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在当了近半年的皇帝后总结出了一条经验。

皇帝是不能把自己面前每一个人的情感表达当真的。

皇帝虽然喜怒不形于色，但皇帝面前的每个人都习惯于站在皇帝的立场上揣测皇帝的心意，乐于抢在皇帝前头替皇帝表达情绪。

所以每当朱翊钧出现的时候，在场每一个人的情感表达都格外丰沛。

这一现象在皇帝生气或应该生气的时候最为明显。

朱翊钧发现，每当自己一不高兴，甚至都不用不高兴，即便只是有一点不自在的时候，周围的人都能立刻心领神会，然后迅速调整情绪，力图表现得比自己还要生气。

抢在皇上前头替皇上生气，把皇上不方便出口的话抢着说出来，这是做臣子和奴婢的本分。

朱翊钧既然是皇帝，当然没办法去让臣子和奴婢不要践行自己的本分。

但朱翊钧在总结出这条经验后，却也再不把臣子和奴婢的本分当真。

他知道臣子和奴婢虽然是真心实意地替他生气，但他们在生气的时候并不投入，是一种十分有分寸感的生气。

就像朱翊镠此刻又瞪眼睛又抖喉结，但朱翊钧知道他不是真为了“洋人的选举”而生气。

他只是单纯觉得“皇上一定会为了洋人的选举而生气”，为了践行自己的臣子本分，他才表现得如此义愤填膺。

其实若是就事论事，晚明的葡萄牙人在澳门自治中采用选举制度并没有甚么可令朱翊钧生气的。

实际上万历十六年的葡萄牙仍然是一个君主制国家，且在万历九年的时候，葡萄牙由于失去了它的合法王位继承人而被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侵占。

来自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以继承战争战胜者的身份被拥立为葡萄牙国王。

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就此达成了一个“伊比利亚联盟”。

同后世两国之间占领与被占领的关系不同，万历时期的“葡萄牙——西班牙”应该被归类为一个共主联邦政体。

这也就是为甚么晚明的史料中把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夷人统称为“佛郎机人”。

根据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之间的联盟协定，腓力二世成为葡萄牙国王之后，葡萄牙人仍保持了与印度及其他所有合并了的葡萄牙领地的独占贸易，并得以与西班牙、秘鲁和吕宋马尼拉自由往来。

这其中也包括了澳门葡萄牙海商在广州的贸易垄断权。

可以推测，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肯定是非常反感葡萄牙与西班牙合并的。

因为如果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被降到一般西班牙臣民的地位，澳门港就一定会向西班牙人开放，那么葡萄牙人对华贸易的垄断势必将立即告终，其损失将无法弥补。

所以当时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尽管在名义上承认腓力二世是他们的国王，但实际上澳门的葡萄牙社区是竭力想摆脱腓力二世的行政控制的。

因此在万历时期的澳门葡萄牙社区，就产生了一个“一人一票”的伪民主自治制度。

当时澳门的自治组织是以公选为基础的。

每一个在澳门出生且具有法律资格的自由市民都有选举权，来自其他葡属领地的自由民，只要在澳门结婚或者定居，也将获得选举权。

自嘉靖四十一年选出澳门行政首领之后，万历年又增设了一名葡人大法官来执掌治安。

到了万历九年，西班牙和葡萄牙正式合并之后，澳门的葡萄牙人选举出了由行政长官、判事官、日本贸易舰队司令和市民代表组成的行政议会。

万历十一年又选举产生了两名法官、三名高级市政官、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财政官，这些选举产生的官员组成了澳门的市政委员会。

尔后，明廷为了‘以夷制夷’，在澳门也委任“夷目”对广东地方政府负责，这一职务一般由澳门葡萄牙市政议会民政官担任，同样也是由澳门市民选举产生。

对明廷本身而言，葡萄牙人在澳门的选举自治制度无疑是利大于弊的。

因为在澳门的葡萄牙社区产生公选自治组织之前，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受驻印度果阿的葡印总督和负责中国、日本贸易的葡萄牙贸易船队司令官管辖的。

虽然这种管辖的实际执行情况不大理想，但从法理上来说，葡印总督是葡萄牙国王亲自授权的海外代理人，除了司法权以外，和葡萄牙国王具有同等行政资格。

而在澳门建立起自治组织之后，澳门葡萄牙人脱离腓力二世管制的愿望变得越发强烈。

历史上也的确如此，在万历二十三年时，基于澳门市政委员会的请愿，腓力二世正式批准澳门葡萄牙人享有全部自治权，使澳门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联邦之外，另外取得了自治城市的地位。

所以从利益角度来说，朱翊钧虽然皇帝，但也并不十分反对澳门葡萄牙人实行选举自治。

明廷在万历时期对澳门的控制还是相当强有力的，无论是司法还是税收，都没有因为葡萄牙人的自治而吃亏。

相反，就是因为明廷和广东当地政府允许了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自治，使得澳门葡萄牙人在利益上和明朝政府达成了一致，甚至因此成为了明亡前除了朝鲜以外的最忠实的拥护者。

所以朱翊钧并不生气，只是轻描淡写地道，

“要不让洋人选举，他们就不交税金和地租，那样更划不来。”

李太后放下手中的零食，拿过侧旁的一方湖色熟罗手帕，轻轻地擦着手道，

“所以啊，你四弟有这些顾虑也是对的，倘或海贸的生意归了朝廷，那些在濠镜的洋人肯定不满。”

“他们要一不满，无论是直接在濠镜生乱，还是跑到广州去煽动那些靠海贸为生的百姓造反，对朝廷都是有弊无利。”

“皇上还年轻，我却是年纪大了，听见这话就多啰嗦两句，皇上别嫌我唠叨就好。”

朱翊钧心想，李太后对朱翊镠的偏爱已经不能算是人尽皆知，而应该算是有口皆碑了。

如果这回自己不是派朱翊镠去办这差事，按照李太后的性子，她绝对是一个字都不会多说的。

“怎么会？”

朱翊钧淡笑道，

“近些年老娘娘少问政事，今日好容易为四弟开一回口，朕若是拂了老娘娘的好意，那便是不孝了。”

李太后重新戴上护甲，

“皇上若不嫌烦，那我就再说两句，使民以时是一回事，与民争利是另一回事。”

“将海贸之利让给洋人并不是一件坏事，就瞧那些出海来中国的洋人，来了没几年，就平白无故地张罗起甚么‘选举’、‘自治’来了。”

“要再过两代，说不定连他们自己国家的皇帝都不认了！”

李太后不愧是跟着从前的小皇帝听过政的女人，一语就道破了封建帝王最为恐惧的要害之处。

好在朱翊钧是个现代人，在亲眼见证过近代西方的殖民扩张之后，他并不会轻易被手中的帝王之权所蛊惑，

“老娘娘言重了。”

朱翊钧淡笑道，

“倘或百姓心里向着国家，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官，又哪里不会向着国家呢？”

李太后道，

“官若是百姓选出来的，他们就只会听百姓摆布，哪里会将皇帝放在眼里？”

朱翊钧道，

“国家并不等同于君王。”

李太后摇摇头，道，

“皇上，国与君自古就互为一体，因此隋唐才开科举，才有‘天子门生’。”

“官员们只有效忠于皇上，才会一心为国家考虑。”

朱翊钧道，

“朕想掌海贸，就是在为国家考虑。”

李太后道，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上若想掌海贸，要么学太祖皇帝，下旨‘片板不得下海’，要么学先帝，只让广东、福建开埠，其余一律视为违禁。”

“但倘或皇上既想掌海贸，又不愿断了百姓的生路，那就是在变相地鼓励百姓出海。”

“一旦民间出海成风，百姓必不会再满足于耕稼力田，再者这海外之地，不受我中国所控。”

“万一这出海的百姓也跟那濠镜的佛郎机人一样，在海外张罗起‘自治’、‘选举’，不愿再受中国管辖，那可怎么办呢？”

朱翊钧笑道，

“这老娘娘且放心，我中国地大物博，洋人都要来咱们这儿才能买到好东西。”

“这出海的人本身就是为了赚钱，那佛郎机人搞选举，归根到底也是为了赚钱，哪里有出海的人为了选举，反倒跟赚钱的地方绝交的道理呢？”

李太后道，

“那这些人要为了赚钱，把闽浙粤三省鼓动得和濠镜的佛郎机人一样，也开始要求自治和选举，皇上又该怎么办呢？”

“再说，现在江南漕运的负担本来就重，福建多山少地且不说它，浙江和两广的税收却是重中之重。”

“一旦朝廷鼓励出海，民间必会纷纷响应，转而放弃田土耕种，同商人和洋人沆瀣一气。”

“要没了农税，朝廷光靠商税和关税能经营得下去吗？那辽东九边、西南漠北，不都是花钱的地方？”

“要能经营得下去倒也罢了，万一这一出海，闽浙粤三省的百姓受了洋人挑唆，到头来连商税和关税都不肯交，直接学洋人开始要求在闽浙粤自己选官了，那祖宗的基业不就毁于一旦了吗？”

朱翊钧张了张口，不知道为甚么，忽然就有些心虚，

“……老娘娘说得也太夸张了罢。”

李太后道，

“太祖皇帝当年就是从南方起的兵，蒙古人南征北战，九洲在内，甚么类型的国家他们没掌管过？”

“结果到了中国这儿，东南一出问题，他们不是照样被太祖皇帝赶回草原了吗？”

李太后显然是有备而来，这一通话下来，把朱翊钧这个意图改革的现代人都说得犹豫起来。

如果按照近代西方国家崛起过程中殖民扩张的模式，就必须以皇室为首，在大开海禁的同时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发动民间力量去占领各国海路，发展海外殖民市场。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如同晚明澳门葡萄牙人那般，为了商业利益而摆脱原有君主国家的控制，实行自治选举的情况。

倘或这种情况蔓延到中国本土——从晚清的历史教训来看有相当大的可能蔓延到本土——那势必会对明廷的集权统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李太后又叹道，

“倘或为了海贸之利毁了祖宗留下的江山，皇上，我往后到了地下，可是没脸去见祖宗的！”

李太后一面说着，一面就拿过那方熟罗帕子，作势拭起泪来。

李太后这一动，朱翊镠立刻就坐不住了，

“老娘娘怎么好端端地就说起这不吉利的话来了？”

朱翊镠倾身去劝，

“早知道老娘娘会这样，臣方才就不提洋人选举那回事儿了。”

朱翊钧见状，也只好跟着安慰，

“朕知道其中利害，老娘娘一片苦心，朕都一一记下了。”

两兄弟你一言我一语地一通好劝，李太后听了半响，这才慢慢平复了下来。

“其实罢，濠镜的洋人搞选举那事儿，也不能都怪到海贸头上。”

朱翊镠打着圆场道，

“臣听广东那边的人说，万历十年，濠镜的洋人刚开始搞那个自治的议事厅的时候，原来广东布政司是不承认的。”

“后来是当时的两广总督陈瑞收了两个洋人的贿，里应外合之下，才让佛郎机人的自治得逞了。”

朱翊镠看了朱翊钧一眼，又小心翼翼地补充了一句，

“皇上当时应该不知道这事儿。”

万历十年的两广总督陈瑞是深受张居正器重的“张党”成员之一。

朱翊镠这么说，全然是为了替皇帝推卸责任，葡萄牙人在澳门成立自治组织的时候，张居正在朝中正好处于权力顶峰。

而万历十一年，陈瑞被弹劾致仕时，御史给出的罪名又恰好是陈瑞在任上搜括金银、行贿张居正。

因此朱翊镠的逻辑，就是张党罪大恶极，为了个人利益出卖澳门给葡萄牙人，而皇帝是绝对全然无辜不知情的。

朱翊钧笑了笑，却未说张居正如何，只是道，

“洋人那么厉害呢。”

朱翊镠见皇帝并未不快，连忙附和道，

“可不是，臣听闻当时向陈瑞行贿的，一个是濠镜的司法官，一个是耶稣会的洋和尚，两人还都取了个名……”

朱翊钧心下一动，打断朱翊镠的话头追问道，

“甚么‘会’的洋和尚？”

朱翊镠一怔，下意识地回道，

“……耶稣会啊。”

朱翊镠见皇帝直直地盯着自己，忙又补充道，

“哦！广东那儿管那些洋和尚叫‘传教士’，他们说是来传教，其实和濠镜的洋人都是一伙儿的！”

朱翊钧的眼睛倏然一亮，

“给朕讲一讲那耶稣会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