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第八十九章 人欲(4400字)(1 / 1)隔壁老实人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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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

《论贵粟疏》中,晁大夫所述与明朝末年的世情何其相似,跨越时光千百年,虽说各朝各代大多实行重农抑商之策,“士农工商”之说牢不可破,然而每当王朝末年,总免不了髀肉复生之景。

士者碌碌,领俸而流于表,商者耳目精通,囤货居奇,操持物价,所获之利皆巨。

此二者之家,男女都不用耕耘、蚕织,吃的必然是精美的饭食,穿的也少不了华美服饰,不用受农家之苦却对农家产物唾手可得,又因为财力雄厚,可四处结交,攀附权贵,力压府县之吏,再以利益勾结。

这便是晁大夫所说的“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上面这一套放到明末来看也是如此相像,只不过历史在发展到明末后,已然士商合流。历史就是一个循环圈,哪怕千百年前就有告诫在前,还有朱重八造反,这活生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实例在后,估计依旧止不住人心疯长的欲望。

以新港南北各地移民为例,他们也大多是破家之人,或逼迫,或自愿才来到此地,但知人知面不知心,其中若是有人骤然上位,手握权势或财富,依旧不能避免有人会化身恶龙,吃肉喝血,这难道是人类刻在基因中的吗?

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而关于善恶的问题,在儒学体系中,孔子并未明确说明,但人性本善也好,人性本恶也罢,只有生存才是最真实的。

生存是一种幸运,过去的地球上如此,现在也从未改变,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人类有了一种错觉,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

从远古人类时代起,最早的人类祖先们为了生存搏杀了不知道多少万年后,走上了食物链的顶峰,从此地球上的一切都任其予取予夺,丛林法则也渐渐被包装改变,人类内部开始讲文明讲规则,表面上变得不那么残酷血腥。

但人类争夺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最早是为了生存,生啖血肉,像野兽一样撕咬搏杀,后来是为了利益,为了人类永无止境的欲望,而在文明规则的表面下,内里的血腥味和几万年前没有任何差异。

在17世纪的士绅们眼中,土地就是最大的利益,是一切利益的根本,哪怕郑氏纵横东南海域,每年能从海上获取巨万之利,郑芝龙也依旧被土地牢牢吸引在岸上,这足以说明原因。

古代,土地主要用来种植粮食,战国中晚期时,一亩地产量约216斤粮食左右,到秦汉时期达到264斤,东晋南北朝时期亩产量不增反减,约为257斤,直到唐朝,农业迎来了大发展时期。

随着李唐夺取天下,政治逐渐趋于稳定,冶铁业再度发展下,铁农具得到更有力的发展了推广,加上神器曲辕犁的出现,牛耕效率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水利方面改进了发明于隋朝的筒车,这一切都使得唐朝的平均亩产量增加为大约每亩334斤。

宋、元、明时期,农业方面从亩产量数据上看,改变不多,明朝平均亩产量为大约为346斤,其中明代江南地区水稻的亩产量大约为368斤。

明清时期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仍沿袭宋元以来的格局。

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写道:“江南泥土,江北沙土。南土湿,北土燥。南宜稻,北宜黍、粟、麦、菽,天造地设,开辟已然,不可强也。”

北方由于气候环境的变化,水资源日益减少,水稻种植面积明显缩小,而小麦的种植规模因灌溉技术的提高,在北方粮食作物中逐渐占主要地位。但明末时期粮食作物最明显的变化,则是以玉米、甘薯为代表引进的农作物,全面改变了原来的农作物种植结构与组合形式。

玉米在明朝中叶辗转传入我国,但传入我国的过程很复杂,一般认为有三条传播路径。其中一条由阿拉伯商人经西亚至中亚,然后进入我国西北,再传入内地;另一条则由欧洲经西亚、中亚、印度、缅甸后传至我国西南,第三条则是南洋商人经菲律宾传至我国东南沿海。

由于玉米的传播路径很复杂,在传播的过程中各地都形成了自己的名称,如玉蜀黍、玉高粱、西番麦、玉米、玉蜀秫、戎菽、御米、包谷、陆谷、西天麦、玉麦、印度粟、珍珠米、苞米、棒子等,这些不同的名称既反映了玉米的形状特征,也表达了它的使用价值。

不负众望,到清朝时,完全本土化的玉米终于成为了我国重要的主食之一!

甘薯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与玉米同等的地位,特别在南方山区意义尤其重大。甘薯传入我国时间与玉米相近,约在明朝中期。

甘薯传入之前,本土就存在野生山薯,与外来的甘薯比较,“番薯为甘,山薯为劣”,土生甘薯品质上的不足,为外来品种的传入创造了条件。

明人何乔远在《闽书》中记道:“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于外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

何乔远文中所记即指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引进甘薯之事,当时为万历二十一年。但陈振龙并不是最早将甘薯引进中国之人,实际上在此之前,甘薯已经传入广东。

《东莞风岗陈氏族谱》记载东莞人陈益将甘薯引进中国的过程。陈益引进甘薯应在万历十年,在时间上早于陈振龙十余年。

总的来看广东与福建都应是甘薯在我国的最早登陆地,并以此为根基逐渐由东南沿海一线向内地传播,除东南沿海一路外,甘薯传播路径还由緬甸、云南一线形成西南陆路,通过这条路径传入甘薯也应该在万历年间。

后世甘薯与玉米并行,逐渐取代传统粮食作物的原因,仍是甘薯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冈皆可以长”,“地之不宜耕稼者唯种甘薯”,田间管理也比较简单,按时播种、收获”,就能“供一岁之需”。老幼皆可以食,饥焉得充,多焉而不伤,茎叶还能充作鸡犬之食。

由于这样的原因甘薯开始在全国各地传播,但由于古代的地理交通条件,又没有朝廷的重视和大规模推广以及后续培养合适的种子,加上关外鞑子打秋风,天灾人祸小冰期,以及日益紧张的土地兼并下,老朱家终于是将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明朝万历时期,天降猛男张居正,看清了此时正在走下坡路的明王朝,在他在担任首辅后便欲革除弊政,瞄上了由桂萼在嘉靖十年(1530)提出的“一条鞭法”。

张居正在万历六年(1578)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清查溢额脱漏,并限三年完成。结果国家掌握的纳税田亩数达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征税田额增三百万顷。在这个基础上,最终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采用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

一条鞭法的实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缓解了经济危机,缓和了政治危机,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给处于走下坡路的明王朝一线曙光。

但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后,一条鞭法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与秦国商君人亡政未熄的结果不同,万历皇帝朱翊钧早已耿耿于张居正的震主之威。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革新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面,张居正和神宗天然对立。

万历皇帝在张居正死后,下令抄其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险遭鞭尸,连家人都未幸免。同时下诏书大骂已经去世的张居正是“谋国不忠”的“大奸”“恶贼”!

人亡政息,张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张居正喊冤。

直到天启(明熹宗朱由校年号)二年(1622年),垂危的明朝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但复官而不复政,朱明之亡,时也?命也?

非也!老朱家自己作死,怪不了旁人。

1618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明廷因“辽事”紧急,加派“辽饷”,亩加银三厘五毫,第二年再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又加二厘,前后三征,即每亩征银九厘,超过农田正常亩产的一半,每年强征银五百二十万两。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明朝宣布“辽饷”亩再加征银三厘。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明朝加征“剿饷”,每年加派银三百三十余万两。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明朝加征“练饷”,每年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

“辽饷”、“剿饷”、“练饷”,合称“三饷”,三大军饷每年向农民强征白银多达两千万两,超过正常赋税数倍,天下农民倾家荡产,饥寒交迫。

自万历之后,明朝败相已显,各地小规模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最终星火燎原。

赋税日益加重,天灾人祸不断,乡绅豪吏不断盘剥压榨却变着法子的不用交税,没看错,权势之家们是真的不用交税。

洪武朝之后,官员们优免税赋的口子就越来越大,从京官到地方官再到但凡有点功名的读书人,年代越往后,政策越宽。

例如正德年间,一品官员优免额度为四百亩地,但是到了万历年间则达到了一万亩。理论上来说,正德时的一品官员四百亩地额度并不多,但是架不住人类在钻空子这方面“智慧无穷”,最终限额基本上就是个摆设,更何况此时已是明朝末年。

此时的小冰河气候不只是流于纸上,极端恶劣的天气频繁出现,乃至广州、福建都开始频频下雪,尤其是北方地区情况更甚,往往北方农民颗粒无收。这种情况下的农民一旦某一年没有收入,只能选择卖儿鬻女。

在此期间,豪富之家只需寻得靠山将家中土地挂靠了事,独独小民承担重税,养九州亿万之重。

这样的小冰河时期,气候并不仅仅只是一两年,而是一直持续到明末这几十年间未曾消退。被这样极端天气反复蹂躏的普通农民,纷纷走向破产。活不下去的农民,或饿死或揭竿而起,于是大明王朝内地,流民遍地,饿殍遍野,人相食的末日景象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在这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情况下,土地兼并也在明末达到了有明一朝的最顶峰。

明朝末年,土地兼并已到了空前的程度。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疯狂地走上餐桌,拿起刀叉对准小民,目标直指他们最值钱的东西——土地。结果不言而喻,大多数的农民相继丢失土地,或被迫、或主动的成为佃户。

顾炎武便在《日知录》卷十《苏淞二府田赋之重》说:“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

此时的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等地的绝大部分的腴田,都被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侵占。

一般地主豪绅通过豪夺巧取总是能心满意足,如此盛景可谓是“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

皇室勋戚和大臣的庄田,在嘉靖年间(1522—1566)达到20万多顷,分布在各个省份,占当时纳税田亩总数的二十分之一。至于占地几万亩几千亩的地主多如牛毛,如万历时(1573—1619)南直隶有占田7万亩的大地主。

湖南桂阳也有半数土地为几家邓姓地主所占尽。《桂阳直隶州志》记载:“邓仁心者,崇祯时诸生,弟仁恩为国朝诸生亦居州北;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至用担石程田契;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不犯人禾。”可见邓氏家中之地广!

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戴澳曾作一词如下:

袅袅秋风凄卫水,归舟一叶秋风里。短发未梳眠乍起,三十里,快帆亦会归人意。

漫说东方饥欲死,白粮连舫趋燕市。三老相逢作吴语,空索米,长安半是侏儒耳。

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地位、阶级,看到的景色自然大不相同,当时浙江奉化一县的土地,戴澳一家占了一半,自然能轻易说出“漫说东方饥欲死,白粮连舫趋燕市”这样的话语,如此言语和那句有名的“何不食肉糜”真是不相伯仲。

没有人会将刀砍向自己,更没有人会背叛自己的阶级,戴澳同样不例外,漫说是戴澳,哪怕是21世纪人类文明最鼎盛的时期,同样没有几人会选择背叛自己的阶级去帮助底层人民,敢于这么做的,付诸行动的,才当的起儒家所说的“圣人”。

ps:《论贵粟疏》,西汉文帝时期名士晁错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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