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李斯有些看不懂赵丹，他越是跟着赵丹，越感觉自己就是这个赵丹的棋子。赵丹这个人很懂权谋之术，不光如此还心智过人，不然也不会有刚才赵丹对于他这些人的分析呢？

赵丹知道这个毛遂一定会来？为何呢？只要他想发挥自己的才华，首先就得有足够的能力，有了足够的付出结果自然也是就明显的多呢？

此刻的赵丹心里暗想毛遂啊毛遂，如果你是一个人才寡人对于你可以说是唯才是举，但是如果等寡人见到你，你让寡人失望就别怪寡人。不管有没有才，寡人都会用你。你不是人才寡人就把你培养成人才，你是人才我也是一样如此。人才吗？都是要通过付出才能拿的到结果，毛遂你可千万不要让我赵丹这个人失望哪？

赵丹想要驾驭毛遂，因为他自己也是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毛遂，之前听到的也就算是道听途说，其他的东西他自己也是无从所知的，毛遂真正的本事除了赵胜这些人，没有人能够真正见识到这个人的本事，如何衡量一个人本事，就是通过一些小事情才能够衡量，他自己有些担心万一要是自己的手下夸大其词，就容易坏了这次去秦国的事情，既然如此那自己就必须要拿出结果呢？结果决定好了一切，不然说再多也没有用。

从古至今衡量人才方法有很多呢？人才问题历来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重视，但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人才统计学从统计学的角度反映人才的类型、数量及其地域分布等，同时也体现着该时代的人才观和价值取向。作为纪传体的二十五史，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正史，其所列的专传和所收录的人物，实际上是一种人才统计的归类，大体反映出中国古代的人才价值取向。按照正史的归类统计，古代人才大致可分为政治类(行政管理类)、军事类、人文类(包括文史哲等)、忠孝类、操守气节类、经济类、科技类等等。考察中国古代的人才统计，不难发现古代人才价值取向具有以下明显特征：

一、重道德、崇操守取向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注重道德修养、注重个人品德的民族。这在古代人才统计中得到充分体现，即以德为先的人才观。如孟子提出：“莫如贵任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苟子则主张“论德而定次，是能而授官”(《苟子·君道》)。在儒家看来，“德”是人才所具有的高贵人格和理想境界，“德”是智慧的源泉。当一个人的自我修养达到最高境界时，他就能获得天与地、过去和将来的相关知识，增长才能，达到“仁”的境界。

以德为先的人才观，在历代官修的正史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从《史记》到《清史稿》，循吏传、游侠传、独行传、逸民(隐逸)传、孝友传、忠义传、列女传、卓行传、死节传等等，这些人可列入忠孝类、操守气节类人才，反映了古代人才统计中重道德崇情操的价值取向：讴歌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讴歌面对邪恶奸馁，铁骨铮铮，为民请命的忠义之士；讴歌“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即使身处无道乱世，处于人欲横流的污掉之中，也能如青莲“出淤泥而不染”的明哲君子；讴歌光明磊落，笃诚守信，为正义舍生忘死的侠义之士。当然，古代这种人才价值观中，难免带有时代的局限，如愚忠、愚孝、“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清高孤傲、对社会不负责任的消极隐遁等，都是不可取的。尽管如此，以德为先的人才观，对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重政治军事型人才，轻经济型人才的取向

早有人指出，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这实际上从人才学的角度反映出古代重视政治军事人才的价值观念。本纪实际上是帝王家史，列传所收录的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军事方面的人物。有关经济方面的材料主要集中在货殖列传和食货志中。而经济类的人物在正史中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披阅卷帧浩繁的二十五史，我们发现，汉朝时，史书中尚有经济型人才的记录，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货殖列传》对一些经济人才作了简单介绍：经商致富的范蠢、白圭，与国君分庭抗礼的子赣，以卖盐起家的猜顿，以畜牧致富的乌氏赢，以铁冶致富的蜀卓氏、孔宛氏、丙氏，以力田畜起家的宣曲任氏等等。粗略统计，《汉书》列传共收录了250多个政治、军事类人物，而经济类仅有l3人。而汉代以后，经济人才基本上不能登正史“大雅之堂”，只是散见于各种野史之中。

这一现象和价值取向的形成，当然与古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重农轻商，崇本抑未的观念根深蒂固，工商业被作为末业而受到冷落甚至打击，反映在人才观上，就是轻视、歧视经济型人才，将之排挤在人才之外。

三、重人文型人才，轻科技型人才的取向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方面成就非凡，除了拥有惠及全球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外，在数学、天文、地理学、医学、陶瓷、纺织技术等领域都成就卓异：有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墨子、哈雷彗星、日月食、流星商的记录，有世界上最早的开平方、开立方的“十进位值制记数法”，有世界上最早最精确的圆周率数值，有世界上第一台测天仪、地动仪，古代农业科学也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然而，在传统的古代社会里，科技人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与古代社会重文轻技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封建社会一直主张以伦理道德治天下，漠视科技，以致把科技创新看作是“奇技淫巧”，从事科技的人只能恭列末技，有“君子不器”的价值观。“半部论语治天下”，便是重文轻技这种思想观念的反映。在汗牛充栋的史籍中，介绍科技人才的可谓少之又少，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引以为自豪的诗人、词人和思想家、文学家等，而对科学技术人才有所忽视。反映在人才选拔考试上，看重的是诗词歌赋和策论；反映在人才统计上，看重的是人文型人才。从二十五史的统计中可以清楚看到，从《史记》到《清史稿》，人文型人才占有较大的比重，除散见于各列传中的文学人才外，几乎每一部正史都有专门介绍人文型人才的《儒林传》、《文苑传》或《艺术传》、《文学传》、《道学传》，而且比重越来越大。初步统计结果表明，从《汉书》、《后汉书》到《旧唐书》、《宋史》，列传所收录的人文型人才，分别为27人、64人、142人、300余人，重视人文型人才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科技型人才只是偶见于《方术传》、《日者列传》、《方伎传》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专传和《天文志》之中，而正式人选列传的科技人物则是寥若晨星，仅有汉代张衡、蔡伦、扁鹊、仓公、宋代沈括、元代郭守敬等人。到了民国修《清史稿》才专门列有《畴人传》，介绍了清代数十位科学家，如王锡兰、梅文鼎、明安图、许如兰、时曰淳、李善兰、华衡芳等。有些人传的科学家，并不是因其科技方面的成就，而主要是因其政治背景，如张衡、沈括等。蔡伦乃是作为宦官而被列入《宦者列传》。

四、官本位取向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官本位”的国家，“学而优则仕”。以做官为择业本位的社会价值系统坚不可摧，深入人心，官位成为评价一个人成就价值的重要标志。于是“做宫”成为读书士人的人生追求。这种人才价值取向还突出体现在人才选拔制度上。科举制的实行，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人才统计方法，即按秀才、举人、进士等资格进行分类统计。状元是顶尖人才，可出人卿相，这是当今按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等学历划分的传统人才分类法的前身。据粗略统计，从隋朝确立科举制到清未废止，古代科举考试共产生了700多位状元，10多万进士，100多万举人，秀才、贡生等则数不胜数。科举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人才选拔制度，强化了官本位意识，强化了官位作为衡量人生价值标准的意识。

中国古代人才统计中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是古代人才观的反映。这种人才价值取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不乏可取的因素，如重道德崇情操的以德为先的人才观。但更多的值得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什么近代以来，我国的经济远落后于西方，科学技术也被抛在后头，而处处受掣于西方列强、任人宰割这实与我们民族轻视经济、科技人才的传统价值取向不无关系。特别是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几乎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现实生活，把人仕做官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惟一途径，视做官以外的追求为旁门左道，人们对仕途的关心超过了对科学的爱好，势必弱化社会机能的多样性和限制人才的多向拓展。结果是既造成了人才的浪费，也严重限制和阻碍了民族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人才是值得尊重，但是古代驾驭人才对于帝王君主也是尤为重要。选拔人才驾驭住人才又是另外一回事，驾驭人才方法就是通过一些细微事情，让他们付出结果，再者就是用一些套路让他们知道帝王手段，或者自己主人的手段。如果这个都不行，就只能使劲去敲打一下，让他们知道自己这个人能够重用他们，同时也能够毁掉他们，具体的还是要看他们这群人怎么做？

这个时候赵丹李斯他们也是在苦苦的等着赵胜这群人，一场说长不长的等待已经开始起来？真正好戏已经开始，时间也是已经开始好戏在后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