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接受心理治疗的这几年里，荣格派的心理医生将我抑郁的原因，归结为“寄宿学校综合症”，这是由荣格精神分析学家乔伊·沙伟林(Joy S)总结的一类病症，她发现在寄宿学校长大的人，在成长过程中缺少来自父母的爱和监护，这种创伤将伴随他们的一生，导致他们出现包括抑郁、难以建立人际关系等一系列心理症状和行为。

我更愿意将我正常和发病的时候称为我的理性和感性状态，那是我分裂出来的两种人格，理性时，我是一个不畏困难险阻，独立自强的好孩子，父母因为对我有望子成龙般的期望，所以才忙于工作养家，我才会来到这里和优秀的人，一起学习，一起进步；感性时，我是那个躲在棉被下崩溃的蚕宝宝。

在我处于理性状态时，我并不能完全认同这类观点，起码需要设置一个先决条件吧，至少证明这些孩子，在进入寄宿学校之前是在父母关爱下，长到十几岁的。而当时被一起锁在寄宿学校的孩子，谁不是背着一身的故事来到那里的呢。与其听教育评论家诟病寄宿制对孩子的伤害，不如探究一下孩子在家中的处境吧，毕竟，供求关系下，有需求才会有供应，出走，正是当时的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强烈需求。

第一次逃跑，其实我不承认那次是逃跑。那时候我和父亲，还是父慈女孝的阶段，我们初来乍到，他疲于工作，我不精于方言，与其被坏孩子叫乡巴佬，我情愿一个人看书，一个人玩儿。那次，最疼爱我的二姑父，允诺会给我买一个洋娃娃，我心心念念一直记挂着，不久后的傍晚，我听见奶奶和姑妈的电话中，提及了礼物已准备妥当，那夜我便没办法再转念其他事情了，顾不得去考虑独自出门的危险，我便在第二天一大早踏上了接洋娃娃回家的旅程。那时候我们还住在龙华，目的地在浦东东昌路，实话说，你让我现在独自开车再走一趟，我也得儿不断地盯着导航，可见，需求的力量已然完全战胜了恐惧和无知，何况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最后的结果便是，吃惊的姑妈，吓哭的奶奶，愤怒的父亲，开心的孩子。那种被担心的感觉，远比得到一个洋娃娃更让人满足了。

事后，无论我如何辩解，那次都被定义为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离家出走，经历的多了，也就不是最后一次了。

我不喜欢我的后母，不光因为她和她的儿子抢占了我父亲的爱，我更恐惧于她的期望，常常让我觉得这份期望不是来自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望子成龙，而更想是一种炫耀。炫耀我非她亲身，但她仍然把我教养的很好。父亲的开业典礼，公司尾牙，合作伙伴聚会，虽然我只是个孩子，但只要我被带去那些场合，被冠以父亲孩子的名义，我就必须优秀，必须得体。为了父亲，更为了她，却没有人为了我。

他们曾经有这么一段对话：

父亲：简睡了吗？

后母：还没有，珊妮老师还在辅导钢琴

父亲：别给孩子报那么多课外辅导班了，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还是早点休息吧，刘妈叫老师...

后母：欸，等一下，咱们这还不是为了孩子好吗，再说，下周黎老过大寿，让简弹奏一曲，又能拉拢关系，还能给你长面子。

父亲：那也是啊，黎老最疼爱简了。还是老婆想的周到。对，让刘妈给简送点点心上去，让孩子好好练。

不知道是命运的安排，还是真吃坏了肚子，又或者是心里作祟，黎爷爷的那次寿辰，我一直一直拉肚子，苦练的曲子，并没有机会得以展示，只是那架钢琴在整个寿宴中，都被好好的摆放在宴会舞台中央，我一直记得父亲拉长的脸，而不敢吭声。

后母宽慰父亲，帮我打圆场：孩子还小，在公众场合表演的机会还少，心里素质不好也是正常的，要勤加苦练，多多表现。

从此，我的课外辅导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我也越来越少有机会见父亲。

人生就像开往远方的长途巴士，有人到站下车，有人正好上车。于是大家相伴前行。

珊妮老师看出我家里的奇怪气氛，我便逐渐有了机会去老师家里上课。

老师住在愚园路的老式里弄，愚古邨，从邨门进去，只有一条不长不宽的主干道，各家各户挨得很近，整齐地沿着主干道左右依次排开，那是我第一次在外学习钢琴，也是第一次来珊妮老师家，不用门牌号其实也很好找，沿着悠扬的钢琴声，寻过去就是了。

一对一的课变成了一对二，教学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初识小胖哥哥，便是在珊妮老师的钢琴课上。他是除我以外的另一个学生。

他的父亲用大半年的工资给他买了一架教堂里的二手钢琴，听说，那之后他就再没有寒暑假和节假日的概念了。“那是一种崩溃的感觉吗”我问，“我觉得，崩溃分两种，一种是情绪的表达，而另一种崩溃是连这样的情绪都不敢有，只有恐惧”他平静地令人害怕。

“那他是想让你做钢琴家吗”我问道，眼神飘忽在珊妮老师家茶几上的腌肉和香肠。小胖哥哥莫名有些不自在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也许吧，总之我真的很讨厌弹钢琴，可我更害怕鸡毛掸子，不弹，我妈会打我，他们总说一切都是为了我”。他指指茶几说：“那时我妈妈送的，想抵这两天的钢琴课的费用...“

我知道如果是一个自尊心强的男孩子，说出这些是需要多大的勇气，他显然把我当成了自己人，我这么认为，所以也跟着他一起惆怅起来，其实我的处境也并不比他好很多。

终于，失去弹性的弦，也有崩断的一天。

他脸上的五指印还依稀可见。他说他想逃跑，问我要不要一起走。然后问我有没有心愿要实现。我垫着书包，靠在邨门口的墙，低着头说，“我想自己的生母，我想去问问她，我能不能和她过”。

那我们计划一下，出发吧。

“嗯？”我望着他那得意洋洋，好像找到一个人生最伟大的梦想一般，意气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