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大唐军队威震天下,一时之间四夷宾服、外邦来朝,百官奏请唐太宗封禅泰山祭告天地。唐太宗好是高兴,不料一盆冷水泼下来,魏征出来告诉他,泰山已经去不得了:“今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由于战争造成人烟断绝,即便是黄河流域的广大富饶地区,也已经变为荒野,路途艰阻,供给匮乏,无法行走了。唐太宗无奈打消了封禅泰山的想法。
大唐是真穷。穷到什么地步?可统计的纳税人口只有隋朝的三分之一,而且国家已经没钱给官员开工资了。面对这种局面,李世民的方法非常简单,对于朝廷官员,大唐既不给办公经费、也不给工资俸禄,而是给土地,让官员出租给本金,让官员放高利贷。北魏冯太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给官员发工资,到李世民这里,就全给倒退回去了。
但是,官员毕竟不是地主商人,所以土地出租赚不回租金、放高利贷还把本金折腾没了。怎么办呢?官员既然不会理财,那就派理财的干部。大唐70多个衙门,每个衙门给了9个编制的捉钱令史,然后拿着本金去放高利贷,赔钱贬官、赚钱就升官。初唐朝廷的官员定额是730多人,而捉钱令史就有600多个。
随着帝国的统治区域越来越大,要花钱的地方也就越来越多,所以捉钱令史已经应付不过来了。于是,各种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就应运而生。
这个政策到了后期越来越显出其弊端。到了玄宗时期,大唐官员逐渐分成两个派系,一个是贤相集团、一个是聚敛集团。聚敛集团因为能够解决财政问题,于是李林甫这些人就执掌了大唐的国家行政。
大唐前期,主要沿袭隋朝的府兵制度,六百多个折冲府兵,就是大唐解决边地战争问题的最强凭借。但是,随着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府兵制明显就吃不消了。往东打到朝鲜、往西打到西域、往北打遍蒙古高原,亦农亦战的府兵无论如何也扛不住了。
公元670年,薛仁贵大非川战败之后,大唐正式对决吐蕃帝国,到这个时候,府兵已经完全无法适应与吐蕃帝国的高烈度战争了。武后时期,黑齿常之以河源军加屯田的模式,实现了对吐蕃的有效压制。
公元711年,河西节度使建立。自此之后,大唐开始在缘边地区大批量的建立节度使,并以募兵取代府兵。为了解决节度使的军费开支问题,大唐继续奉行不给钱但给政策的主张,节度使逐渐兼任度支使、营田使,甚至所在州的刺史、所在道的采访使,节度使的权力从军事,向财政和行政染指。
安史之乱后,学习历史的都很奇怪,怎么唐朝出了这么多的节度使,而且很多节度使不在边疆,而是在内陆,其实就是这样来的,但是我们的书本上没有说明。
为了彻底扭转高宗后期以及武后时期的边地被动局面,玄宗朝逐渐向着效率导向发展。朝堂上,贤相集团逐渐被聚财集团所取代,讲仁义道德的下课、能开拓财源的上来地方上,就是一个节度使、一个节度使的建立。聚敛集团加节度使的统治模式,不仅解决了财政问题,而且也解决了边地问题。正是这种巨大成功,所以李林甫才能够长期为相,节度使也才能够长久不衰。
节度使这个怪胎,也就只能与大唐相爱相杀了。即便大唐灭亡,节度使和藩镇的问题仍旧存在。五代十国,中原天下遍地是藩镇、遍地是节度使、遍地是骄兵悍卒。
最后辉煌的宋朝到来,这是一个由阴谋家建立的王朝,由一群文弱的猥琐男统治,这些猥琐男肆无忌惮的歧视军人和技术工人,几乎是明目张胆的把国家的矛和盾踩在脚下肆意践踏。为了一小撮文弱书生的统治,不惜把整个国家变成软弱无力的,跟他们一样的糊涂虫。而独裁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同样的支持乃至亲自鼓动这种歧视。指望这样的国家要有好装备和好军队,比用麻绳穿针眼还难,问题是很多人对于我大宋津津乐道,宋穿男都去考状元,以成为其中一员为荣。
唐朝后期除了财政问题、边地问题,还有朝堂问题。朝堂弱化而无力担纲政府运作。大唐的皇帝这个时候开始重用宦官集团实现对帝国的全面控制。这种全面控制,严厉到什么程度?军队要有太监监军,人事要有太监染指,皇帝与朝堂的沟通也经由太监,甚至连皇帝的禁军也要掌握在太监手中。
经过这种权力的变换,宦官集团几乎接管了朝堂的权力。这时候的大唐朝廷已经堕落到朋党相争的地步,牛李党争持续了将近4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朝廷的主要工作就是搞斗争,至于理政治民早就顾不上了。虽然朝廷如此不堪,但大唐还能维持。原因就是宦官集团已经接管了大部分权力。
大唐衰落的过程和大明非常相像,明朝首先是武勋和官僚集团隐瞒土地和人口,朝廷财政发生问题,没钱养边疆的军队,于是卫所出现,边防军沦为将领的私丁,跟乞丐差不多,以内阁为首的文官体系和皇权产生激烈的对抗,最终皇帝不上朝,官员缺额得不到补充,于是皇上养了一伙太监和文官作对。
和李林甫一样,明朝出了个理财高手魏忠贤。魏最大的能力之一是收税。明末,天下金银、尽聚三吴,魏忠贤针对工商业、对外贸易发达的江南地区,从新设立了万历末年被东林党废除的工商税、海税但他没有给农民加赋,出身社会底层的魏忠贤在河南遭灾时,还能免除赋税,从内库拨款赈灾阉党在放火烧了东林书院后,几十年未曾修过的黄河水道,开始维修而且专门找东林党人投资的“垄断企业”收刮。
魏忠贤死后,重新掌权的东林党立刻再次废除切身利益相关的工商税、海税。对中西部的旱灾置之不理富庶东南的税收废除,却派军队到贫乱交加的西北旱灾区加赋、征税对后金理想化的主和,不理解关外将士的疾苦……
于是一地鸡毛。
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历史是由不关心经济蔑视工商的儒家的文人写的。看这样的书我们能看出多少历史真实?我们在课本里还学习东林党人的对联。尽信书不如无书,但是要从书本看到真实,需要很大的智慧。
李治对于大唐的财政状况了如指掌,对媚娘道:“太宗皇帝灭东突厥,开疆万里,打了多少战,这些都是要花钱的,府兵也需要钱来养着,朝廷也需要花钱。但是钱从哪里来?唐九郎常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人穷志短,财大气粗,话糙理不糙,大唐这个大家可不好当啊。长安试行摊丁入亩,人口增长了不少,推广到全国,应该能解决人口增长问题。还有边关防卫,都是要钱。从古至今都强调军政分开,但是朝廷没有钱,要边疆将士自筹军费,军队怎么能不参与政务呢?”
唐九郎的讲课和讲话都有人专门记录,这是禅宗祖师的待遇。这个惯例是从禅宗六祖开始,当时六祖没有去北方讲法,他又是唯一拿到祖师衣钵的僧人,怎么办?最后唐中宗让人把惠能大师的讲话记录下来,送往北方,这就是六祖坛经的由来。后来在禅门形成一种惯例,祖师的讲话都有人记录,这是禅宗案例和高僧传的由来。
唐志的作用越来越大,慢慢在影响朝廷的大政方针,他的讲话最后送到李治这里,长期下来,他的思维方式和遣词酌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李治和一帮大臣,这是连唐志自己都没料到的。
武咪咪静静地听着,她毕竟刚出来不久,对于唐志的那套重商主义理论接触的不长时间,也没有深入思考。当初昭武商人康有义给她送来兴业公司的股份,她当时没当回事,出来之后才知道这个股份的分量,不过这些她都没跟李治说。现在兴业公司在一年之内成为大唐的一个巨无霸,真是不可思议。
武咪咪也知道捉钱令史的荒唐,当时很多朝廷重臣恨之入骨,但是始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官员的俸禄从哪里来?
大唐政府没钱发俸禄,让各个衙门自负盈亏。每个单位设置九人,每人掌管五万钱,通过市场放贷来获得利息。为了防止资金流失,以及激发“捉钱令史”们还款付息的积极性,唐太宗下令捉钱令史必须实现盈利。他参考了市场利率,认为每年获得96的回报是可能的,因此规定每个令史每个月,必须提供四千钱的利息。完不成任务的就要受到惩罚,完成任务的给予奖励。如果连续12个月都完成了任务,唐太宗会将他们纳入吏部候补,具备资格就可以转正,任命为实缺官职。
贞观之世,令史“大率人捉50贯以下,40贯以上,每月纳利四千,一岁凡输五万”,则年利率为100。政府通过公廨钱制度,确实牟取了巨大的商业利润。唐会要载:国库支出5万本钱,经捉钱令史之手,即可在一年内翻一番,成为10万。所以,公廨本钱成为唐代财政重要收入。但这实际是唐朝纳资、卖官方式的变种而已。
这一举措虽然弥补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使官员得到了一定的俸料补充,但却使大量商贾由此而步入仕途,不但与唐朝所奉行的“商贾之人不得入仕”的制度相悖,且造成整个官场的庸俗化。
褚遂良说他们:“惯于求利,苟得无耻,莫蹈廉隅,使其居职。从何而可,将来之弊,宜绝本想。”整个社会将充满铜臭气。
有了本钱和朝廷的指令,“捉钱令史”们就开始打着朝廷的旗号下海经商,与百姓交易。官员与百姓交易,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各自的法律地位也不相同。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百姓与官员交易,不能平等,百姓自然很不情愿,无奈官方势大权重,只得勉强顺从。
捉钱令史背着朝廷的高利贷,不赚钱是不行的,必须交易,必须赚钱,于是,强买强卖之风兴起,商品交换经济随之愈加衰败。
捉钱令史借助朝廷政策的势力,可以从民间弄到许多钱,也可以补授实缺官职。于是,“捉钱令史”就成为作官的捷径,引起传统科举仕进官员们的强烈愤慨。同时,也逐渐造成官吏冗多,如果每年有600多人需要升官的话,官僚系统如何能承受?
再有就是捉钱令史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享有特权,他们由所属诸司诸使给碟,免去杂差遣,徭役,如有过失犯罪,府县不敢劾治,须送本司本使科责,而本司本使则往往对他们包庇纵容,开脱罪责。
他们名义上经营“官本”,实际上“私钱”数额远远超过官本。他们假公济私,从中渔利,平民百姓不堪其扰。官钱户的特殊化,不仅危及社会秩序,对社会经济也起着破坏作用,成为唐代棘手的社会问题。
褚遂良上书皇帝,反对设置捉钱令史。他指出,京师有70多个官府衙门,现在设置600多位捉钱令史,一年以后都可以实授官职。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官员的位置都要被他们占满。朝廷学府培养的知识分子,地方挑选的知识分子,优中选优地择出品德高尚者来做官,还免不了有些人营私舞弊。现在使用捉钱令史,培养出这些逐利之徒,个个都给官职,如何得了。所以,千万不要给他们官职。
初唐闲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