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姐在我中学时期，写了一篇文章，叫破房子，后来她投给了报社，编辑给她改成老房子。我记得那篇文章记录我家计划生育时期，没有钱交罚款，被掀了房顶，后来搬到我爸一个朋友家，直到新房子盖起，老房子腐朽不堪，屋顶露了一个大洞，无意间看到，感慨万千，因为这个房子记录了我们家人曾经在一起的很多美好的生活。

事实上，她看到的那天，我跟她一起经过老房子门前，我只记得房子中间破了一个大洞，其他什么也没有想起，而我那时确实是写不出什么让人感动的话，我便极端地烧起了日记本。

记忆常常热恋美好的东西，不知觉也会留下如刺般的伤痛。在人悲伤回忆起来的时候，狠狠地一根刺也扎在心底，有时再放下的时候连同记忆一起抹成了灰色。

所以有人说，悲伤的时候，看一些悲伤的电视剧，听一段悲伤的歌，更容易从悲伤中走出来；快乐的时候，看一些快乐的故事，听一些欢快的曲调，可以强化快乐感。而我一直在家里谨小慎微，便养成了不能叙述，不敢大声讲话的毛病。其实我可以叙述，也可以讲话，只是记忆埋葬了一些秘密，时间长了，便不知道怎么开口说了而已。

回忆如同梦境一样，很难找到开头，起先想起来也只是几个体验深刻的情绪，几个破碎的画面，然后需要慢慢的拼接，形成一张记忆的藏宝图，顺着藏宝图的路径，找到隐藏在记忆深处的秘密。

我是计划生育风声鹤唳年间生的，这是毋庸置疑的。莫言老师的作品《蛙》，深刻的描绘了那个时代。那时我妈为了生我弟，可是煞费苦心呀。

在我童年回忆中，我妈常常会给我们讲她和我爸那一段如赵子龙单枪匹马救阿斗，凯旋归来的辉煌壮举。而我成人以后，常常会拿此自诩，编织悲惨的童年故事，开启我青春洋溢努力奋斗热血沸腾狗血喷头的励志故事。

据我妈讲，在我半岁的时候，她便没有奶水喂我，给我断奶的时候我三天哭闹不停，羊奶喂在嘴里吃一口就吐出来，水喂进嘴里喝一口也就吐出来，其他的米水面汤的就不用提了，哭了睡，睡醒了了哄着吃，三天三夜我似乎才想明白，唯有吃羊奶可以活命这个道理，然后我便落下了一个羊滴娃的称号。

而我的小名就更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毛毛，没有任何含义，在那个年代，放到大街上一叫，好些人回头。

甚至于我家除了我有小名以外，其他人都没有小名。而我到了该上学的时候，才有了一个寓意美好的大名。

这让我一度认为，没有被父母期待降生的孩子都叫毛毛，我便更不愿意告诉别人我的小名儿，甚至于曾经愤怒别人叫我小名。

青春期以后，才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你认为它代表了什么，它便可以代表什么，当我认为它什么也不能代表的时候，便从那些叫我这个名字的人眼里解脱出来了。

然后再给自己起一些新的名字，赋予新的意义。重新开启我青春洋溢努力奋斗热血沸腾狗血喷头的励志故事。

而我妈自从给我断了奶以后，便开始了她再生一个的梦想，这个梦想在她给我断了奶半年后，便也实现了。

可是生男生女这种事谁又能说清楚呢？计划生育呀，孩子超了要流呀，结扎手术还要做呀，怎么办呢？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天天跑到家里说道，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呀，要是老四还是个女孩怎么办呢，生还是不生呀……想来也就是这些问题能纠结住她了。

那个年代，似乎周围人都一样，贫富差距并不大，贫穷限制着想象力。他们的年代，至少我的父母，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多一个孩子会增加家庭困难，会降低生活质量，会没钱让孩子上培养班……

因为是在他们的年代，贫穷限制了想象。他们会说，反正是养羊呢，一个羊是养，两个羊也是养，一群羊还是养，多养一只羊和养一群羊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耐不住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天天跑到家里说教，决定去村镇医院把孩子流了，流了又不甘心呀，如果是个男孩怎么办呢？梦想不就破灭了吗？还是问一下吧，“医生，你看我这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这个孩子不打算留下来，我一会把他流了，以后也不会生了，你就告诉我他是不是个男孩，行吗？”

这样的问句大概不会有纰漏了，很容易让一个年轻的女医生，产生同情的心理，然后告诉她，宝宝的性别。尽管墙上贴着禁止医院鉴定性别的标语。可是，年轻的女医生耐不住一个母亲的可怜和人性中优良的同情心，还是暗示了我妈。

终于看见了曙光的一丝明亮，怎么能轻易放弃呢？于是乎，我妈灵机一动，开始了表演，说:“肚子好痛，想去卫生间一趟。”

然后甩开了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从村镇医院后门溜走了。赶回家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带着老大，将老二老三放在隔了条河的东村唯一的姐姐家里，和我爸开始了躲躲藏藏的生活。

这一躲，大半年过去了，我弟如约而至。可是老躲着也不是办法，家还得回呀，我爸妈最终硬着头皮还是回了家。

奈何如此冥顽不灵的我父母呀，让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该如何开展工作呢？生下来已成为事实，那就罚款吧。

“没有钱呀，家里哪个值钱你们搬走好了，再不行给你们把我的房子也拆了。”年轻的老爸，火爆的脾气。

家里一件值钱的东西也没有，把家里的全部粮食都抬走也不够呀，怎么办呀？唯一的剩下了一个破旧不堪，常年漏雨的老房子了，该怎么办呢？

三番两次教育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如今还大放厥词。不教育他们，以后工作如何开展呢？到了杀鸡儆猴的时候了，不然歪风邪气难以抑制住了。

如果是我，如果在那个年代，如果那个年代能调来一台铲车，我就叫铲车压平那房子，让他们永远记住生活的苦难，而不是多养一只羊的事情。

可惜没有如果，在那个年代，人们只能端个梯子，爬上房顶，一块一块瓦片往地上扔，将瓦片摔得稀巴烂。这样实在是太累人了，那就拿来一个铁耙子，往下撸砖瓦，揭草席，露出它的脊梁骨，让人们都去嘲笑它吧。

就是这样，在一片嘲笑和羡慕混杂的氛围中，我们搬到了我爸的一个朋友家。

对于我老爸这个朋友，在我的童年，虽然只有几面缘而已，但我对他的印象极其深刻。因为他的父亲当了我一年思想品德课的老师，当时还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很疼爱我们这群小孩，常常可以看到他慈祥的笑容。

而我爸这朋友，因为早年上学不求上进，奈何家有一个严父，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这孝子还没有教育出来，逆子便响当当的告知村乡，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独自混迹江湖。伤了老父亲读书人一片苦心，没法见村乡，便搬到了三里路队去了，独留给他一个庄子地，一个空房子。

我家被计划生育掀了屋顶前，那房子已经空置了很多年，我爸便借来住了。

而我爸的朋友在外面混当，起步时干了一些混事，名声便不好了。趁着改革开放，心性灵活，在外面淘了些金，开始了人模人样的生活。

或者说，吃过了生活的苦，悔恨交加，希望落叶归根，便开始频频回家，渴望得到老父亲的原谅。

我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见他。那时，我们家已经搬进了新房子。他领了一个年轻貌美比我妈小太多的女人来我家，给我们几个小孩都带了小礼物，印象最深的是给我大姐了一身粉色喇叭口的的吊带裙子带一件白料子的短袖，我大姐穿不上，给我二姐穿了两年，然后我还欢喜的穿了一年。最后实在是被洗的泛了白，料子滑丝了，才扔掉了。

有一天我给我妈说，我做梦梦见自己穿着那件裙子，然后我妈便讲了那件裙子背后的故事，我才真正的体会到小孩的喜欢，在大人心里真不简单。

故事只听前半段，人间至善。而后来，那个女人找不到我爸的这个朋友了，便找到我们的家里了，我爸妈才知道这个朋友欺骗了人家女孩，谎称我爸是一个退休勤俭的老干部，可以帮她些小忙……

我妈听到这里，背着我们赶紧把人家之前送的礼物折成了现金还给了人家。最后，那一件裙子和一些小玩意成了我父母用自己的辛苦血汗钱买给我们的，尽管他们是多么舍不得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第二次见他，那时，和他一起来我家的是一个男人。他让我爸给他磨上两袋子面粉，承诺会给面粉钱。我爸好面子，老同学难得回来捎带看他一次，面粉钱也不好意思要了，便嚷着让我妈淘麦子，又给拉到磨面坊磨好，让他直接到面粉坊拉走，我妈说，:“麦子钱就不要了，把磨面的工钱给结了。”

我当时，帮我妈推架子车，拉麦皮回家，他给我妈满口答应着，“嫂子，你放一百个心，我一定结，不白拿，回头我都给你。”

隔了几天，开磨面坊的邻居到我家来，问我妈要钱，说“咱们这么多年的邻居，我还能问你要两次不成？”

我妈大怒，又开始指责起我爸，交得都是什么狐朋狗友。

第三次，我见他回来了，那时是我高中时候，他带了一个年轻的媳妇，媳妇怀里有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据说是回来请求老父亲原谅的。

骄傲了一辈子，倔强了一辈子的老校长临终前选择原谅了他，他激动的喝着白酒，涨红着脸，眼角落下来悔恨的泪水。

后来，我便再也没有见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