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成为一个小说家啊！”杨浩自言自语，起身，再冲了一杯茶，继续阅读。

“我和我的弟弟渐渐长大。

“平淡的生活，每天都生活在买菜，做饭，扫地，擦桌子，洗衣服、被褥；房租，水电费，买衣服讨价还价；冲煤气搬运费贵了，自己到煤气站去冲；三轮车夫多收了一块钱，便也歇斯底里地谩骂起来。母亲终于变得跟其他女人没有什么区别了，一定要说有点区别，那就是家里依然养着很多的花花草草，有相同爱好的人来到家里，她就会乐此不彼地介绍这是什么花，有什么特点，寓意着什么，甚至古人写过什么诗，她也会吟诵一两句……这个时候，她会绽放一点笑容，而这一切跟父亲都是无法交流的。母亲依然会挤出一点时间去新华书店看会书，那都是以我们姐弟俩看书为缘由，遇到喜欢看的书，会看看价格，吞口唾沫，跺跺脚，买一本回来，只要是花了钱，买了书，被父亲发现，总少不了一顿家庭口角。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她会带我们姐弟俩去电影院看个电影，也不管电影是喜欢看的还是不喜欢看的，用母亲的话来说：‘只要是电影，都倾注了艺术家的心血，都是值得用审美的眼光去看的。’

“在母亲的熏陶下，我和弟弟长大后都喜欢看书，看电影，研究花草。

“后来，我上了幼儿园。就在我们居住的房子的楼下，叫民工子弟幼儿园。说是幼儿园，其实就是几间宽敞一点的屋子，基本上看不出幼儿园的样子，老师也是附近的妇女组成的。母亲跟父亲商量是不是可以换个幼儿园。被父亲一顿训斥：‘有幼儿园读就不错了，你看看我，不用说幼儿园了，差点小学都没有毕业，现在照样挣钱养家。’

“母亲知道跟父亲已经无法交流，终于开始看不起她的丈夫了。他野蛮、自卑、没文化、缺乏恒心，凡事只求一时痛快。对于这些，父亲也是很敏感的，他也开始忽视她，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哄着她，顾及她。一场可怕、残忍，你死我活的斗争悄无声息地在夫妻之间展开。她努力迫使他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尽管他跟她天禀差异悬殊，他只注重纯感官上的爱与享受，她却拼命地跟他讲道德，讲文化，说故事，说是孩子长大了，要做榜样，他受不了——这简直要让他发疯。

“于是，工地里，酗酒啊，打架啊都有父亲的影子，有时候还未这些事情弄去派出所。从前，父亲都是作为保释人的身份参加的，现在常常作为当事人出现。这也是母亲无法忍受的。

“那时候，父亲的脾气就变得急躁易怒。稍微有一点吵闹声，他就蛮横地吓唬我们，再敢闹，他就会用力地扭我们的脸颊。然后，母亲就一连几天生父亲的气。他呢，就出去喝酒。她对他干些什么漠不关心，等他回家时，就开始讽刺奚落他。

“父母之间感情的在冷战中疏远，使他有意无意地粗鲁地冒犯她，而以前他却不是这样。他们水火不容。她对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能满意，她认为他应该做的更多更好。她竭力要他成为一个高尚的有文化的人，这个要求超越他所能及的水平，因此，反而毁了他，也伤害了自己。但她没有放弃自己的价值标准。

“我快读完了幼儿园，要上小学去了，母亲跟父亲商量：‘幼儿园在哪里读书，都好说话，但是，现在要读小学了，你看看怎么办？我们这里附近的学校都是要收借读费的，借读费可不便宜，无论哪个城里的学校都是要上万块的。’说到钱，父亲就有了商量的余地，说实在的，一万块得让父亲在工地里干上两年。那时候，两万块就是一个县城里一套房子的首付款了，这个他算得很清楚。两个孩子长大了，借读费就得读掉一套房子的首付，那还不如把这个钱拿来买房子，城里有了房子，借读费就可以免除了。

“就在那个春节，父亲发动全家人，东挪西借，凑齐了两万块钱，在达县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也就是我现在可以回家的那套房子。父亲是建筑工地的包工头，但是，对于装修啊等事情也是熟门熟路的，几个月的时间，就把一套房子整得像模像样。

“母亲是最为高兴的，终于可以把全部的爱放在我们姐弟身上了。父亲在庆州市区工作，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回到我们身边。

“母亲的生活又发生了变化，这里的房子比在庆州市区里的房子宽敞了许多，那时候，父亲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每个月除了还房贷以外，生活比之前轻松了一些。于是她又开始在阳台大上养花种草，而且品种越来越多；周末，雷打不动陪我们姐弟逛新华书店；有机会就要去看电影，虽然那时候的电影院不太干净，但是，母亲还是很愿意去的。

“渐渐长大。父亲跟母亲的战争还在继续。我和弟弟基本上跟母亲统一了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