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去的路上，被我放在包里新买的手机突然疯狂作响。

我一开始是以为是奶茶店店长打来的，为此我在心里还暗自打了一会腹稿。

我就我家里出了一点事，所以这才来晚了，店长大人应该不会那么不近人情的骂我，以及扣我工钱吧？

谁知道呢，我们店长是个大约四十几岁的中年女人，每最大的爱好就是骂人。我们店里一共有四个服务员，就没有一个人没被她骂过。

曾经有个姑娘跟我同龄，甚至是同一时间段进去的，人家经常被她骂的直掉眼泪，后来实在受不了就辞职了。

我之所以一直挺到现在没有辞职，还有一种工作虐我千百遍，我待工作如初恋般的精神面貌，并非是我有多么强大的心理，也并非我有多么厚的脸皮。而是我时常告诉自己，我是个穷人，我的身后还有两个女人，一个家庭等着我养，我没有因为一点困难，一点痛痒就能退缩放弃的权利。

这就是我和身旁钟执承截然相反的生活状态。他不想住宿舍，他的爸爸就给他买公寓。他不想挤公交，他的爸爸就给他买十几万的车。他不想做的事，哪怕全世界反对，他都可以不做。

而我就不一样了，我连奶茶店服务员这种卑微渺的工作，都要心翼翼守护着，生怕哪一连这个机会都要丢失。

低头一看，发现上面闪烁的并不是店长两个字，而是水瓶两个字。

虽然不是店长，但我还是没有因此松一口气，因为这个叫水瓶的主人找我也没什么好事。

我望着手机，任它独自在我手心震了一会，不是我故意不接人家电话，而是面对水瓶姐，我也需要提前在心里打好回话解释的草稿。

因为距离我交稿日期已经过去整整三了，这显然已经超过了她的极限。我不难想象，这电话一接通，她大姐要在对面吼叫的多厉害。

手机静默了几秒后，又重新响起。看着再一次闪起的水瓶二字，我只能硬着头皮按了接通。不接通怎么办？我等下还要去店里上班，除非我将手机关机，要不然她的电话肯定是没完没了一直打到我接为止。

曾经我一直觉得水瓶姐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化公司的编辑，而是外面那些讨债公司讨债的。因为她每问我要稿子的架势，跟那些上门要债的没什么两样。要唯一的不同就是，人家要的是钱，她要是稿子。

“你是不是忘了欠我什么东西没给？”可能是相处久了，水瓶姐每次跟我打电话，都是直奔主题，什么主语谓语，她是能省则省。

我笑的有点心虚，“没忘，明一早，明一早我一定会准时准点的把稿子发至你的邮箱。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你能不能没事不要像个追债的人一样追着我要稿子啊？”

水瓶姐不知道是在吃饭还是嘴里嚼着什么东西，声音听起来含糊不清，“要想我不这样，你就不要拖稿我每累的跟狗似的，还要管着你们这些不听话的崽儿，我容易吗？”

我知道她又要开始哭诉她有多么多么不容易了。什么经常被老板骂，什么经常被读者投诉，什么经常被我们这些作者嫌弃。你若给她一叠手纸，她能连哭带嚎的上几个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