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开始有些欣赏伍文定了，对于伍文定，他其实印象不算很深，只知道这家伙是个将才，但也脾气粗暴，因太监张忠欲夺其参与平定宁王之功而与张忠闹得不愉快，被王守仁荐举才去了南直隶当巡抚，以接替严嵩。

现在因为江南税政改革的事，这伍文定竟直接建言将不愿意改革税政又不顾江南百姓利益的官员尽皆斩杀，让朱厚照不得不承认这伍文定真是一外表是文官样内心其实是杀伐决断的武官，似乎一言不合就要直接取人性命。

但事实上，也就只有这样的官员才镇得住有心思的官员们。

王承裕、张晋等虽然心里把伍文定恨得牙根痒痒，但也一时拿不出指责伍文定的理由。

王守仁心情舒畅了不少，伍文定是他曾经的搭档，一起背靠背杀过叛军的，情义自然不是一般官员能比，如今见伍文定站出来支持自己，自然很高兴，至少又可以并肩战斗了不是。

伍文定也看了王守仁一眼，浓眉不由得一挑，他也不想让自己这位心学开创者的好友在做阁臣时孤军奋战，至于自己这样做可以让皇帝高兴让王守仁把自己视作政治同盟在将来继续提携自己那不过是顺带而有的意思而已。

丛兰对于伍文定此时的炮轰，没有像王守仁一样混入了一些私人感情的成分，但他此时也很欣赏伍文定敢站出来同江南财阀斗的勇气以及洞察官民关系之睿智，至少比黄衷要好些。

丛兰挑衅地看了王承裕一眼：“看看吧，连湖广的伍文定也要改革税政，你们南直隶与浙江的官员能抵挡住其他各省官员之物议吗？”

朱厚照见这些官员都沉默了下来，一时也不知道这些官员们在想什么，有时候他也觉得自己也很难猜透这些官员们的心思，尽管他有东西厂和锦衣卫，但当所有人都只琢磨他一个，而他需要琢磨所有人时，明显所有人更了解他，而不是他更了解所有人。

这种时候，朱厚照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主见。

改革江南税政，说直接点，就是要加征商税，因为江南已经不是一个农耕社会，按照收农税的方式来收商税，明显是朝廷吃亏的。

毕竟，商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生产力水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有工业科学技术基础可以改造自然，一个是靠天吃饭。

当然，朝廷可以吃亏，不增加在江南商品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占有比例，让江南百姓实现富裕，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只会让江南出现更多的财阀。

如今大明也有财阀，当年跟着朱厚照一起加强中央集权那帮官员都得到了国家分股，比如此时主持江南税政改革的王守仁便是其中之一。

但这些财阀朱厚照一样，利益是跟国家收入挂钩的，你可以说他们是官僚资本家，吸食天下百姓之利，但人家至少不愿意让大明亡，甚至还要拼命增加国家收入，因为增加国家收入，他就能分得利润。

可江南以后出现的财阀不一样，他们跟国家没有关系，他们的资本与国家没有挂钩，如果可以，他们能出卖整个国家，历史上的满清崛起也有江南财阀暗中支持的影子。

因而，朱厚照不得不担心这些江南财阀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又搞这种勾结外部势力的操作。

毕竟资本无国界嘛，自己这个皇帝和自己领导的大明朝廷一旦不能为其提供利益保护，人家完全可以直接卖掉自己。

而且，如果让江南财阀崛起，出现越来越多的民间富商，可能会导致另一个现象发生。

那样，中央**集权肯定会遭到挑战，西方的民主只怕也会因此出现，历史证明，西方也的确是先出现资本主义再出现民主思想的。

可是这种由资本主义带来的民主思想真的能代表大部分民众利益吗？

朱厚照不是思想家，作为理科生的他无法去区分这些利弊，但他知道，如果大明让财阀与工厂主说了算，那大明占绝大多数的农民肯定不答应。

不要小瞧农民，虽然农民的忍耐力超强，但一旦被逼到无法生存的时候，产生的破坏力可以摧毁在他上面的所有阶级，甚至可以直接演变出多数人的暴政来，甚至可以连着把什么列强、豪绅地主、军阀等组成的同盟给压在地板上摩擦。

“陛下，伍文定所言乃大逆不道之言！甚至是离经叛道！臣认为，国朝当以礼法治天下，因礼即法也，肉食者之位，非有德者不能居之，以道德治国可开仁政，可利万民，可延王朝万世，而以法治国，难有三世之命，如秦亦不过二世而亡，两宋崇德守礼，明纲纪而申理学，乃有三百年之运，今日只要朝廷官员守德明礼，忠君爱民，自然可令政治清明！”

户部主事冯辙在朱厚照还未说话之前，先站了出来，说了几句，他知道现在要想皇帝陛下放弃改革税政，就只能在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上面辩倒伍文定，因而，他也不提税政改不改的事，而是开始把话题引到要不要以德治国上来。

朱厚照一直觉得让一个有权力的人公正公平甚至积极处理事务只寄希望其道德水准是很不科学的事，他承认儒家在修身养性上很有一套，也很善于把一个俗人洗脑成一个道德君子，但是，大多数人并不吃他这一套，甚至只是明面上吃背地里不吃这一套。

如今户部主事冯辙再次强调以德治国，把帝国的安稳寄托于儒家伦理，这在朱厚照看来，也是一个不是蠢就是坏的主意。

“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这是天下文士讨论的事，这里是朝堂，不是大学讲坛，也不是学堂论坛，我们只论改革江南税政这事，朕做个假设，如果江南税政不改革，而任由天下诸省独江南富的话，会是什么后果！”

“北方虽然漠南蒙古与漠北蒙古贵族皆流放或迁徙海外，但是在河套、辽东依旧有大量汉蒙杂居者，他们以农业与畜牧为主，而在辽东以北还有女直之渔猎者，在西北还有瓦剌，虽然朝廷现在大军屯边，且有武器之优，而不至于有边患，可你们知不知道，据钦天监测算，北方气温已连年下降，北方塞外村落灾害频发，一旦将来北方塞外之地更加严寒而朝廷又不足以供应，他们会怎么办？”

朱厚照这么一问，熟稔边务的王守仁说道：“会大举南下，甚至可能是北方汉蒙满势力合盟南下，名义上会推翻我大明江山，实则会抢掠江南之财富，以解决其生存之危机！”

朱厚照看了王守仁一眼，他很赞赏王守仁这点，能够直接预见历史未来，后来的历史发展不就是如此，满清、蒙古、汉族官僚这些北方势力组成强盗集团直接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而自私又没有远见甚至还助纣为虐的江南士绅财阀从此一蹶不振，在拥有绝对军事力量又不没有民族情感的满清贵族面前，连半点讨价还价的能力都没有。

“不仅仅是北方，西南西北之异族土司，即便是河南山东等地之豪强，又怎能让你江南独富，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江南不肯以利让天下，那天下只能以刀剑分江南之利，当年，南宋占据江南之利，能得百年太平，以至于戴白者不知饥馑，还不是因为以岁贡献北方才成，如今江南税政若不改，不让利于朝廷，那将来很可能会出现天下大乱，乃至由异族趁势崛起，屠掠江南！”

丛兰也这么说道，王承裕保持了沉默，良久，才道：

“陛下与诸位上官所言，或为有理，臣也并非不知天下之势，可江南百姓能得利也因其自己勤勉所得，并无过错，何况，即便朝廷没有改革税政，地方官府便已经加征，暗地里收取的各项杂费已使商民利薄，如果再改税政加征明税，只怕百姓难有余利，正因此，臣才建言，朝廷不因与民争利！”

王守仁欲言又止，他着实没想到王承裕等嘴这么硬，自己和丛兰都把话说得直接了，竟然还坚持己见。

“王卿所言也是需要考虑的，地方摊派，暗税丛生，官府、士绅、胥吏、乡官得利最厚，而唯独朝廷与百姓得利最少，这是最不合理的，也是最需要遏制的，朝廷没钱无法维持稳定，百姓无足够利润便会变商为寇！”

朱厚照这时候说了一句，而王守仁也站出来继续补充道：

“所以，我们说的是改革税政而不是直接说要加赋，这税政怎么改自然不是简简单单的把按商利征收，内中细节自然要好好推敲，首先是设置起征点

如果是小本买卖，而且利润只够养家糊口者，朝廷可以免其税，甚至还可以补贴，但利润丰厚者则需加征，而且可以设置梯度，即不同利润层次的征收份额就不同，而对于垄断恶意竞争乃至经营不利于天下者，不但课以重税还会加以惩罚！”

王承裕听王守仁这么说，一时也只好放弃让朝廷不改税政的想法，只继续说道：“既然如此，具体税制如何确定是重中之重，税制当由朝廷制定，不应由地方官府征收，而且朝廷应禁止地方官府加征摊派，并取缔苛捐杂税。”

“王部堂此言，下官不敢苟同，地方官府岂能无余财以济急困，一旦再有旱涝之灾，岂能再等朝廷拨款，那样岂不会导致粮食未到，饥民已先饿死！”

伍文定作为南直隶巡抚，地方官员，自然希望可以财务自由一点，而不用靠求户部拨银子。

“国朝运行百余年，本就是由朝廷拨款，而且也无不妥，地方本就有火耗所得，再求财税自有，伍巡抚这是想干什么？”

南京户部左侍郎张晋咄咄逼人地问了一句。

作为江南士绅的代表，他打心眼里不赞成改税政，但现在即便朝廷要改，也不得不改，他就不希望税政握在地方官府手里，这样只能影响中央集权，也不利于他这个京官的利益。

朱厚照不由得笑了笑，他得承认官场上的各方观点都有各自的考虑，尽管彼此都开始接受改革税政，但征税权与制定税收额度的权力则又成了争论的焦点。

事实上，这不过是分税制还是包税制的问题，分税制是由中央统一征税的意思，然后分配给地方官府一部分，包税制是中央把征税外包给地方官府或者私人团体。

无疑，前者更有利于中央集权，和统一调度财务。

而张晋现在这么问伍文定，自然是在质疑伍文定想做唐朝那种节度使，有靠征税割据自立的想法。

伍文定自己也没想到自己会给自己布置了这么个陷阱，忙向朱厚照说道：“陛下，臣绝无此意！臣只是认为，南直隶税政改革本就是为避免地方官府盘剥百姓，且促使地方官府更有财力惠于民生，而如今税赋只由朝廷征收，难免使得地方官府无惠民之财。”

“好啦，征税权与征收多少税只能属于户部，户部可以分部分份额的税赋于地方自用，但是任何地方官员无加派之权力，这是大明赖以维系的底线，不然，大明还是一国吗？”

朱厚照自然不会把财政权下放，能让地方官员有一定行政任命权和分你部分钱款已经是自己这个皇帝最大的让步了，岂能让你地方高度自治到可以自由征税，再高度自治的话和独立王国有什么两样，那样中央朝廷还如何能操控地方，如何能把富庶地区的财富补贴到贫困地区，以达到缓解矛盾维持稳定的目的。

朱厚照可不想让大明在将来变成欧盟，一个你想脱离就脱离的组织。

“臣言语有失，还是陛下英明！”伍文定有些愧色地说了一句。

而这时候，王守仁、王承裕、丛兰等皆喊道：“陛下英明！”

“既然如此，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朝廷还是要改江南税政的，而如何改，如何重新征税，则由中央朝廷负责，之前朕已成立了一个江南国税局，负责收江南岁赋的，现在则依旧由江南国税局具体负责！

但是，江南国税局的堂官得改改，朕担心张晋你这个南京户部左侍郎忙不过来”。

朱厚照说是担心张晋忙不过来，其实是担心张晋太在乎江南士民的利益，而把征税依旧往低了征。

而张晋也不能说皇帝陛下我不怕累，因而，只能拱手谦虚道：“谢陛下体谅臣下，臣当鞠躬尽瘁，虽万死而难报陛下之恩，且才疏学浅，也难以独担大任。”

“拟旨，成立税政改革小组，由丛兰、张晋、熊浃三人负责，调方献夫接任熊浃之职，熊浃升南京户部右侍郎，以丛兰为正，张晋、熊浃为副”。

朱厚照这么做自然是有考虑的。

丛兰大明审计局的负责人，知道朝廷最低需要从南直隶和浙江收取多少赋税，而且还是山东的，肯定只会多征不会少征，毕竟只有多征才会自己山东等地百姓得利

而张晋是南直隶人，还是官僚世家出身，自然不会让丛兰征得太过

而熊浃在南直隶做过地方官熟悉南直隶底层百姓实际收入，又是江西人，还是简在帝心的选调生，自然更为客观，可以起到调和两人矛盾的作用。

王守仁对此也不由得暗中佩服，暗想皇帝陛下用人的确在遵循某些理性的思维，而非只凭个人之好恶情感，此乃明君之举也！

丛兰和张晋自然都很心情复杂，知道接下来自己和对方难免有一番争吵，而最重要的还是要看熊浃站在那一方。

……

接下来，自然便是征税额度与梯度设置的问题，丛兰与张晋在熊浃还未赶来南京之前就已经先争吵了起来，差点没打起来，但也红了数次脸。

“给我再去南京中央大学找几个算术类的高材生来，老夫还得聘请几个能算的师爷，这次税改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丛兰这些北方官员过于盘剥我江南百姓！”张晋说道。

而这里，丛兰也不例外，问着自己的幕僚：“京师大学钱法算术科的乐主任到了没有！这次税改不能再让江南的官绅占了便宜！”

……

“丛兰与张晋两位爱卿一直为税赋改革的事争吵不休，丛兰希望是五取一，张晋则希望是十五取一，你来的正好，尽量在他们之间选择个适合的税率，尽快出结果，一个月之内，朕要得到你们的最终结果！”

朱厚照在熊浃到南京后便得到了朱厚照召见，且也由朱厚照面授机宜，然后又被王守仁约见了一下，最终来到了江南国税局的衙门。

“熊侍郎，你来的正好，我带你去一下山东会馆，他们有些是从山东来南都务工的，你可以了解了解他们现在的岁赋压力，再想想本官提出的五取一是不是更为合理！”丛兰拉着熊浃就要往外走。

而这时候，张晋也走了过来，拦住熊浃：“熊侍郎，张某也正好请你去一下南都句容的水泥厂，你可以了解一下那里的工厂坊主每个月到底能有多少收益，如果按照丛部堂五取一来算，这得让多少工坊开不下去！”

这么一扯一拉的，熊浃差点没被绊倒在地，只得拱手道：“两位大人切勿着急，熊某刚到南都，才见了陛下与阁老，也知道了两位的争论，我这一路来也寻访了不少百姓，也带来了宁波、松江、苏州三府这些年来在布、棉、绸、丝、茶诸方面贸易之额度，到时候我们再细细商量。”

丛兰与张晋这才没再拉扯熊浃。

熊浃也就与这两人再次商量了起来。

丛兰与张晋依旧彼此争吵，丛兰是国家行政学院出来的，理论是一套一套，而张晋是江南名儒，各种为民做主的理论也有一套。

好在，熊浃用自己在江南为官多年的实践数据说服下，终于让这两人同意了一个折中的税改方案。

王守仁将三人的税改方案给了朱厚照，朱厚照看了后也很是满意，他不得不承认丛兰、张晋、熊浃三人做的还不错，甚至还有一些前瞻性，比如增加了类似后世的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的内容。

毕竟在江南这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许多薪酬很高的职业经理人。

这些人在享受社会高待遇的同时不能不付出一些公共服务费，但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绍兴师爷这类幕僚也得承担相应税赋。

别瞧不起这些幕僚，随着大明商品经济发展，和朝廷新政开展，要求许多官员既要懂财政又要懂技术还要把控舆论，农业生产、数据统计更不用说，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官员需要聘请的幕僚越来越多。

许多新式学堂的学生就这样成为了各大官员幕僚聘请时的宠儿，甚至，对于一些高级幕僚而言，官员们给予他们的待遇不亚于一些地方大员。

而增值税自然也是商品经济发展后的新税种。

朱厚照能猜得到丛兰、张晋、熊浃这三个官员还是考察了江南实际情况的，知道现在江南的商品流通不再是买方与卖方两者交易那么简单。

“说来这都是熊浃提的建议，建议低税率多税种，他根据他在苏淞宁的地方官经历，认识到富户的收入来源较多，反倒是贫户收入来源单一，而多税种低税率自然可免使得平民负担过重，这样一来虽然增加税种，但也不过都是十取一左右，也不算伤民

而且熊浃所提出的一个遗产税，倒是让臣觉得颇为有可取之处，江南财阀富户多，臣统筹时发现涉及家产分割或因分家而闹成仇人的家族不少，更甚着吃绝户，逼寡妇自杀以占其财卖其女，而朝廷也需在遗产继承方面加以立法干涉，自然也需要收取一些遗产税，以保其家产顺利继承！”

王守仁这么一说，朱厚照点了点头：“按照儒家礼法，分家乃不祥之事，也忌讳分家，讲究数世同堂，可无论贫富，家族难免有所纷争，难免因利而分，为不导致弱者受欺，强者过于凌势，当有此法！

除此之外，纨绔子弟因啃食祖宗之余恩而得享富贵，却不为国家之太平出力，也不合理，这遗产税得征，熊浃这个税额也较为合理！只是这样，会让豪强大户更为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