为是华中地区反日恐怖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故在1935年的何梅协定上日本人有不止一条的理由要求解散蓝衣社。

国民政府对于协定的遵奉是有限度的。正如事后陈立夫所言“虽然常凯申下令解散，但其解散只是表面上的。在上海，社会局局长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委吴醒亚组织三个团体，在前蓝衣社成员的管理下，继续完成复兴社的工作：由大学生组成的青年力社、中学生组成的中锋社，以及由独立青年组成的上海市互助社。

然而，1936年8月4日吴醒亚去世后，三个组织就不再积极活动了。

尽管如此，1937至1938年期间，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组织都将反日恐怖活动归在声名狼藉的蓝衣社的名下，以为其领导者是前警察局长蔡劲军，他的伪装身分是励志社上海分社的首脑，秘密总部设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与萨坡赛路交汇处的巴黎公寓内。

1937年上海之战结束以后，国军虽然撤退了，却留下了一笔可怕的遗产“，恐怖活动和蓝衣社。

当时，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警察本来可以轻易地铲除这一怪物，但却任其发展，乃至养虎贻患，使得这一怪物嗣后不时地要找些牺牲品来满足其食欲。

然而，事情的真相很简单：日本占领上海以后，“蓝衣社”已成为两类不同的抗日活动郊区游击队抵抗运动和市区政治恐怖活动的通用语。就一定程度而言，两类活动都由常凯申的军事秘密警察头子戴利组织。

8月13日，战争爆发之后，戴利曾赶赴上海，在法租界的杜美路10号会见青帮头子杜老板。这次会见后，便相继组织了浦东游击队、太湖别动队、忠义救国军，以及江浙行动委员会。据工部局警务处收集到的情报，常凯申的军事委员会决定在9月初组织“非常时期服务团”，处理上海的汉奸和特务。

上海已经有了一支保安队，但是其目的主要只是在1932年7月日本人撤出之后，代理中国市政当局的警察队伍。而为了在前方和后方两条战线上与日本交战，常凯申决定创立城市游击队。军事委员会遂拨出50万元用于这一组织，由87师师长王敬久指挥。其总部设在江阴，并且已经在“军官训练班”中训练从事情报丄作的学生，而这也是特务系的入门训练课程。

上海战事爆发三天之后，就有240名学生作为特种兵被派往龙华小学，王将军“非常时期服务团”的副手是上海公安局局长蔡劲军将军和杜月建，后者旋即试图将这一新组织转为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