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泰时微笑道，

“百姓养马原就不易，倘或交的是折色，缴了也就缴了，总比花钱养了马，再倒死追赔来得便当百姓的账就是这样算的。”

现代人既不骑马也不养马，朱翊钧对马匹饲养知识的了解和历史上那个真正居于深宫的万历皇帝可谓是半斤八两，

“于百姓而言，养活一匹马很难吗？”

徐泰时又笑了笑，回道，

“照料幼驹的确繁琐。”

朱翊钧这才发现自己问了一个蠢问题。

作为太仆寺少卿，徐泰时是绝不会对皇帝明言养马是百姓的一项负累的。

倘或大明的百姓连一匹马都养不起了，那不就等于在说皇帝治国无方吗？

朱翊钧又换了个角度提问道，

“具体有多繁琐呢？”

徐泰时随口便对皇帝列出了几项养马所需的基本工作，

“民间若饲养官马，则必须冬暖屋、夏凉棚，马槽槽道须时时清洁，饲料还须拣择新草节、簸粟豆，熟料必须用生水浸淘放冷方可饲之。”

“饮马水忌用宿水，尘草、沙石、灰土、蛛丝、诸杂毛发，一概不得食，盐水饭亦不能多，多即损马腰腹以成肾冷之患。”

“惟宜新水以时饮之，过夜不饮，冬日饮讫便须牵行，至于马之粪溺，亦须日日查检，否则即瘦瘁生病……”

朱翊钧有些惊讶道，

“这些养护之责都须由民户承担吗？”

徐泰时淡笑道，

“当然，依祖制，太仆寺每年都要定期向马户收取规定数目的马驹并且检验种马，群牧监撤销之后，此事便由管牧州县料理。”

“据臣所知，民户不仅要对妊娠时期的种马细心照顾，对所产下的马驹更要无微不至，马驹幼小，稍有不慎便会造成折损。”

“按照规定，民户还要将种马受孕时间如实上报，在种马产驹之时，负责马政的州县官员要在场记载新生马驹的体症状况并登记在簿，以备日后验收。”

“普遍而言，每驹一匹，须喂养三年方可起俵，草料之费至少不下十两。”

“因饲秣之费岁用不赀，民户常常虽有养马地亩而所得无儿，加以官府点视刑责科罚严厉，故民间苦于有驹，多将种马受孕之事隐匿不报，或者干脆堕去幼驹。”

“即便有种马产驹，民户亦宁任种马羸饿而死，无驹甘以亏欠偿银，有驹亦任其倒死，甘以倒死偿银。”

朱翊钧这回终于弄清楚李自成家的那本账是怎么回事了。

倘或李守忠被官府佥派为养马户后没有老老实实养马，而是直接缴纳折色俵马银，那一年按购马的市场价也不过是多付出八两银子左右的损失，姑且就当是多纳了一项“丁税”。

但若是李守忠当真按照官府的要求去认认真真养马，那一年除了牺牲家里的一个劳动力去精心照料马匹之外，每年还得自费十数两去购买马料、装置马槽。

而且一户人家养了马之后，免不了就要同州县官吏打交道，官吏负责记载马驹状况，民户自是不敢开罪他们，每年又不得不花费一银子去打点马政官吏。

一旦马驹出了问题不能解俵，不但相当于之前的这些花费全打了水漂，养马户还要被追赔罚款，拿不出钱来说不定又要被黠吏勒索。

所以徐泰时才如此笃定百姓会甘愿缴纳那根本不符合动物学常识的俵马折色。

同每年无止尽的追赔勒索比起来，每年春秋二运的折色俵银便显得如此轻松而合理。

朱翊钧在心中叹息，李自成对大明朝的恨意是多么弥远漫长，明码标价。

后世人都以为他恨的是县令晏子宾给他上的那一道枷，殊不知这一道“枷”只是大明给李自成家拷上的数道中的一道。

李自成心底的恨一定生成得更早，早在他父亲去世、他家因养马而家道中落之时，他对大明的恨就已经埋下了根芽儿。

按照徐泰时的论述，这马料的精细程度或许甚至超过了饥民每日所吃的食物。

明末的陕西连年饥荒，百姓本来就处于连“以石为食”都不能够的悲惨境地，又哪里能拿得出那么多额外的银子替官府养马呢？

人有机会获得更高级的食物才能与处于低级食物链的动物区别开。

如果人连动物的食物都够不上资格去吃，那人的高贵也不见了。

一旦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人就忘记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李自成不但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更有属于一个公民的人格，因此他选择了造反，决心要把人类的高贵从明廷手中抢夺回来。

朱翊钧的喉结动了一动，又问道，

“那俵马折色又须交几两呢？”

徐泰时回道，

“成化年间原定的是十两，嘉靖、隆庆以后又升到了三十两。”

朱翊钧惊道，

“折色银如此高昂，民户如何负担得起？”

徐泰时笑道，

“皇上有所不知，其实即使每岁征以三十两，养马州县亦是争相唯求折色，希求免去解俵之苦。”

朱翊钧问道，

“这是为何？”

徐泰时解释道，

“如今许多养马地方，马政多松懈，马匹牧养不得要领，而每年往北京输送备用马，路途遥远，其间难免死伤瘦损，到京后又难以通过考核。”

“许多马匹本身体质容易水土不服，再加上解俵上京的沿路花费，到京之后还要受到内臣势要之家的盘剥，马户负担已极为沉重。”

“若是征俵马匹不符标准，被拣退补俵，反复一二次之后，即便是中产之家，也只能是典卖地房、卖儿鬻女了。”

“许多养马户为免沿途输运马匹之累，便携带足额银两赴京，临期直接在京买马应付征俵。”

“如此一来，乘人之危的马侩、马贩便在京畿附近应运而生、大发横财了。”

“这些马贩作为北京征俵方与南京交俵方之间的媒介从中牟利，与征俵官吏、兽医通同作弊，将老马、羸马验俵通过、收为备用。”

“几次三番下来，兵部便认为与其这样虚耗费用、拖欠马匹，不如直接征收折色，作为库银让军队自行购买马匹。”

朱翊钧蹙眉问道，

“那这些马贩都是些甚么人呢？”

徐泰时答道，

“据臣所知，能在京畿充当马贩的绝非等闲之辈，或是卫所军官、或是与势要之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才能与验马官吏内外勾结。”

“如今验马官与马贩连同作弊，只要不是从马贩手里卖出的马匹，验马官一概拒收，民户为通过验俵，便只能向马贩高价购买合格俵马。”

“除了马贩之外，催马公差、马科胥吏、看马医兽，均得向民户索贿，如此积少成多，养马民户自然愿交折色俵银，而非上京解俵本色。”

朱翊钧明白了，民户缴马的行政成本太高，因此宁愿交一折色银，也不愿千里迢迢地上京来被马贩和各级官吏勒索盘剥，

“既然兵部一再提升马价银，太仆寺又如何会入不敷出呢？”

徐泰时顿了顿，道，

“现今太仆寺寺库中的马价银多用于边镇买马、修筑边墙，以及一些工费开支。”

“蓟、宣二镇修边募兵之费皆从太仆寺中出，兵部唯恐马银无余，户部则唯恐帑藏不充，二部皆言太仆寺寺库库银乃权宜之计，臣自不敢推诿误事。”

朱翊钧忽然特别庆幸自己没有因为努尔哈赤就在穿越之后立刻下令关闭边地马市，按照晚明马匹这个征缴状况，没了马市岂不是连马都没处买了？

“那边镇买来的马，太仆寺亦不能调拨京中吗？”

“朕记得王崇古总督宣大之时，曾经上疏说夷马性耐寒劳，骨任驰骋，虽大小不齐，而均非内地虚膘无力之种可同。”

“且北直隶、山西各处商贩，连年市获夷马，喂养有节，各边军士领获市马壮健既多，倒死已少，蓟镇官军每遇市期，官私各以银货市马数百匹，各省官价岁补马额，节省财力，可谓马政之良方。”

其实作为一个现代人，朱翊钧是相当推崇王崇古的想法的。

套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内地马质次价高，耗费人力物力，且经济效率极低，境外同类商品无法进入内地市场时，只得勉强接受内地产品。

可是明廷与蒙古的贸易既已达成，同类进口商品不但质优价廉，而且获取便利、经济实惠，产量也有保障，两地产品虽稍有不同，但只要通过技术调整，完全可以实现替代。

撇开李自成的家庭因素，朱翊钧也是赞成用这种符合市场规律的办法去替代让百姓十分痛苦的民牧官马的。

徐泰时笑了笑，抬手捻了一下下巴上那疏疏朗朗的胡子，别有意义地回道，

“夷马素不堪辔勒之羁，惯食野草，不服料豆之温，兼以内地炎热而夷方寒冷，若非调习喂养，必致疮癣易生，故而胡马不堪寄养于内地，自是不能调拨京中。”

朱翊钧觉得徐泰时话里有话，即使晚明有小冰河期的气候问题，可蒙古和北京的寒冷程度理应并无能影响到生物生存的巨大差别，

“可是边镇为每年太仆寺拨给的年例银而不肯饲养胡马？”

这个问题朱翊钧在现代研究明史时是注意过的。

理论上来讲，明廷从蒙古购买的胡马不但可用于边镇，经过调养训练亦可用于京营。

但是即便到了财困马乏的崇祯年间，兵部及太仆寺的主流观点依旧是胡马不堪用，山西马市所得到胡马，不但不能作为京畿寄养马，甚至于三关官军骑操都成问题，只能变价出卖，再买好马骑操。

原来是现代人的朱翊钧只是以为这是马匹娇贵，中国地理气候状况有所差别的缘故。

可直到他如今自己当上了皇帝，在亲眼见过了晋商范明，又对话了徐泰时之后，心中便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

边镇马贩和山西商人都能够因有利可图而精心调节胡马习性、将胡马喂养得膘肥体壮、转输内地，难道集中了全国马匹饲养经验、主管全国马政的太仆寺却反倒做不到吗？

徐泰时回道，

“年例银只是原因之一。”

朱翊钧追问道，

“那其他原因是甚么呢？”

徐泰时仍是温和地笑笑，道，

“大抵是同行相轻，山西的马贩同京畿的马贩都是马贩，一个赚的是边镇的钱，一个赚的是民户的银。”

“两者互不相干倒还无妨，可一旦一方要占领另一方的市场，便难免两败俱伤。”

朱翊钧默然片刻，道，

“朕明白了，徐卿的意思是，胡马虽则水土不服，但若经悉心调理，未必无有可有之地。”

“只是倘或朝廷一旦停止征俵备用本色马，将寄养马全部改用马市胡马，那些养马州县的衙典胥吏、管马官，京畿包揽兜售的马贩、兽医、验马官，乃至太仆寺寺吏、兵部官员、京城势要之家，都会失去盘剥所得。”

“因此各级马政官员乃至胥吏、医兽、马贩都不愿看到内地寄养胡马，他们宁愿看着朝廷官军无马可用，也不愿放弃任何、哪怕就是那么一点点已然到手的利益。”

徐泰时垂目道，

“边镇马贩也未必全能委以重任，如今辽东之最急者马，而辽东之最不堪用者亦马，辽东之最耗国储者马，而辽之最累军士者亦马，可见边贩胡马亦全能为边军之用。”

朱翊钧这下理解为甚么李自成是在甘肃投军，被提升为军中把总之后才下定决心发动兵变的。

想来除了欠饷问题，更重要的是李自成发现了晚明马政的真面目。

他原先只知道州县马官和京畿马贩是如何得坏，却不想边地马贩和边镇马政也是一样得坏。

坏同坏叠加起来毁了李自成的家，自然也造就了后来的李闯王。

“原来如此。”

朱翊钧缓缓道，

“看来禁军马匹调拨不得，责任全不在太仆寺啊。”

徐泰时立刻站起来跪下了，

“皇上圣明。”

朱翊钧又下意识地别开了眼。

晚明的人物往往就是这样，狂妄自大的外表是用来吓唬别人、说服自己的，相反看似温和谦逊宽厚之人，其内核才硬得几乎坚不可摧。

“徐卿今日的话，朕听得明白。”

朱翊钧朝着另一个方向对徐泰时开口道，

“朕也不为难了徐卿，回去写份奏疏，将太仆寺历年各部挪用拆借的银两数额，拨给各边镇军中的年例银，以及民户上京解俵所需花费的具体数目陈列出来，尽快上呈给朕罢。”

徐泰时如释重负，以为皇帝是就此知难而退，打消了改革马政与操练禁军的念头，立刻叩头应道，

“是，臣明日便将题本呈上。”

朱翊钧点了下头，也不管徐泰时看到了没有，挥手道，

“你退下罢。”

徐泰时又朝皇帝磕了个头，这才重新站了起来，躬身退出了文华殿。

正是黄昏添烛时，夕阳的金光从三交六椀菱花的缝隙处穿透进来，仿佛一柄刀尖裂开撬碎了精密完好的浮雕，将殿内景物分袂成了阴阳不均的几块。

徐泰时退下后不过片刻，张诚便拿着几份奏疏匆匆走了进来。

他用他一贯小心翼翼的神情挨到了皇帝身边，刚要开口禀奏，就听皇帝兀自道，

“张诚，你说倘或朕想要向天下百姓公示官府衙门的收支细则，光凭一张邸报，是不是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