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能说能练才是好把式。想要一支战力强悍的精兵，那就不是光靠训练就能练出来的，实战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环节。一个没有经历过实战的新兵蛋子，永远都是新兵蛋子，不论这个新兵蛋子当了多久的兵。

张宝不打算去攻城占县引起朝廷的注意，但他又希望可以通过实战让梁山的人马得到成长的机会，这样一来，梁山周围的那些歹人跟恶势力就倒了血霉。攻城占县目标太大，而那些歹人以及地方恶势力的影响则要小上一些。

而且针对那些恶人，一来不会引起当地百姓的反感，二来也可以让梁山人马得到实战的机会。恶人都是怕死的，因为坏事做多了，就害怕会遭人报复，为了保护自己，恶人往往就会纠集一帮恶徒在身边。一般恶人都会想法设法与当地官府相勾结，从而让受欺压的百姓无处伸冤，只能忍气吞声。

但梁山这时竖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给了那些受欺压的百姓一个伸冤诉苦的地方，那些恶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以梁山为中心，梁山上的兵马得到了实战的机会。各营轮流下山“替天行道”，一方面锻炼了麾下的人马，另一方面也完成了“替天行道”的心愿。

梁山上的大部分人之所以愿意跟随张宝干这件会掉脑袋的事，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对大宋朝廷的失望之下，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建立一个理想中的“净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只是其中之一。

通过这些“替天行道”的举动，梁山的人气在周边各郡县的百姓中极速飙升，以至于许多受到欺压的百姓不再想着去官府求告，直接跑来梁山脚下诉苦，请求梁山为其主持公道。短短数月的光景，梁山俨然已经变成方圆百十里的小朝廷，大宋朝廷的政令基本在这个范围内行不通，不过受此影响最严重的郓城县却是一声不吭，自打上任县令时文彬叫张宝给“弄”走了以后，新上任的县令就一直很低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把书来读，除非必要，否则新县令连县衙大门都不出。

倒不是这新县令不想有所作为，而是经过上回张宝这么一“闹”，郓城县上下除了县令以外，从都头到差役，全被换了一批人。原来的差役不是因伤去职就是改行做起了别的营生，朱仝、雷横两个原来的都头更是主动请辞携带家小离开了郓城县。郓城县距离梁山太近，可以说就在梁山的眼皮底下，张宝既然决定要在梁山“落草”，那就不可能允许朝廷的眼线距离自己这么近。

新上任的县令在发现了郓城县的现状后也曾经想要有所作为，可当他悲哀的发现自己已经是羊入虎口，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的现状后，他立刻理智的老实了下来。毕竟不管什么人，命只有一条，买官的钱没了可以再挣，可要是命没了，那就真的什么也没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也！新县令既然是个需要花钱买官的主，那就不用指望这人有多高尚的个人节操。在国家大义跟个人安危面前，新县令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而且通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新县令发现自己只要安分守己，那就没人会对自己不利，这样一来，他只要熬过了任期，以后调任别处也不是没有把本钱捞回来的可能。

官场向来便有报喜不报忧的潜规则。上报地方不宁，这本身就是一个坏消息，无异于是告诉上司自己能力不足，治理地方不利。像这种不利于自己仕途的事情，自然也就没多少人愿意去干。

欺上不瞒下，是地方官员维持地方表面太平的常用手段。只要没有被捅出个天大的窟窿，能瞒则瞒，能拖就拖，不这么干的不是缺心眼就是傻子。

张宝能够在梁山如此“自由自在”的行事，也是多亏了这些地方官员的不作为。而在大宋的官场，无论是地方还是朝廷中枢，几乎都秉承着这种做事规则。不到再也遮掩不住，没人愿意把坏消息告诉当今官家。后来的徽、钦二宗在处理外事时屡屡失策，与官场这种不成文的潜规则有着直接关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仅靠只言片语跟自己的猜想来制定方略，能不吃亏才是怪事。

当然此时的张宝要“感谢”大宋地方官员的这种不作为，若不是这些做官的习惯“独善其身”，梁山人马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来去自由，只要不攻击城池，那大宋的官员就只当没这回事。至于那些被梁山人马收拾掉的恶势力，地方官员忙着“接受”他们所留下的“遗产”，自然也就顾不上替他们找梁山报仇了。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了梁山如此举动的危害，可问题是这些明眼人大多人微言轻，就算他们去官府报告，手握权柄的地方官员为了多一些“大发横财”的机会，也不会将他们的提醒当回事，有些贪财的甚至反倒将那些明眼人给下了大牢，为的就是不想让这些人妨碍了自己的发财大计。

但凡是被梁山人马盯上的地方豪强，基本上都是颇有家资的。而梁山在将这些人家抄家过后，像金银珠宝粮食马匹一类东西能够带走，但像土地这东西就只能留在原地了。梁山人马出兵一为锻炼队伍增加实战经验，二为“替天行道”，满足自己那颗燃烧旺盛的正义之心。但为了避免引来朝廷的注意，攻州占县割据一方的事情，梁山是不干的。

梁山人马前脚刚走，当地官府后脚就跟着将那些“无主之地”收入囊中，重新进行售卖，从中牟取暴利。而像这种“双赢”的局面，地方官员当然不希望被几个“明眼人”给搅和了。

梁山的名气越来越大，张宝的名号也开始在绿林道传播开来，对于张宝这位半路出家的同道中人，江湖好汉大多是持谨慎的态度，既不主动上前亲近，也不刻意表露出敌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梁山周边的治安无疑是大宋境内最好的。原本在梁山周边各山头落草的贼寇不是被梁山作为目标剿灭，就是忍痛“背井离乡”，去别处发展，离梁山那帮“瘟神”远一点。

在百姓的口中，梁山好汉俨然成了他们的“保护神”，比官府还亲。而在那些落草为寇的贼人口中，梁山好汉则成了一帮“叛徒”，自己“不务正业”不说，还干扰他们这些同行的“正常工作”。自己不抢还不许别人抢，连条活路都不给人留！

那些以占山为王，拦路抢劫为生的山大王们对梁山十分不满，可不满归不满，奈何人家梁山实力强大，随便出个一营人马，就能够将一座千人山寨扫平。别人家的山寨都是省吃俭用的苦心经营，可梁山有个财大气粗的寨主就是好啊。

有人曾经暗中计算过，通过梁山轮流派下山锻炼的人马数量可以大致估算出梁山至少有三万人马，而且其中超过半数是骑兵。由于失去了幽云十六州，西北的重要养马场又多被西夏占据，大宋一直以来便缺乏优良战马。

大宋朝廷为了解决战马匮乏这个问题推出过“马政”，但由于用人不当的缘故，这个政策如今已经形同鸡肋，大部分优良的战马，依旧要向北地辽国进行购买。可辽人跟汉人混久了，也学得精明了，知道战马对战争胜负的主要性，所以对于战马出口一事，辽国看得很紧。贩卖给大宋的战马多是次等，比不上辽国自身所用的那些优良战马，而在大宋境内的那些“宝马良驹”，则多是通过非官方的走私途径流入大宋。

既然是走私，那自然就不可能有多少，少则一两匹，多则三五匹，而且价格上也是翻着辈的往上涨。物以稀为贵，马贩冒着生命危险从北地走私宝马良驹回大宋，那自然是因为有着丰厚的回报，否则傻子才干。而张宝通过做买卖的手段，在北地获得优良战马的机会自然也就比旁人要多。而且自从让阮小七率领北路水军在庙岛列岛建立水军基地以后，大宋与大辽的北方海运便算是开通了，张宝可以通过这条海上运输线，绕过大宋与大辽的陆上关卡，尽情走私战马。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世上多的是贪财不怕死的主，这种亡命徒不光大宋有，大辽同样也有不少。只要钱花到了位，那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张宝能够在梁山建立让外人看来近乎奢侈的骑军，靠的就是那条海上运输线。

张家水军起步早，身为家主的张宝又舍得往里砸钱，结果就是如今的张家水军就是大宋沿海的水上霸王。大宋也有水军不假，但无论是兵员素质还是战船优劣，都要差上张家一大截。就说阮小二率领的北路水军邻近的登州，那里原本也是有大宋水军的，可自打阮小二去了以后，那些以往在沿海耀武扬威的大宋水军就集体怂了，除了在内陆河流中转转，就再也没出过海。倒不是这些人明事理识趣，而是阮小二用血的教训教会了他们，大海上凶险莫测，随时有可能回不来，死无葬身之地。

张家有水军的便利，也就意味着可以将与大宋隔海相望的各地的好东西尽数用到自家的身上。南洋有铜、倭国有银，辽国有战马，这些东西集中到了张家的手里，属于张家的梁山人马自然也就被武装到了牙齿。与梁山人马的装备相比，大宋官军的装备也就不值一提了。倒不是大宋朝廷没钱，而是朝堂诸公大多都觉得没这个必要。常年的“花钱买平安”让这些人误以为只要花钱就能永保太平，既然可以通过花钱解决外患，哪有何必再浪费钱在那帮丘八的身上。

主动将刀把子送到强盗的手里这和自寻死路没多大区别。

张宝没那么天真，在后世那种信息大爆炸的大环境下熏陶出来的他，很清楚弱国无外交这句话的含义。无数血淋淋的现实提醒着张宝，强国的定义，第一条便是是否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仁义道德，那是在能够自保的前提下所提出的，要不然说得再好听也没人听你的。

人与人之间要讲究个诚信仁义，但国与国之间，却是实实在在的丛林法则。你弱，就活该受欺负。想不被欺负，只有两个办法，要么自己强大起来，要么找一个强大的做靠山。当然要是靠山也欺负你，你就只能生受着了，唯一的安慰就是至少欺负你的在数量上要比无依无靠时少一些。

张宝的内心其实并不相信什么仁义道德，在他看来，那不过只是一些用来糊弄人的说辞。事实早已证明，一个国家信奉仁义道德基本上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比如春秋时的宋襄公，他就认为仁义道德很重要，但结果就是他亡了国。而像汉高祖，唐太宗这样的千古一帝，无论是成事前还是成事后，好像跟谦谦君子这个词都挂不上钩。

做人当然要做个君子，做个好人，但作为国家掌控者，应该时刻牢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为了这个目的，个人的名声应当抛诸脑后，不去计较。

张宝没有那么大的觉悟。做人嘛，当然还是希望做个别人眼中的好人，可当必须要进行取舍的时候，主意一定要正。

张家之所以能够发展的如此迅猛，关键还是张宝知道在什么时候自己要如何取舍。张家还弱小时，张宝需要通过讨好权贵来为张家遮风挡雨，而当张家可以独立自主后，过去与权贵所建立的各种利益关系就要进行切割，一来是为了避免消息的走漏，二来则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与那些拥护大宋的权贵终归不是一路人，快刀斩乱麻总好过藕断丝连，纠缠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