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之所以称为噩耗，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来得十分突然。

在圆圆高中一年级下学期的某一天夜里，她在学校门口没有看到本应该出现在那里接她放学的爸爸（自从上了高中，晚自习要上到晚上九点半，路上除了学生便几乎没有别的行人了，圆圆因为连个搭伙儿一起上学放学的伙伴也没有，爸爸便总是在放学时间到学校门口接她。学校的大铁门，不到上学放学的时间段总是锁着的。而对于圆圆来说，在吵吵嚷嚷的学生群里走着，远远瞥见大铁门那边朝她张望招手的爸爸，就是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了），于是满心疑惑地自己走回了家，经过空无一人的小巷时，还颇为自己的勇敢自豪了一把。她在家门口敲了一会儿门，可是没有人应门。然后她掏出虽然不怎么用，但还是按照爸爸的要求随身携带着的钥匙，在把钥匙插进钥匙孔的时候，她还在想爸爸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了什么急事。然后，她从打开的门里走进去，一眼就瞥到了爸爸面朝下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样子。她吓坏了，一把扔掉原本攥在手里的书，大声尖叫着跑过去推爸爸，一边推一边哭喊着“爸爸、爸爸，你怎么了？”

被圆圆这样又推又喊了半天，大黄终于醒过来了，他睁开朦胧的眼睛，看着满面泪水的女儿，拼命地搜索大脑，想要找到安慰她的句子。

第二天，大黄去了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在提心吊胆地不祥预感中度过了几天之后，他终于拿到化验结果。很不幸，和他那早就过世了的丈母娘，花姐的妈妈花婶一样，肝癌，而且已经晚期了。

拿着化验单，宛如行尸走肉一般走出医院。初夏的灿烂阳光普照万物，水泥的台阶被它晒得滚烫。但大黄却一屁股坐在了上面，他的身体冰冰凉，使他竟然感觉不到隔着裤子传进来的炙热。眼泪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眼角，脑海里回荡着医生刚刚说过的话。不知道为什么，他回忆起自己英年早逝的爸爸，回忆起并没有怎么受罪就死去的岳母，以及在睡梦中离世的师傅，接下来就是他自己了。他的心里有万丝牵挂，如果他走了，圆圆就只能和妈妈相依为命了。他知道花姐的能干，绝对不会让这孩子饿着冻着，可是呀，可是养孩子绝对不是仅仅让她吃饱穿暖就够了的呀！可是呀，可是这母女俩的关系，该怎么办才好呢？他自然也放心不下花姐，可是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他的心肝宝贝的女儿呀！

他就是在那里，给花姐打了电话，没有提自己的诊断结果，而是叫她“最近找时间进城来一趟”，因为他自己“有些事情”。他说这些话的语气尽量地若无其事，可是，隔着电话与电话之间那遥远的距离，花姐还是敏锐地感觉到了他的异样。她当天下午就来了。然后，在一种许多年后任谁也不想再去回头描述它的、肝肠寸断的氛围中，虽然忍不住泪流满面，虽然时不时无语凝噎，但他们还是尽量心平气和地分享了这个噩耗，老泪横流着抱在了一起，意见一致地决定把这件事情瞒着他们的女儿。

往后的日子主要是花姐在奔波。按照医嘱，大黄住院了。花姐一边要天天一日三次地往医院跑，一面又要照顾圆圆的饮食起居，饼摊的生意自然扔到了一边。对于治疗方案，他们在强忍着眼泪听过医生的耐心讲解之后，选择了“保守治疗”——相当于放弃了求生的希望，而只抱有拖一天是一天的小小心愿。病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大黄无论如何也坚持要尽量多地留下财产给往后只能相依为命的母女俩。

一个人，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能平心静气为他死后的事情做出规划，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啊！这种英雄气概，如今就展现在这个瘦弱的、矮小的、其貌不扬的爸爸身上。

对圆圆，他们统一口径只说爸爸生了点小病，住院是为了万无一失。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心思细腻的孩子，这种拙劣的谎言怎么可能瞒得住呢？圆圆虽说不知道爸爸具体的病情，但心里是有数的。她有隐隐约约的预感，觉得大事不好了，觉得爸爸要没了。爸爸不能没啊！她不能没有爸爸啊！她开始怨自己，是不是太任性了，非要爸爸来陪她累坏了爸爸？是不是因为她疏远妈妈（甚至想着没有妈妈就好了），所以遭报应了？圆圆总是躲着花姐哭，她终于跟花姐说话了，但只是简单的字句，还没到分享感情的程度——结果就是两个人都只能把各自的感情深深地藏在各自的心底，因为她们在各自唯一的最亲近的人面前都开不了口。

说起来也总是这样，癌症晚期的病人一旦住院了，人很快就不行了——不知道是因为非“不行”不足以谓“晚期”，还是病人的心防破裂了而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念——大概两者兼而有之。即便对妻子和女儿充满了牵挂，也没能让大黄在世上多留些日子。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受了不少苦，本就瘦弱的人只剩下皮包着骨头了，那黄脸（事到如今，才知道这过分的黄色，是肝脏在求救，竟然忽视了它这么多年）上一丝儿血色也没有。疼痛来袭的时候，他佝偻成了一团，用力地攥着被子咬着枕巾为避免自己叫出来，汗珠子大滴大滴地滚下来。就是这样，看到花姐的时候他还是笑，说自己“感觉好多了”。他一点也不知道，就在刚刚，就在窗户的外面，花姐是如何攥着自己的衣角咬着牙强忍着眼泪的。在走进去看他之前，她小心地把衣服上的褶皱扯平了，就好像他们的痛苦都不曾存在过似的。

大黄的离开，对他自己来说，确实是一种解脱——花姐有时不得不这么想。她其实很后悔，在大黄走后，她知道自己曾拥有过世界上最好的丈夫了，可是，这最好的丈夫已经到天国里去了。

送走大黄之后，彻底只剩下母女俩相依为命了。大黄从确诊到离世，只有个把月时间，所以医疗费用并没有累计到可怕的高度。大黄去世之后，之前经营他作品的礼品店店主来看望了花姐母女，送上了一笔慰问金，还拿走了一些积存的作品，说是要举办一场募捐的义卖。这些作品最后变成了厚厚的钞票回到了花姐的手上，自然，这些都是大黄在他最后的日子安排和嘱托的。他能为这对母女做的，都做了。

也许是因为只剩下妈妈可亲近了，圆圆再也没法倔强了。现在花姐一边在城里摆摊，一边照顾她，就好像初一她们刚到城里来时一样。虽然不像以前那么马力全开了，但花姐毕竟每天都有进账，做生活费够了。家里的积蓄，应付房租和圆圆的学费，绰绰有余。她们有自己的房子，等圆圆考上大学就不用再租房子了，就算扣掉圆圆的大学学费，剩下的钱也够花姐养老了。经济方面，她们是无忧的。

花姐把大黄的工具和未完成的作品都运回了家里，塞进他原来的工作室里，锁上了门——虽然她知道这些工具也许再也派不上用场了，那些半成品也再没有被完成的一天了，可是她无论如何也舍不得丢弃它们，一件也舍不得！她在城里重新租了一套小房子，房租更便宜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花姐觉得，这样换个环境对圆圆也能更好些。

大黄死后，花姐的碎碎念明显减少了。圆圆比以前更沉默寡言了，问她十句话未必能回答一句的。她就好像听不到妈妈的那些絮絮叨叨，更别提回应她了，花姐自个儿也就说不起来了——从此吃饭时间母女俩总是没精打采地坐着，谁也不吭声，各自把食物送进各自的嘴里，像两个布偶娃娃。花姐的语言少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表情姿态却更加生动起来。她时时刻刻总是一副有苦说不出的、愁眉苦脸的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她的碎碎念其实升了级，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

高中生活远比初中时要劳累得多，内心的苦闷使圆圆只得更加拼命地学习。她没有朋友，连那些试图搭讪她的同学，她也总是尽量避开，时间久了也不再有谁来主动找她说话了。下课时她总是趴在自己的座位上安静地算题，或者在同学们都在打打闹闹的教室里趴在桌子上假装睡觉。

没有了爸爸的圆圆在孤僻的路上越走越远。她从不主动跟花姐说话，当花姐缠着她问东问西的时候，她也只是尽量用最少的句子，简洁概括的回答问题。如果花姐还继续纠缠不清，她就索性什么都不说，把耳朵关上，专心学习。

母女俩每天在同一个房间里吃饭睡觉，但却最熟悉也最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