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星期六跟着姑姑姑父表哥表嫂回到家，感觉心情一下特别地舒畅。

我把买回来的东西都交给了妈妈，另外还交给妈妈500块钱。

妈妈收下东西又把钱锁进箱里，便去招呼姑姑姑父他们了。因为大伯家做寿，他家客人太多，所姑姑姑父便住在我家。

大伯早些年在人民公社工作，当过几年副社长，后平调县里，先后在几个部门任过职，但“副”字始终没抹掉。没拧“正”也有没拧“正”的好处，遇着好事办一办，出了大事推一推，省得担责操心。反正领导有甚他有甚，喝酒吃肉都有份。

大伯调到了房管所，如愿以偿当了一把手，不过房管所是计委的二级单位，大伯明升暗降，属于括号干部。

对组织上的使用，大伯自有看法，去房管所上任时，计委主任在职工会上介绍，说大伯到房管所上任，仍按副科级待遇。大伯插话，“房管所是名副其实的股级单位，我充其量就是个股长，股字还是屁股的股。”大伯的幽默引得下面哈哈大笑。

别小看大伯这个“股”级干部，羊粪珠珠打炭，大小也算一颗圪蛋，全县公有住房的管理和分配都归他管。

小松是个快二十四岁的人了，因房子问题，婚期一推再推，父母急得团团转。我曾多次向领导申请，但由于房源紧张得不到解决。

听说大伯调到了房管所，小松满怀信心走进了大伯的办公室，因为小松和大伯不仅有一层老乡关系，还有一层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关系，大伯是我二婶两姨的姑舅哥哥，因此，大伯属于“叔”字辈。

一进门，看见大伯坐在那把交椅上，嘴里噙着一根烟，面前放着一杯茶，小松手里拿着一张报，进门后，我很有礼貌地尊称道：“大伯！”

大伯眼皮向上一翻，从眼镜上面的缝隙里看了我一眼，嘴里“嗯”了一声，只说了一个字:“坐”。

看到大伯这幅似理不理，冷若冰霜的面孔，才体会到人们说的正确，顿觉心里凉了半截。勉强将我的困难说了一遍，大伯只管看报、喝茶，连眼皮都懒得再向上翻了。

小松说完后，二伯半天才慢悠悠吐出两个字：“没房。”

看着大伯这幅姿态，一股无名之火油然而生。但小松转念一想：求人办事哪能理直气壮，既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强压怒火，勉强恳求道：“陶所长，我工作也好几年了，父母亲为我的婚事着急得一筹莫展，你看能不能想点考虑!”

这时大伯放下手中的报纸，摘下架在鼻垂上的眼镜，不耐烦地从椅子上“腾”地站起，我满怀希望，没想到大伯口气更加生硬，用无名指敲打着桌子，劈头盖脑训斥道：“你怎么年轻轻的这么罗嗦，没房就是没房，我又不会造房，有什么考虑头，不相信你找政府去。”

听到此时，小松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口气也变得有点生硬：

“找政府？找政府要你们房管所干甚？”

“政府不给拨款，我不会造房。”大伯摆出了他的理由。

小松说“不管会不会造房，你不应该这么讲。”

“我怎么讲，实事求是嘛，没房就是没房。”

“没房？你们怎么有房，轮到我就没房了？不仅你们有，连你们的儿子也都住上了好房，怎么解释？”

小松一鼓作气把憋在肚子里的窝火，一古脑儿地全部倾泻到身上，气得大伯直抖，喊叫道：“谁的儿子住了好房？你今天得说清楚？”

这时房管所的其他职工听到我们吵闹都跑来看热闹，凑红火。有的职工故意起哄道：“后生，你说话可得负责任，谁的儿子住了好房，你得给大家说清楚？”其他人也故意说：“对对对，话可不能胡说。”

其实，对大伯的做法大家也是褒贬不一，多数人对他很有意见，话里话外都想让小松把这个窟窿捅破。

（2）

借此机会小松也豁出去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就挖到了大伯的烂处。“我当然要说清楚啊。”小松故意把声音拉得很长说道：“你儿子的住房是哪来的？哪有老子走了儿子住的规定？”

小松这一问，像揭了疮疤一样，疼得大吼道：“你别在这血口喷人，胡说八道，那是组织上同意的。”

“组织上同意的？”

小松反复咀嚼着这句话的用意。原本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现在却成了这些人用来推卸责任的法宝。就像一颗没边没际、没楞没角、没抓没拿的刺猬，你想上去咬一口，都找不到下口处。

“这是哪个组织同意的？那个文件上有老子走了儿子住的规定？”小松一点也不退让。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大伯的大儿子要结婚，却没有房子，急得大伯也是团团转。

大伯原在计委任副主任，机构改革开始，计委几个头头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如果原班人马不动，年龄降不下来，年轻干部就提不上去。正好房管所有一个空缺，县委几次研究，大伯几十年来大错没犯，加之又不到退居二线的年龄，文化虽然不高，也捉不住放下去的把柄，就这样大伯理所当然，趾高气扬地来到房管所任了一把手。

这一调整，正好解决了大伯的燃眉之急。上任之后他马上在房管所要了一套住房，他原来那套住房就留给儿子结婚用了。

离职时他把计委几个头头请来吃喝了一顿，酒足饭饱之后大伯提出了最后一次要求，计委几个领导也就顺水推舟，送了一个人情：“唉，老领导，房子虽然是计委的，但还是由你掌管，你说了算，我们没意见。”

“这便是所谓的“组织上同意的。”

这样既不在计委工作，又不在房管所上班的儿子便名正言顺地住进了父亲那套一进两开八十多平米的房子里。

后来，群众对大伯这一作法意见较大，反响强烈，县委、县政府对群众反映的这些不正之风，要求进行自查自纠。在一次县委召集的环节干部会议上，大伯做了一番自我检查，并承诺要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尽快将儿子的住房腾出来。

大伯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却另有打算。于是他通过各种关系，把儿子调到计委。就这样这件事情不了了之。这套房子理所当然，名正言顺“屋”归原主了。

这时，大伯心里虽不好受，但表面装得却一本正经，洋洋得意地反问我一句：“我的儿子不也是计委的干部吗？有什么问题？比这严重的事多着呢，你不服可以到纪委告去！”

这时，房管所的另一位领导进来，见我们僵持不下，便把小松拉到他的办公室，给我解释了一番，最后答应“研究研究。”

后来遇上了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时代，小松这个穷小子念了两年成人大专，被称其为“知识分子”，毕业后提任组织部副部长一职。

有一天，大伯突然来到我家，一进门便惊讶地说：“啊呀，松部长，这就是你的家呀”？然后他环顾四周非常关切地说道：“这房太危险、太窄憋了吧”。然后双手一摊：“你看看，你看看，我们有些工作人员也真成问题，这是我的失职，我的失职……”

大伯这时把责任全部归于自已。小松心里不觉好笑，便吩咐老婆：“陶所长第一次登门，不管条件好赖，你给咱们炒两个菜，我和陶所长喝两盅”。

大伯见小松这样，也没加阻拦。三杯下肚后，大伯的话匣子又打开了，他端起酒杯在炕上跪了起来说道：“老哥过去有些事情做得有点过分，对不起！”说着便把腰一弯，头一低，双手把酒盅举过了头。

本来大伯比小松大将近二十岁，还是我的长辈，小松刚当了个副部长，充其量不过是个兵头将尾的副科级。大伯的工龄也快有我年龄大呀，这样恭维已经让我很不自在，大伯对小松又左一声“部长”、右一声“领导”，让小松非常难堪。

（3）

临走时，大伯悄悄对小松说：“最近畜牧局陈局长马上要搬家。松部长不嫌旧的话，你就搬过去。我马上派人维修维修，等下一年盖起新房，一定给你一套。”

不长时间，小松便举行了乔迁之喜。

大伯典着个大肚子前来“祝贺”。一进门大伯两手合抱，头一点一点的，脸上呈现出像完成了一件光荣使命似的，那种喜悦的神色。

小松说“多亏陶所长的帮忙”。

“话不能这么说，这是我们房管所应尽的义务，也是领导干部应该享受的呀”！大伯在说这话的时候，声调拉得很长，给人一种甜丝丝的感觉。

是啊，“应尽的义务”、“应该享受的呀”！小松感慨万分地长吁了一口气，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小松才真正体会到了“官”的“威力”和“权”的“伟大”！

“三星照你，四季来财，一定你输……”房间里回荡着高所长猜拳行令的洪亮声音。

“哈、哈、哈，”大伯一声嘹亮清脆的声音”你输了，把这六杯酒喝完。

小松今天一高兴，端起六杯起仰起脖子一口一杯。

（4）

大伯之后常说：“咱们都是陶家祠堂的后人，以后不管走到哪里，一定要记住自己的祖宗，常回去填填土、上个香、点个纸的就好。

他还跟我们说起更久远的年代。

那一年的正月二十八，风和日丽，正值日过午头。在这个小小的山村有一声嘹亮清脆的婴儿啼哭“哇…哇…哇”地惊醒了这个沉寂已久的沙窝窝，奶奶喜出望外吼道：“生了，生了，长蛋的……！”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站在门外等候的爷爷。

这个“长蛋的”便是大伯。

爷爷盼孙心切，一个人在门外踱来踱去，手里捏着一个旱烟袋，“吧嗒，吧嗒”地抽着老旱烟。听到奶奶这一声嘶喊，放心地在鞋帮上磕磕旱烟锅，起身看他的那群牛去了。他按捺不住期盼已久的喜悦，手背转一路走一路哼，哼着哼着就哼出了一首他最拿手的好戏：

“一条扁担软溜溜，担上黄米我下苏州呀么呼儿嘿，苏州爱我的软黄米呀，我爱苏州的大闺女呀么呼儿嘿”。

见是生下传家接代的根苗，一家人都很开心。

奶奶跑前拾后，打里照外，伺候着月子里的母亲。

那时正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一天，阴云密布，死气沉沉，天空洋洋洒洒飘着几朵雪花。屋里的炉灶不快，直往家里冒烟。

奶奶怕呛着大伯这个宝贝，拖着一双小脚独自爬到自家那个茅庵房子的屋顶去捅烟囱。

屋顶是个拱棚形状，泥抹房顶，加之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如一个溜冰场。奶奶好不容易爬上去，一不小心“滋溜溜”地滑落到了地面。

好在那时的茅庵房子不高，但这一跤也跌得不轻，奶奶的一只脚崴了，脚踝错位，脚跟朝前。她呲牙咧嘴，咬紧牙关喘着长气，未吭一声趴着挪回了那个小屋，焦急地等待着爷爷的归来。

那双可怜的小脚拖累了她一辈子，这回更是雪上加霜，一下子红肿得像个起了面的馒头。

爷爷放牛回来，奶奶二话没说伸出那只被崴了的脚：“快、快，给我拧过来”。爷爷用作浑身力气，“咔嚓”，奶奶的脚恢复了原位。

大伯十二岁那年爷爷去世。爷爷去世时留下三女两男五个孩子。大伯是长子，一个十二岁的娃娃与母亲相依为命，在支撑着这个支离破碎的家。

当时家里穷得锅底朝天，锅里没一颗米，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

每到揭不开锅的时候，奶奶便出去剜野菜或山上挖红薯。

大伯每次瞧见都很难过，没办法就把他两个弟弟叫来，让其跟着一起去挖野菜和红薯。

拿回家，奶奶洗干净切好放锅里加水煮一锅子就这样喂养着五个孩子。

（5）

提起那段岁月，大伯总是长吁短叹。

大伯十九岁那年。寡妇老妈四处托人提亲，可是好一点的人家谁也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这样的清贫家庭，最后还是奶奶亲自出马，跑到村外另一个寡妇家商量。

两个寡妇同病相怜，都觉得门当户对，一家为儿，一家为女，也就痛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成婚的那一年，家里穷得要什么沒什么。眼看十冬腊月，婚期在即，全家人穿得还是棉袄棉裤改装的那身单衣。

那时大伯也开始做点工，看着全家老小衣衫破烂，他只得厚着脸皮，向掌柜张口借了几块钱，跑回神木城买了两匹白粗布，拿回家用草灰煮一煮，算是染了色，每人做了一件衣服。

穷人结婚，也没举行什么仪式，借了几斗谷子当聘礼就把伯母接过来，就这样简单地把婚事办了。

然后伯母在家跟奶奶操持家务，大伯四处寻工做，到婚后第二年才去山上砍了三棵树，做了一个简单的木板床，才有了大伯和伯母的婚床。

再后来伯母在婚后一年半生下了一个儿子，又一年后，生下一个女。看着日子有了一点想头，然而村里还里却要大伯去当兵。

大伯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虽然受了伤，便只得转业回家，后来的后来就又回到了这个山村。

有一次，大伯在回家的半道上被一小股土匪逮着，一个大眼窝的家伙端着一杆枪，逼着大伯问道：

“你是赵家什么人？”

大伯说“邻居。”

那个家伙继续追问：“何掌柜在哪儿？”

大伯回答：“在家了吧。”

那个家伙眼一楞，眼珠子就像两颗玻璃球：“在家？”冲着大伯屁股钉了一枪托子，问道：“在家还用问你？你知道他藏哪儿了？”。

大伯才意识到掌柜肯定是跑脱了，至于跑到什么地方，他确实不知道。

大伯脾气暴躁，口气有点生硬回答道：“我们只是邻居，掌柜藏哪我不知道！”

一句话惹怒了众村霸，一个当家模样的人过来说：“今天遇上刺儿头了，把这个愣球带回去，给点颜色看看。”

众匪徒如一群饿狼扑上来，把大伯一绳子绑住，一个住户人家的家里，宅院就是一个烂土房子，周围比较平坦，面前一条大川，房子被一片竹笈林包围。

这是这一小股抢头的临时驻地，几个匪徒把大伯五花大绑吊在房梁上，派了两个打手用水蘸麻绳抽打大伯，问“何掌柜藏哪里你不知道，你是何家的邻居，又是何家的伙计，何家的粮食，何家的银钱在哪里你该知道吧？”

大伯对何家的金银珠宝藏哪里确实不知道，就只得沉默不再说话任村霸们如何诈呼。

村霸们实在没办法，就把绳子砍断，把大伯丢在那竹林宅院里，就离开了。

大伯只得背着墙壁慢慢爬起来，因为双手被绑着好久才站起来。

沿着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又是晚上，找不到一个人来帮他解开绳索。

直到看见一住户才用脚踢了别人家的门，说清状况后那家男人才帮大伯解开绳索，然而大伯又向他家讨了一杯水喝。

那家人也是好心人，见大伯要走还拿了一个红薯给大伯。大伯连声说：谢谢，有眼泪星子在眼眶涌出来。

（6）

后来，大伯家的日子慢慢地好了起来。

彻了几间大土房。土房前挖了一个池塘，有了自家的几块菜地，也喂好些鸡，猪圈里还有一头母猪和几头猪仔。

大伯说：“看我们生产队的大队干部都忙成了狗，生产队的社员们一天到晚争工分，有自留地有饭吃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只是手上却总没几个零花钱呢？全家的银行是个鸡屁股与自家喂养的猪，老乡亲们吃饱了饭又想着需要有些余钱。”

大伯也说：“早些年我家每人分了十五斤小麦，再加上为孩子生满月代了一回客。剩下的麦子只够给小孩子喝点面条了。”别人喝了口酒也跟着说说：“国家支援农村喂猪，让每家养猪交任务猪。允许生产队留下一猪饮料地。我们不动集体队里的集体地，让社员们把荒地分成成猪饲料地，每家分上二分地，种什么怎么种，我们不用管，收成是自家的，这样也许没有那么多的饥荒。”

大伯可能喝醉了，讲话是东一句西一句，前后都不贯通，一下前一下后，只要是大脑里存在的记忆，他都想把它说出来。

于是听得我们稀里糊涂，有时候也搞不清他说的究竟是他的事还是别人的事。

有人吃口花生米问他：“这三只鸡是社会主义的，怎么四只就不是社会主义的了呢？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还有人搔着头皮干笑着：“反正是上面是这样要求的，多了要犯错误哩。割尾巴哩。生产小队可以弄点事业来分红。就如生产大队的专业队榨油作坊一样。”

大伯深思了会，抽了口烟，也就是七分钱的红灯笼牌香烟，悠悠地吐了个眼圈试探地问：“我们木工组用工余时间在晚上扎些生产队用的耙子，悄悄地卖给生产队里，行吗？”继绅神秘地看着继林继品，二人点头。继绅沉吟：而尽：“你悄悄地来弄，我们不要声张。等到賺钱后我们来喝酒。就这样好了。”三人听着只点头。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快，斜月西沉，鸡半夜打鸣，巷子深处的狗吠形吠声地叫了一两声。酒喝了两瓶，众人皆有醉意而我独醒。妈妈却有些困倦，倚西风灯光摇曳着。妈妈说：“就喝足了不？我给你们下碗面吗？”众人酒意阑珊，纷纷告辞回家休息。

不过，大伯确实是去过抗美援朝的，也是得过勋章的，村里大大小小的人都知道，因为大伯只要喝醉了或者跟陌生人聊天总会说这一件事。

后来村上搞规划，需要提一些人为干部，大伯又四处游说：硬是因为抗美援朝这件事当了村官。

高兴之余摆了几桌，招待了村上所有的人，大伯说不为别的，就为了这份自已心中的荣誉感，我必须为党为民做一切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