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了。

我实在想说出我自己喜欢的书，来介绍给大家一起看一看

司马光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纪传体史。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元丰七年书成。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较好的版本。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

帝后死称“崩”，王公死称“薨”。天子近出称“还宫”，远出称“还京”，列国诸侯远出称“还某郡”。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蜀、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又如通鉴载魏明帝太和五年：“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对此朱熹曾表达他的不满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须焚之。”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资治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因此，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他把历史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

除政治之外，资治通鉴在文化、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均有记载。在文化方面，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系统的陈述。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

在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水利工程也有反映。

资治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对于军事的记载，资治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艺术特色

资治通鉴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纲举则目张，时索则事叙。

资治通鉴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使用了一套“古怪”的计时术语作为全书的时间框架体系，如“阏逄摄提格之岁”之类。“阏逄”相当于汉语“甲”，“摄提格”相当于汉语“寅”。为什么不用汉语的天干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节语言的干支体系呢？司马光没有交代。

史记的历书里面也用到了这套多音节干支术语，司马迁也没有交代其来源。这为后人胡思乱想提供了口实，如竺可桢就建议梵语学者用梵语破译这套术语。更有人藉此宣称中国人祖先来源于西亚两河流域或古埃及。

其实，我国古文献明文记载这是天皇语言，即三皇时代的官方语言。明代著名学者万民英所著三命通会云：“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继盘古氏以治，是曰天灵，淡泊无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其十干曰：于逢、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十二支曰：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于、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

蔡邕独断曰：干，干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即今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是也。谓之天皇氏者，取其天开于子之义也谓之地皇氏者，取其地辟于丑之义也谓之人皇氏者，取其人生于寅之义也。故干支之名在天皇时始制，而地皇氏则定三辰，道分昼夜，以三十日为一月，而干支始各有所配。人皇氏者，主不虚王，臣不虚贵，政教君臣所自起，饮食男女所自始，始得天地之气而有子母之分，于是干支始有所属焉。”所以，司马迁和司马光所使用的这套多音节干支术语是中国最早的官方时间术语，属于“皇纲”性质，故而被采用为历史的纪年词语，以表示历史的正统。作品失误

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资治通鉴本身也有很多错误，如史家严耕望指出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两唐书将“特勤”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将错就错，资治通鉴卷一六四：“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

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高安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认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

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再如资治通鉴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如齐人伐燕的时间，司马光舍史记的纪传体，未据纪年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孟子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宋朝朱熹经考订认为是齐湣王十年，据今人考证，实际上为齐宣王七年，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

又如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通鉴卷十五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二十史朔闰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吴玉贵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其中的很多内容，是道听途说，如“王莽毒死汉平帝”，这是新莽末年起义者所编造的谣言，被司马光等人当做信史来写，是很不负责任的。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

近人岑仲勉认为通鉴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岑仲勉还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资治通鉴也有不少缺点，如资治通鉴着重于政治与军事的着墨，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如载“租庸调制”仅“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二十余字，通鉴记末本末只收录两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

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通鉴皆不取，但对于“诗赋有所讥讽”者则采之，如卷一百四赵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为袁粲作歌。杜甫这样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学地位虽小于杜甫，司马光却把他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两篇大作收录起来。

通鉴写白居易很多，因为他是翰林学士，多次上书，时时评论朝政。晚唐藩镇割据，朝廷姑息，司马光对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赏，曾将注孙子序、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五文摘入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韩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积极捍卫儒家道统的文人，但却对其学术文化贡献只字不提，只收录其谏迎佛骨表及送文畅师序。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不仅妥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及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资治通鉴更臻于完善，将中国的历史编纂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司马光对资治通鉴文献整理思想，文献整理模式及方法，不仅结出了丰硕成果，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而且对文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作品评价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日知录著书之难：“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清代学者王鸣盛：“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清代曾国藩：“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作品版本

宋本

1余姚官刻本：南宋高宗绍兴三年由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下绍兴府余姚县重刻本孝宗朝或稍后印本，南宋的建、鄂、蜀诸种版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这一版本。

2清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认定是南宋光宗以前的刻本，藏园群书经眼录认定是南宋初期的建本，即号为景祐本者。

明刊本

资治通鉴

1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兴文署原版归入南雍，历朝多次修补。

2明弘治元年至嘉靖三十八年刻并版本。

3元刻明修补本：明天启刻本，陈仁锡评阅，附刻刘恕外纪、胡三省辨误、薛应旆宋元通鉴与甲子会要，陈仁锡序陈仁锡评阅本，明天启六年白口本，附薛应旆宋元通鉴，有墨印眉批朱笔圈点。

清刻本

1胡克家本：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胡克家仿刻兴文署本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胡克家原刻印本，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修补本。

2清同治十年湖北崇文书局本。

3清光绪十四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该版本附毕沅续资治通鉴。

民国刊本

资治通鉴

1民国元年：涵芬楼铅印本。附通鉴释文十二卷。

2百衲本：书题作百衲本宋本资治通鉴，民国八年商务印书馆附设图书馆影印本。

3上海国学整理社刊本。

4影印宋刻本，四部丛刊初编，民国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备要，民国二十五年铅印。

注：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的注本最为人称道，现为最通行版本。

翻译本

黄锦鋐等译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

沈志华、张宏儒主编资治通鉴文白对照

作者简介

司马光

司马光，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字公实，后改君实，原号迂夫，后改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记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

资治通鉴又专记鸠摩罗什译经，却不记玄奘译经，又详细记载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规模的禁佛毁佛事件记陈群的九品中正制，却不记隋代开进士科取士，凡与政治无关者，多不录取。顾炎武说：“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