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发布会的时间就定在两天后，重症病房的大部分工作都转移给了市五院本身的医生团队负责，轻症病人也有许多外地支援的医生团队来负责。

杨沐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试验检测试剂盒的检测效果和药物的临床实验上，因为反复发烧的原因，很多工作都要交给蒋一卓去做。

要走出市五院去参加记者发布会，杨沐昶和蒋一卓就需要连续两天经过检测试剂盒的检测为阴性才能在才去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到发布会现场，并且与其他人保持一定距离。

这也是无奈中的办法，虽然检测试剂盒还没有正式通过临床实验阶段，但他们在出席记者会之前没有足够的隔离时间，也只能把检测试剂盒结果当做参考措施，起个佐证效果。

在得到两个人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之后，两个人终于在严密的防护包裹下，上了专门接他们到记者发布会地点的汽车上。

再通过车窗看外面的景色，跟在医院楼上往外看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早上八点钟的样子，理应是上班族在路上最拥挤的时候，铜城的路上却并没有堵车，甚至行人都算不上多，全都戴着口罩和眼镜，有些还戴着手套，武装的严严实实。

原来这就是疫情下医院外的世界啊，缺了许许多多的热闹和繁荣。

铜城虽然不算大城市，但也算是全省属的上名字的旅游城市，如果在平时，决不至于是这样安静的景象。

蒋一卓看着，心里有很多的感叹。

“之前，铜城肯定是很热闹的吧。”

开车的司机是个本地人，听见她说话，便接道：“那可不，这会儿本来该是铜城旅游的旺季，好多外地人都来玩，连不是上下班的时间都会堵车。自从这疫情发生了之后啊，旅游的人也不让来了，电视上还提倡能在家办公的就不要聚集，好多人吓的都要往外地跑呢。”

“好长时间没出来过，也不知道现在外面是这样的，这么好的旅游城市，也没机会好好出来玩玩，挺可惜的。”杨沐昶也有点感慨。

“那可不，现在铜城都成外地人眼中的病毒炸药桶了，在这里打工的外地人能跑的都跑了，连我们这种给单位开车的，好多都不想干了，想着只是个合同制，又没有编制，在哪开车不能开，工资少点也比得病强，都跑到外地躲着去了。”

说起这个，司机开始喋喋不休起来，杨沐昶和蒋一卓两个人对外面的事也不怎么了解，也很乐意听他叨叨。

“我们一家子老的小的都在铜城，走也走不了，根在这，挪出去就连吃饭的家伙都没了。我这给单位开车，都没敢告诉家里人我今天是从传染病医院接人，要不我们家那口子肯定死活不会让我出来。”

“说的也是，现在一说起医院，肯定会觉得是病毒最多的地方，家人肯定担心。”蒋一卓很能理解，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不出来工作不行，得了病更不行。

“你们也不容易啊，说我从医院拉人不安全，你们才是顶着最大危险的人。现在这和平时代，你们这也算是在打特殊的仗了，说是战士一点没错。所以就算我们家那口子不让，我瞒着她也得来这趟，我这多少也算是为战斗做出过贡献的了，对吧？”

被司机这么夸的两个人脸上都有点发热，来这之前，虽然知道医生是个伟大的职业，但也从来没人把他们的职业上升到战士的高度。

但一名司机说起现在的疫情都能侃侃而谈，也就可想而知社会上对这次事情关注度有多高，想必这次发布会也会有很多人等他们的发言。

听着师傅侃了一路，他们也到了目的地。

早就有人等在了门口迎接他们，确认身份后便直接带到了现场后台，进行发布会前的最后准备。

记者们早已站好了位置等待发布会开始，出席发布会的领导也纷纷到齐。

十分钟后，发布会就要开始了。

蒋一卓帮着杨沐昶把材料提前准备好，又帮着他整理了头发和衣服，便看着他上了台，坐在了放着自己名字的位置上。

蒋一卓站在台下侧面离杨沐昶最近的位置，保证杨沐昶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找到她。

她离记者所在的位置比较近，因此当记者群体里突然有了一些窃窃私语时，她比其他人更早地意识到了有些不对。

这种窃窃私语与记者与摄影师在发布会开始之前需要做准备工作的交谈完全不同，反而像是有什么跟工作有关的新消息。

难道是跟发布会有关？

有好几位记者的电话陆续响起来，他们就走到一旁用极小的声音接了电话，应着电话那边的话。

难道是什么事情发生了？新的死亡病例出现了？

这时不管有什么消息，他们都没有进行准备的时间了，如果是好消息便没事，如果是坏消息，那也只能看他们临场的应变能力了。

台上的杨沐昶也敏锐的感觉到了记者群里的骚动，意识到可能会有新的情况发生。

但是各领导也都已经就位，不管发生什么状况，自己这个专家代表都不是处理事情或者提出问题的合适人选。

发布会开始，依次介绍参会领导和代表之后，便按照计划分别由省委领导，市委领导以及卫生部门领导发言介绍疫情相关情况和政府采取的相应措施，最后由杨沐昶作为专家代表介绍现阶段关于病毒研究和病症治疗的相关情况。

领导们都义正言辞地表明了对于应对疫情，各部门都会拿出最有力的应对措施，让公众放心，保证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杨沐昶也按照提前准备的材料，进行了发言。

随后就到了记者提问的阶段。

刚开始的提问大多是对相关政策措施的解读方面的问题，都在提前准备的范围里，因而进行的相对顺利。

对杨沐昶的提问，也自然而然绕不开第一例死亡病例的问题。

杨沐昶依据实际情况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没想到一家当地报纸的记者主动举手表示要提问题。

但是按照之前的安排，这家报纸的问题数量已经到了了限额，按道理说已经没有了再提问题的权利。

而再看同样已经提过问题的媒体，看起来依旧有要提问题的意向。

与之前的安排似乎有很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