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源，对广大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

然而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农民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土地的主人——他们对于土地上种什么、如何种、种多少，几乎没有自主发言的权利。

每一个年份、每一个时节，生产队便替每一位农民安排好了工作的内容，农民生产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被严重削弱。

然而据报道，在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的18位农民率先打破了这一“常规”。

他们明确提出了“分田到户”这一想法并付诸实际行动——农民们不再由生产队统一组织安排生产劳动，各家各户只需管好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结果到了第二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便大幅提升。

这是一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动，也是一项伟大的壮举。

它不仅体现了当时中国农村改进和发展生产力的迫切要求，也为“粮食可以更高产”提供了事实依据，更为后来广泛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有益探索和借鉴。

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分得土地，在土地仍归集体所有的情况下，农民们在自己分得的土地上自主劳动，劳动所得少部分上交国家，大部分归农户所有。

除此以外，农村的行政设置及行政范围大体不变，但称谓上由“公社”改“乡”、“大队”改“村”、“生产队”改“组”。

时代总是在不断进步，历史也总是在拨乱反正中不断前行，命运在为人们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为人们打开了另外一扇窗。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在农民深爱而又饱受禁锢的这片土地上，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实施，农民们的热情空前的高涨起来了。

在李袁坝，刚刚过完新年的人们一个个欢天喜地走出家门，跟着村组长漫山遍野丈量自家的土地。

按照田地和人口总量，古田村一组每人可以分到六分田、七分地。

在山区丘陵地带，这样的田地面积也不算少了，毕竟山区由于场地条件限制，不能进行机械化作业，农民们上山、下田全靠自己的一双腿。

但李袁坝的人们才不怕辛苦呢。

他们世世代代就在这片土地上居住，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对他们而言，养育他们的是这片土地，安眠他们的仍然是这片土地，土地就是他们生活中的全部，唯有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把这片土地打理好喽，才是亘古不变的大道理。

他们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深沉而质朴的感情，他们对待土地就像对待自己的衣食父母一样——热情、依赖、忠实、勤勉！

转眼之间，寒冷的冬天过去，温暖的春天来了。

惊蛰的声声春雷唤醒了大地，万物开始复苏。

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过后，世界更是焕发出勃勃生机。

山坡上，树木开始抽芽，小草开始返青，早开的野花儿东一朵西一朵红黄蓝紫竞相绽放。

原野间，一群布谷鸟沐浴春天的晨曦，忙碌的飞来飞去，嘴里发出啁啾般的低鸣。

草丛里，蛰伏了整整一个冬季的虫子破土而出，去寻找食物和新的巢穴……

去年下半年已经耕种的土地上，蚕豆苗正在结荚，冬小麦正在抽穗，长藤类作物沿着爬架飞快蔓延。

按李袁坝的播种时令，春分整田，小满插秧，芒种的苞谷粒粒香……

于是刚刚分到田地的坝上人为了抢种上半年的水稻、苞谷以及各类农作物，纷纷撸起袖子忙碌了起来。

土地翻松、施肥、撒种、培土……一块块土地错落有致，被勤劳的坝上人打理得井井有条。

水稻护田、并种、育苗、插秧……村民们成竹在胸，那一株株青翠欲滴的秧苗啊，是他们用汗水种下的希望。

改变最大的是四个牌场铁杆。

李述文孤身一人，打理自己的田地毫不含糊，虽然牌瘾时不时就会犯，但与往年相比打牌的次数少了很多。

伍志平老骥伏枥，挽起裤管赶牛犁田，小腿上到处都是刮痕也不喊苦言累。

李百文跟老婆和好如初，成双成对上山劳作，嘴上唱着《夫妻双双把家还》，唱得老婆羞羞答答欲说还休。

袁阳春与司蓉春又添了一个孩子，小名“黑四”。

家中六人分到的田地多，除过黑四尚小，小群、黑二、黑三全被袁阳春吆喝着一道上山干活，害的二狗子硬是找不到玩伴。

袁林海家里三口人，分到水田一亩八、山地二亩一。

只是袁林海仍然教书，庄稼地大部分时间都是李淑芳在打理。

袁林海能做的，就是一下课就带着二狗子往家里赶，希望能在太阳下山之前尽量帮李淑芳多做点农活。

这个时候，二狗子就会屁颠屁颠的跟在爸爸妈妈的身后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计——一会帮着撒种，一会帮着施肥。

因为妈妈告诉他，等地里的苞谷有了收成，过年就会多爆几锅爆米花。

二狗子一边劳动，一边还会想，水稻种子撒在田间稀泥上，为什么苞谷种子就得撒在土壤里？为什么撒种之前还要翻土，直接把种子丢在地里多省事？

还有，一个苞谷窝里能不能多丢几颗种子，这样长出来的苞谷岂不是更多？

想着想着，二狗子趁爸爸妈妈不注意，悄悄抓起一把苞谷种子丢到了同一个坑窝里。

李淑芳就纳闷了，需要的种子数量明明计算过，出门时还特意多带了点，为啥不够用？

干活累了，不想动了，二狗子就蹲在土埂上捉蚂蚁、找蜘蛛、寻蚯蚓。

家里有块地与黑三家接壤，如果恰逢黑三也在，两人就会眉来眼去“暗送秋波”，不消一会儿功夫，二狗子和黑三肯定就跑没了踪影——相约着逮癞蛤蟆去了。

与此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不只是农民对土地支配权的变化。

与之相适应的，是农民们在种好庄稼的基础上，还可以在集市上进行小型农产品交易，可以发展自己的家庭副业。

劳动力充足且住房宽松的家庭，一般是在家里建上猪圈猪舍，然后养上一两头家猪。

但往往只能投喂少量的粮食，喂养家猪仍然以青草料为主——在粮食并不充裕时，总不能让猪跟人抢口粮不是？受制于粮食的匮乏，家猪往往长势比较缓慢，想要出栏没有一年半载基本上不可能。

好吧！养猪周期长、养不起，那我养鸡、养鸭、养鹅总可以了吧？家里的米糠、麦麸养几只鸡鸭鹅还是不成问题的。

一时间，李袁坝养鸡、养鸭、养鹅成风，家家户户争着养，没钱借钱也要养，要不然家里的米糠和麦麸岂不是白白浪费掉了？

还有就是，如果养的鸡鸭鹅能够生蛋，生的蛋再用来给老人和孩子补充营养，那就是极其圆满的事情了。

袁林海家只有三间房屋。

一间做卧室，一间堆放粮食和农具杂物，居中一间堂屋既要用于吃饭、做饭还要兼作客厅，实在是太拥挤了，想养点副业完全没地儿。

反观院子里另外两家。

“寿福家的”不光养了一头猪，还养了两只小母鸡；司蓉春也买了两只鹅，黑二、黑三经常拿根小树枝赶着鹅儿在院坝里头玩耍转圈圈，这让二狗子极为心动，好几次央求妈妈也给自己买只鹅。

李淑芳终是经不住二狗子的央求，思来想去最终从集市上买回来两只小白兔，让袁林海编了个竹笼关着养。

这一下二狗子开心了，天天忙着拔草喂兔子，喂得两只白兔膘肥体壮。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第一年，李袁坝的粮食产量果然有了明显的提升。除去上交国家的部分，平均每个家庭粮食所得比往年生产队时大约多了二至三成。

两三成是什么概念？

多收入二至三成水稻，许多家庭就不会餐餐喝稀粥、顿顿吃红薯，偶尔可以吃上一次白花花的大米饭。

多收入二至三成苞谷，部分家庭不但可以搭配着吃上热乎乎的玉米馍，还可以用玉米尽快把家里的猪催肥出栏，以换取其他的生活物资……

像袁林海，他总算不用天天吃那让人反胃冒酸水的红薯南瓜粥了，那样的日子任谁都不想再回味了。

过年的时候，袁林海甚至能自己买上两斤猪肉，二狗子兜里的零食除了炒大米、爆米花之外，破天荒的多了一把炒花生。

但是多年的积贫积弱，农民们想要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是不现实的。

换言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好、再适用、再有效，农户想要达到“蛙满塘、谷满仓”的富足状态，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它需要各家各户的经年积累、长耕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