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时间是消磨一切的砂轮，年龄是构筑屏障的帷墙。

初三的时候，我已长成一个大小伙，姥爷山里的土炕睡着也没有以往舒服了，加之家里的很多的农活也都帮得上忙了，长期躲在山里跟姥爷白吃白住也有点说不过去了，从那以后，似乎渐渐远离姥爷，逢年过节也只是短短的探望。

升高中那年，去学校报道的前一天去和姥爷告别，姥爷拿出一个折叠小剪刀的包装盒，里面躺着一张薄薄的纸片，上面印着一个红色的“和”字。姥爷说，出门在外要以和为贵，待人要和气，这样就不会吃亏。临走时姥爷给了我70块钱，让我买点好吃的。我心里自然是高兴的，作为一笔隐性收入，没有告诉父母。等一个月后回家，母亲问我姥爷是不是给钱了？原来，那70块钱是姥爷一个月的花销，姥爷每月从民政部门领两三百块钱，除了补贴儿孙自己留用极少，那段时间母亲经常发现姥爷吃煎饼蘸酱油，就知道钱没了。后来，我再也没拿姥爷的钱。

那几年，姥爷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及以往，慢慢地也就不再去山里住了，高中课业紧张，我也不再惦记山居的美好生活了。记得有次回家，母亲指着半尼龙袋的桃子说，你舅舅送来的桃子，说今年吃一次以后就没了，他把山上的桃树都砍了，种上花椒树了。

六

姥爷在村里的院子坐落在一条深巷里，周围住的人家不多，倒是非常安静。

那一年，我的表哥，也就是姥爷的孙子，基于经济的考量，开始在老院子里养鸡。我对养鸡场是比较了解的，除了一天到晚叽叽咕咕的鸡群，就是那股奇特的鸡屎的恶臭。

我问，姥爷住哪？他怎么能受得了？

母亲说，这有什么办法，还是生活要紧啊。

后来，姥爷准备搬回山里，却受到了极大阻挠，即出于对他身体的考虑，也出于院子里的鸡和鸡蛋需要照料。生活面前，一切理想终将让步于现实。

母亲有时会把姥爷接到家里住几天，早年姥爷身体好的时候还会多住些日子，因为总会帮很多忙。现在身体不好了，住不了几日定要回去的。我的父亲是个脾气易怒的人，从小的印象中就是各种严厉斥责，但他对姥爷从来没有大声说过话，也从未说过一句不好的话，一直都十分尊敬。

一次短假，母亲把姥爷接回家里。那时姥爷老态尽显，目光和言语都大不如以往。姥爷跟我说头皮老疼，还使劲抓了两下，我说给你洗洗头吧，他难得地欣然答应。就这样，他坐在马扎上，我接了盆温水给他洗头，用了一点“海飞丝”，姥爷说，还挺香的。头发洗了两便，又换了一盆水，我说给您擦个澡吧，姥爷同意擦洗上身，却怎么也不肯洗下身。姥爷说，年纪大了真没有，不是拉就是尿，还得麻烦别人。

七

母亲说，姥爷就是这样，一辈子不肯麻烦别人，即使是自己的儿女。

姥爷的前半生到底经历了多少风雨涤荡，没有谁能够知详，包括他的子女。从小到大，我多次希望姥爷讲讲在军队时的故事，他都以“记不得”挡了过去。

我从姥爷抽屉里的资料已经探知，姥爷是1945年参军，1946年8月入党，在姥爷1952年11月的转业军人证明书上写的是：26军，军法处，副队长。从有限的书面材料中得知，姥爷曾在纵22师供给处任文化干事，期间曾立二等功一次，获“功臣”表彰一次。此外，还有一张注明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部、司令部的类似奖状的文件中标明，姥爷曾获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次，文件签发人为1955年授衔的中奖张仁初和王一平，签发时间为1948年10月20日。此外，有一张“革命军人证明书”，是26军政治部在1952年4月29日印发的；还有一枚抗美援朝勋章和有一把印着“USA”的磨掉一半的军刀。在姥爷抽屉的资料里，多数是寄给原单位信件的手抄件，部分是介绍自己情况，部分是表示感谢，极少是希望帮助，少有几封单位的回信。

我上大学那一年，姥爷年近80，身体有了一些小问题，日常的医疗花费超出了他从民政部门拿得到的补贴，于是我整理了他手头几乎所有的资料，希望从他退休的单位——另外一个城市的神秘事业单位——获得帮助。也正是那次尝试，大体了解了姥爷的一些经历。

那年假期，我在当地的日报社实习，实习期结束后我去看望姥爷，趁着在报社实习的热乎劲，我说：姥爷，我采访采访您吧。没想到姥爷满口答应，我赶忙找来一叠稿纸，按照新闻采访的套路同姥爷交谈，不曾想竟打开了话匣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