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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19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自己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20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热。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21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22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潜、“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23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24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