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后的生活归于平静，花姐和大黄各司其职，一个负责赚钱养家，另一个负责持家育儿。至于圆圆，她就负责一天天长大。

正所谓，和平年代只要一天天过下去，日子总会越来越好的。人生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只要无病无灾，越往后总是要越富裕的。

对于花姐、大黄、圆圆这个三口之家来说，这一点是再明显不过了。

花姐的饼摊虽然没有明显的增收，但是却从一开始就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大黄也正在朝着能够独当一面的独立手工艺者前进。而圆圆呢，她仿佛昨天还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今天就成了背着小小的双肩包蹦蹦跳跳着从校园里跑出来的小学生。

在圆圆一天天长大的过程中，花姐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慢慢觉醒了。这种觉醒，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她把自己过往的人生一点一点串联起来并从中总结出来的。一开始，她有疑惑，她想知道怎么才能够让眼前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不要像她自己这样饱经沧桑，她想要那纯真的笑容一直留在那里，而不是被愁眉苦脸的表情替代，为此她需要找到一个答案。然后，她有了顿悟，当这个顿悟宛如火星一般出现在早已充满瓦斯的房间里时，一切，就都在一瞬间被点燃了。

花姐想明白了，这么些年来，她一直吃着没有文化的亏，直到现在也还是只能出卖体力过生活。而大黄呢，不用说文化程度也高不到哪里去。虽然手工艺者的身份说起来并不丢脸，但他毕竟也只是个当过小学校工的社会底层。

从花姐一家搬上单元房的时候开始，她就渐渐留意到了，小区里虽然也有几户像她家一样的拆迁户，但大多数本来就是城镇居民。那些在企业、事业单位上班的，总是一副拽拽的样子，哪怕是在她的饼摊前排着队，也总是低头抠手机一副对她爱答不理的样子。花姐虽然总是笑脸相迎，但内心深处多多少少积攒了一些不满，她觉得这都是因为她没文化，因为她不能像他们一样坐办公室，她就是他们眼里的“低下阶层”，是不用被尊敬的，是不用被以礼相待的。

这些小小的怒火点在花姐心里，使她无比懊悔。自己在学生时代竟然被两种爸爸——她爸爸毛大富和小丽的爸爸周叔叔——的表象迷惑了双眼，竟然认为学习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她的父母竟然都不来纠正她的错误想法！如果她有着好成绩就可以不读中专不必沦落到做流水线，如果她有好成绩就不可能被事故夺去了三根手指，如果她有好成绩她怎么会沦落到站在街边卖大饼？

人一旦有了什么想法，他过往的人生经历也好，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好，人际关系也好，一切就都变成了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论据库。说到底，人只能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总是对那些与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存在视而不见。

很快，花姐犯了世界上所有女性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便是把自己未尽的理想强加在孩子的身上。心里有了怨气的花姐义无反顾地朝着这个错误大踏步迈了过去。

从圆圆开始上学起，花姐就为自己设定了“虎妈”的定位。她总是在这个小女孩的耳边念叨着“你是妈妈唯一的希望”、“你一定要争气”、“妈妈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之类的话。花姐一点儿也不像是花婶与毛爸爸的孩子，因为她绝不苟同他们那放任自流的教育理念。不论是期中期末考试也好，单元小测也好，就连每天的家庭作业后面的评语，花姐都看得很重。她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就算想装模作样地辅导功课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为此，她想出法子，在左邻右舍里认识了这个那个“文化人”——比如楼上的退休教师老太太，隔壁单元的在职教师年轻姑娘，而把他们变成了小女孩圆圆潜在的“家庭教师”。当然，为了这个目标，她需要付出许多经济与精神上的劳动，这些辛苦，最后又变成了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千篇一律的短句子灌进了小女孩的耳朵里。

还好圆圆争气，从上小学开始成绩就在班里名列前茅。她的头脑不笨，是一方面原因。但这好成绩，也和花姐不厌其烦的叮嘱和监督密不可分。随着圆圆的长大，花姐的碎碎念已经开始展现出了“升级”的趋势，不乏“我每天起早摸黑卖饼子赚钱，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这样十分有画面感的内容——可见在陪伴女儿成长的过程中，她自己也“成长”了。

说句公道话，花姐算是幸福的。圆圆十分乖巧听话，大黄也对她言听计从。因为长期在家工作，大黄不但承包了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诸多琐事，连送圆圆上学，接她下课，参加学校活动，开家长会也一律包办了——就像他以前在小学当校工时一样全能。花姐只需要每天管好她的饼摊就行了，而且，随着大黄收入的上升，家里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小金库也越来越殷实了。

小孩子是单纯美好的，因为爸爸照顾她更多、陪伴她更多，所以圆圆理所当然地更喜欢爸爸。而妈妈呢？总是在唠唠叨叨，总是一脸不高兴，就算只是想轻轻松松地吃顿饭，妈妈也总能找到理由骂完这个骂那个。就算拿到了自己很满意的、还不错的成绩，回到家里妈妈也总还是觉得不够，要求“不能骄傲”，要求“更上一层楼”。对妈妈，圆圆更多的感觉是怕。

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把花姐的怨气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花姐推着餐车，从学生们已经差不多都走完了的小学门口往她常去的菜市场走。这条路她几乎天天都走，道路哪里有坑那里有包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她走过早已熟悉的拐角处，发现一个穿着中心小学校服的小男孩坐在马路牙子上。

她认识那个小男孩，因为他经常在她这里买饼子吃，一次买俩，当晚饭。花姐回想了一下，今天，他似乎还没光顾过她。

眼下，小男孩正佝偻着身子，抱着腿坐在看似干净的水泥面上，一动不动的样子怎么看都觉得满是疲惫。花姐把餐车的支架踩下来，走近去看那孩子怎么了。

挂着泪水的脸告诉花姐，他把家门钥匙弄丢了，所以进不去了。和钥匙一起弄丢的还有晚饭的钱，所以他到现在还饿着肚子。

那你爸爸妈妈呢？

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妈妈现在每天忙工作，很少在家。以前有外婆照顾他，可是去年外婆去世了。上个月保姆偷妈妈的首饰被妈妈发现了，就被赶走了。所以，现在每天都自己照顾自己。

花姐很不忍心，所以决定请他吃饼。不过，刚刚在小学门口做的已经卖完了，只能现场做了。

就是这个决定，叫花姐吃了哑巴亏。呼啸而过的城管车在她身边停下，几个五大三粗的像大狼狗一样凶神恶煞的城管冲过来吼了她一顿，末了还把她的餐车拖走了。只留下手足无措的花姐和早已吓得哇哇大哭的小男孩在风中惊魂甫定、瑟瑟发抖。

之后，花姐费了很多功夫才去城管局把餐车弄回来了。她为此交了一笔不小的罚款，另外，餐车被没收还耽误了几天的生意，总之让花姐损失惨重。

这件事给了花姐两个教训，一个是，走在路上时千万别随便停下来做饼。城市是有规划的，固定的事情需要在固定的地方做，要是不遵守规则，就会受到惩罚。第二是，别看她现在已经自食其力活得像模像样了，没文化的亏其实还咬着她不放。当然，她不会想，那些有文化、坐办公室的家伙，时不时也是会收到一张违章停车或者超速罚单的。

过了个把月，花姐又在相同的地方见到那个小男孩，他依旧坐在马路牙子上，只不过伸长脖子朝着她来的方向张望，一看到她，马上就站起身跑了过来。

“我把上次的事情告诉我妈妈了。她说让我把这个给您。”

这时花姐才注意到男孩手里提着的纸盒子，红艳艳、四四方方带提手的纸盒子，是现在很流行的礼品包装。

“这是什么呀？”

“草莓。”

“呀！这么多草莓呢！草莓很贵的呀！”花姐想起前些天带圆圆去逛超市，因为价格太贵，只买了几个。

“没关系，是我们家种的。”小男孩这样说着，一脸自豪。

“好吧，那我就收下了。谢谢你，还有你妈妈呀！”

“阿姨还要赶着去忙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小男孩彬彬有礼地告辞。

“等等，你叫什么名字啊？”花姐慌忙喊。

“阿姨您叫我豆豆就行了。”小男孩莞尔一笑，伸手摘掉头上的小黄帽，无比绅士地做了个弯腰行礼的动作。

这一盒子草莓虽然弥补不了花姐遭受的经济损失，但在情感方面，多多少少叫她觉得舒服了一点。推着餐车朝菜市场走去的时候，她的脑海泛起一丝疑惑，对豆豆产生了一点好奇。他有着怎样的家庭呢？他妈妈在做什么工作呢？（那个时候，她完全不知道这个小男孩的爸爸与毛爸爸竟然曾经是重要的生意伙伴。人与人的关系，比之我们以为的，真的要脆弱很多。）

身为母亲的天性叫花姐把这个小男孩同自己的圆圆做起了比较，她觉得圆圆是幸福的。也许当天晚上，或者晚一点等她逮到机会，她就会把小男孩的可怜（或许添油加醋地）讲给圆圆听，强调她（当然是指她自己，还有爸爸大黄）给了她多么幸福的生活。

我们总是习惯于通过比较去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他们有多幸福，以期在他们的脑海里建立起对我们的感激之情。实际上，我们的目的很难奏效，他们只会觉得我们喋喋不休。而且，我们也几乎不会，通过比较去告诉自己现在有多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