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医生也算是杏林世家,他们上两辈都是奋战在新中国抗疫一线的战士。
他对欧阳宇儒讲述了一个很少为人所知,却比任何小说都更热血沸腾的真实故事。
新中国成立至今,随着疫苗等传染病防控手段的不断发展,天花、脊髓灰质炎、丝虫病等既往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传染病被逐一降服,疟疾、麻风等也进入被消除通道。
可以说,70年间演绎了一部传染病的消亡史。
“自1950年开始,中国即实施婴儿常规种痘,1978年前每隔6年普遍复种,地方有完善的卫生防疫机构,有满意的疫情报告,在小于20岁的人群中未见‘麻脸’,委员会证明中国已无天花。”
这是1979年12月,全球消灭天花证实委员会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的报告中的一段话。自此,天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消灭的首个烈性传染病。
消灭天花,疫苗当记首功。很多人手臂上有块蚕豆大的一块疤,就是种牛痘时留下的印记。
作为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天花至少在人间已传播了3000年,重者伤及性命,轻者即便幸存,也会终生在脸上留下一个个“麻点”,在古埃及法老的木乃伊面部就留有天花瘢痕。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接种人痘以预防天花的国家,但人痘接种存在弊端,有时会引起天花传播。
随着牛痘的发明,曙光展现。有了好的疫苗,还需要保持高接种率。通过发挥群众性运动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大力推行全民种痘。同年,卫生部发布《种痘暂行办法》,实施全民义务种痘,规定婴儿出生后6个月内初种,6岁、12岁、18岁时复种。1949年~1952年,全国种痘5亿多人次。
在推行全民普遍种痘运动中,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和卫生防疫部门联合组成推行种痘运动的领导组织机构,开展宣传,组织医护力量并培训街道和乡村种痘员,通过拉网式排查,逐户逐院种痘,接种率迅速增至90%。
我国天花病例数由1950年的43286例大幅度降至1954年的847例。1954年,全国各大城市即未见天花流行。
至1957年,仅局限在新疆、云南、四川部分地区流行。1958年,除少数边远地区外,天花流行已被控制。1959年,只有云南个别边境县有流行,云南省沧源县是中国最后一个发生天花暴发流行的县。
虽然疫苗居功至伟,但也不能忽视综合运用各类防控措施的作用。
比如,1955年,卫生部发布《传染病管理办法》,天花被列为甲类传染病,制定了紧急防治管理办法,并逐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防疫网。
此后,各级卫生防疫部门加强了对天花病人的管理和疫情报告工作。当发现天花病人后,即按照管理办法进行紧急防治,如隔离、护理、救治病人。对病人接触过的物品、器具进行消毒处理。留验接触者,封锁疫区,在一定范围内应急种痘,扑灭疫情。
由于在普遍种痘的基础上,又加强了紧急防治措施,因此有效遏止了天花的传播,天花流行地区大大减少。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已基本消灭天花,相应的防控策略也随之发生变化。
1960年,全国病毒性疾病防治会议根据国内居民免疫状况,提出了加强国境检疫和免疫措施,建立国境天花免疫带,同年,首先对边境省份的居民又普遍种痘一次。
1962年,卫生部修改种痘办法,规定婴儿在出生后6个月初种,其他年龄的种痘采取以省(区、市)为基础,划分6片,每年以片为单位轮流普种,每片隔6年普遍种痘一次,以维持全国居民有较高的天花免疫水平。
1980年5月8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三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宣布:在全世界已消灭了天花。
1982年,卫生部宣布中国不再实施牛痘疫苗接种。
虽然不知道这些天花病毒怎么又出现了,可是中国现在各地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接种,即便是现代人也必须补上。
事实上,不仅是天花,2007年,经世卫组织审核,中国在全球83个丝虫病流行国家和地区中率先消除了丝虫病。这是我国继宣布消灭天花和实现无脊髓灰质炎目标以来,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的又一项重大成就。
此外,我国自2006年后连续13年无白喉病例报告,免疫规划疫苗针对的大多数传染病,比如麻疹、流脑等,发病数与死亡数也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2017年,我国首次实现本地疟疾感染病例全国零报告,2018年继续保持了无本土原发病例的记录。
疟疾,俗称“打摆子”。我国曾是疟疾流行大国,20世纪40年代每年至少有3000万以上疟疾病人,病死率约1%。
我国的疟疾防控大致可分为控制和消除两个阶段,二者的分水岭就是2010年发布的《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其中明确提出2020年实现消除疟疾目标。
在疟疾控制阶段,防治目标是降低人群发病率和死亡率,主要借鉴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采取群防群治的方式,比如1957年~1959年,在海南掀起了全岛群众性灭疟高潮,短期内在80万人口中使用抗疟药,并在高度流行区全民服用抗疟药,使得疟疾发病率显著下降。
这些成就都离不开新中国政府对防疫事业的重视,还有几十年来几代医护人员的努力。
而在这个苏州实习医生口中,欧阳宇儒还知道了另一个事情,那就是新中国对于人为疫情的担忧。
中国人很不幸,在上个世纪的两场战争里,遇到了人类历史上最没有下限的两个国家的军队,日军和美军,他们都做过同一件事,对中国军民发动细菌战。
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都在中国人头上悬着,那些可怕的毁灭武器不仅仅是原子弹,还有更廉价的那些带着各种传染病的毒虫。
抗战时候日军曾先后在我国东北、广州及南京等地建立制造细菌武器的专门机构,并于1940年至1942年在我国浙江、湖南及江西等地撒布过鼠疫和霍乱等病菌,以致造成这些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至于美军,则是在52年朝鲜对志愿军进行细菌战。
“所以每当有人认为美国人是如何如何伟光正,我都会嗤之以鼻,我家长辈就在朝鲜半岛里亲眼看到那些美军战机投下带有蜘蛛苍蝇跳蚤的细菌弹,到底是什么样的心肠,才会把这种可怕的东西当武器。”
作为医生,这是很难容忍的事情。
患病的人都救不过来,美国人竟然还传播病。
人类都发展到工业文明了,难道所谓世界灯塔的道德水平就这样?
事实上西方人对中国的恐惧由来已久,这种恐惧不是因为我们邪恶,而是我们勤劳和坚韧,写《荒野的呼唤》那个杰克伦敦,曾假想“高效运转起来的中国将会颠覆西方世界”,发表了《黄祸》、《史无前例的入侵》等文章,鼓吹用生物战方法消灭中国人。
这种论调一直没有消停过,不要扯什么西方人契约精神和费尔泼赖,如果不想成为下一个印第安人,就不要对西方心存幻想。
欧阳宇儒听完实习医生的话后冷汗直冒,果然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拯救世界的美国人只出现在好莱坞大片里,真正的美国人可是非常黑的,心想他能活到现在,真的要感谢党和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