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央宫，温室殿。

在宦者令王忠的引导下进入殿内后，贾谊严肃的整理了一番衣冠，便向御阶上的刘弘深深一拜。

“尚书令臣谊，参见陛下。”

正武元年冬十二月，时隔数月之久，尚书令贾谊，才第二次接到了刘弘地召见。

不过此时的贾谊，却并未因此而感到郁郁不喜——起码看上去，贾谊的精神状态还十分积极。

见自己将来的太子傅前来，刘弘只淡而一笑：“尚书令来了啊。”

稍一挥手，示意王忠赐座，等贾谊安坐于筵席之上，刘弘方将手中竹简放回案几之上。

“尚书令所奏之《陈政事疏》，朕阅之，所获者甚广。”

“便以此，朕方有推恩之策以行诸侯，尚书令功不可没啊~”

言罢，刘弘便不着痕迹的望向贾谊，观察着这位青年才俊的表情变化。

在原本的历史上，推恩令，是武帝一朝，出身纵横家的士子主父偃（yǎn）所提出；其中心思想，基本是从贾谊在文帝时期提出的《陈政事疏》中得来。

《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满篇七千余字，在后世被称为西汉第一雄文，属于贾谊最有名的几篇政治策论之一。

这一世，刘弘将主父偃的《推恩令》剽窃，并早于原本的历史数十年推出，但本质上，推恩令还是《陈政事疏》的升级版，或者说临摹板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弘施行推恩令，实际上是在抄贾谊的《陈政事疏》。

至于刘弘堂堂天子之身，为何要做这种‘剽窃臣子之智’的事，则是出于几方面的考虑。

其一，便是汉室的时代背景，是允许、甚至鼓励这种行为的：功劳归皇帝，黑锅归臣子。

在宇宙星辰、天地万物，都要遵照皇帝的意志运转的汉室，‘抢功劳’这种行为，是皇帝必须掌握的一门功课之一。

且此时的刘弘登基不久，又尚年少；虽然对朝堂有了基本的掌控，但政治威望还约等于零。

说白了：此时的刘弘，需要用这么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政治功绩，来获得迫切需要的政治威望。

或许放在后世，这种思想很难理解，但在汉室，这却是稀松平常——汉天子，也是有业绩压力的！

毕竟汉室，还不是后世那个‘垂拱而治圣天子’的时代；作为汉室的皇帝，要想从外朝手中夺回权力，皇帝就必须做出一些成绩。

尤其是刘弘这样的少年天子，需要尽早证明：我已经有掌控权力，掌控政权的能力了。

只有证明自己过后，刘弘才能顺利地向‘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的方向迈进。

外朝臣子中，那些忠心于政权的臣子也能安心；而那些不太愿意让渡权力的臣子，也将在刘弘证明自己过后，失去把权不放的借口。

其二，便是刘弘切实的考虑了：陈政事疏，或者说《治安策》，并没有推恩令那么完美。

《治安策》全文七千余字，通篇都在讨论诸侯王不敬长安、反复作乱，危害国家稳定的问题。

而对于诸侯王反复叛乱，《治安策》中给出的原因，也是直指问题核心。

——汉初异姓诸侯割据，韩信占据楚国，最为强大，所以就先反了；

——韩王信得到了匈奴的支持，觉得自己强大了，就反了；

——贯高借助了赵国‘四战之地’的有利地形，就起了反心；

——陈狶部队很精锐，就觉得自己能做一番大事，也反叛了；

——彭越被封到了梁国，认为自己很容易进入关中，也反叛了；

——黥布坐拥淮南之土数千里，时间长了，也就反了；

而卢绾势力最弱，所以在异姓诸侯王中，最后一个发动了叛乱。

在《治安策》中，贾谊还拿出一个正面例子，为自己的看法增加了可信度：长沙王受封弹丸之地，户不过二万五，故终未反而忠于汉室！

贾谊的这种看法，基本道透了汉初异姓诸侯，以及景帝一朝关东七国谋逆的本质：人心不足，蛇吞象。

更多的财富，让诸侯王认为自己足够强大，有能力跟长安掰掰手腕了！

时间一长，再有三两个臣子怂恿，诸侯王谋反，也就是必然的事。

贾谊在《治安策》中也说了：如果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等人做诸侯王，那他们也可能反叛；反观汉初诸侯，如果让韩信、彭越等人在最开始，就只获封为彻侯，那他们就不太可能造反了。

对此，刘弘也抱有同样的意见：要想从根源上杜绝诸侯王不臣，乃至于作乱之心，唯一的办法，就是削弱诸侯王。

只有诸侯国弱小到诸侯王一眼就能看出，自己的小胳膊小腿拗不过长安，诸侯割据的问题，才能彻底杜绝。

而相较于粗暴削夺诸侯封土的《削藩策》，无疑是更温和的《推恩令》更容易为诸侯所接受——不管怎么样，国土还都是自己家的嘛~

虽然被分给了儿子们，但总量没少。

这样一来，刘弘也能避免‘图谋诸侯土’的指控。

但贾谊在《治安策》中，为诸侯王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却非常简单粗暴：直接将诸侯国分裂为数部分，最大，也不能超过侯国的范围！

众所周知：汉室彻侯最高等级，也只到‘县侯’；其所属封土，顶多是一座城，加上周边土地

也就是说，按照贾谊在《治安策》中的说法，如果一个诸侯国有五十城，那就要分成五十个彻侯封国！

如果当代诸侯王只有五个儿子，那在这个诸侯王死后，就先从这五十个封国中拿出五块，给那五个儿子，剩下四十五块封国暂时由中央控制，等这五个儿子再生下儿子，再依次发放给他们的后代。

而《推恩令》中，与贾谊的想法所不同的是：诸侯薨而有三子，则分其国为三，三子各领一国；待此三者薨，再裂各自土。

虽然二者发展到最后的结果，都是诸侯国被分裂为一块块只一城、一县的弹丸之地，但这个被贾谊有意无意忽略的过程，却是这个政策之所以能被诸侯王接受的关键。

试问一个坐拥五十城的诸侯王，如何能接受自己死后，长子的封国只剩一城？

又试问哪个王太子，能接受父亲五十城的诸侯国，到自己手上就只剩下一城？

而这一点，就是主父偃比贾谊更为人称道的地方了：作为纵横家出身的官僚，主父偃对人心的了解，可谓相当透彻。

——且先不提贾谊的方式能否为诸侯王接受，光是其余空置封土‘暂时交由朝堂保管’这一点，就足以使得诸侯王连连摇头，说一句：此陛下欲谋吾家之土也！

别说诸侯王信不信了，就连刘弘自己，都很难在这个诱人的选项面前摇头。

即便刘弘把住节操，仗义的履行了诺言，真的将封土交到了诸侯王的子孙后代手中，但刘弘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后代，能在这个诱人的选项面前说no。

——眼皮一眨，那可就是小半个汉室疆域落入中央手中！

从这便能看出：提出陈政事疏时的贾谊，还是一个十分纯粹，且对人心险恶一无所知的理想主义者。

而作为一个水准线以上的皇帝，刘弘自然不可能认可贾谊的提议；在《推恩令》和《治安策》之间，刘弘只能选择更温和，且更容易为关东诸侯接受的前者。

因为《治安策》推行，很可能引来所有诸侯的不满；《推恩令》，则将得到大部分诸侯的认可。

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对于任何时代的君王来说，这都是至理名言。

至于刘弘最后一个考虑，则与第二个考虑原因相同：此时的贾谊，还是太过于青涩，太过于理想主义了···

在后世，有这么一个搞笑的说法：大明时期的秀才，顶多能对应后世的小学生；举人对应初中生，贡士对应高中生，进士对应大学生。

对这种说法，刘弘向来是嗤之以鼻。

——秀才对应小学生？

笑话！

能通过院试考中秀才的，哪一个不是四书五经背的滚瓜烂熟，八股经典信手拈来？

让后世的小学生背背看？

别说四书五经了，光是秀才郎那一手漂亮的书法，就能让后世的小学生求死不得。

至于举人和贡士，那更是不用说——范进中举之时，都已经五十四岁了！

在人均寿命普遍不高的古代，范进都已经到了即将入土的年纪，才考中举人。

五十四岁考中‘初中’？

那范进还真应该发疯——为自己那么蠢发疯！

到参加殿试的进士，其受考内容，那更是早就已经脱离了四书五经、八股套路的范畴，转而走上‘政治策论’的方向。

每一个在殿试中拔得头筹，成为状元的进士郎，其殿试考卷所书，必然是贴合时政利弊，且有针对性、切实际、可操作性高的政治建言。

这样的人放在后世，相宰或许够不上，但在中央历练几年，作为国家某部门主官来培养，还是绰绰有余。

但有一说一，即便是在后世，一个年轻人再怎么天赋异禀，也要在基层历练几年，才能被委以重任。

明清时期的状元郎们，也都是要在翰林院先进修几年，而后方能入朝，从相对较低的位置一点点往上爬。

同样的道理放在汉室，也一样适用。

——贾谊，便如同后世的状元郎一样：满腹才华，却年纪尚轻，政治经验十分薄弱。

用后世的话说，就是前途一片光明，但还尚需历练。

既然还需要历练，那就不适合太早出头——历史上，贾谊在出头之后所经历的遭遇，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而刘弘‘剽窃’贾谊的《治安策》，转而推出《推恩令》的举动，就能很好地避免贾谊风头过盛，从而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得罪朝中大佬。

——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不外如是。

历史上，贾谊屁颠颠给文帝上了《过秦论》、《陈政事疏》（治安策）、《论积贮疏》等随便拿一个出来，都能当做一个王朝政治纲领的策论出来。

文帝也理所当然的给贾谊封了官，还让贾谊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就成为了博士；不过几年之后，贾谊的官就做到了太中大夫一职。

要知道汉初的博士，可不是后世成千上万的高级知识分子，甚至都不是几十年后，武帝一朝烂大街的博士——汉初的博士，那都得是学术巨擘！

如历史上被任命为‘《诗》博士’的申公，就是楚元王刘交的同窗，荀子的徒孙。

因其曾在荀子门徒浮丘伯门下学习《诗》，并得到了天下文学界的认可，才得以成为《诗》博士。

再拿文帝朝另一位青年才俊来说：晁错奉命前往济南，得伏胜教授《尚书》而归，便被文帝任命为了‘《尚书》博士’。

什么意思？

——《尚书》的解读权，自此由晁错掌控！

也就是说，要想在汉室成为博士，那就要在保证对自家学说滚瓜烂熟的基础上，还要拿的出让学术界大多数人信服的‘经典解读’。

换而言之：天下有几本经典，理论上就有几位博士。

能得到天下公认，有资格独家解读《尚书》的，才能成为《尚书》博士；其他各家经典也一样。

这样的人放在后世，几乎等同于国家某院院士了！

而贾谊，却在不到二十岁的年纪，就成为了这样的学术大拿。

至于贾谊之后的太中大夫一职，那就更恐怖了···

太中大夫隶属郎中令，秩比千石；虽然算不上朝中巨头，但也是妥妥的高官。

——须知九卿副官，也不过是比二千石的行政级别，只比太中大夫高两级！

如果数据不足以说明问题，那看看汉室历任太中大夫，就足以了解该职是个什么地位了。

历史上父子五人官至二千石，因而被称为‘万石君’的石奋，在景帝登基之前，便曾从太子太傅一职转为太中大夫。

这就证明：太中大夫的政治地位，起码在理论上，要略高于太子太傅——石奋转任为太中大夫，可是奖赏性质的！

在棋盘侠事件之后，做刘启的太子太傅，在汉室曾一度成为‘高危职业’——轻则晚节不保，重则祸及全家。

而石奋，便是在这种微妙的时间点自告奋勇，成为了景帝的太子太傅。

登基之后，景帝更是因此将石奋任为九卿，以谢教导之恩。

再拿时代更近一点的人说：陆贾。

当朝太中大夫陆贾，从秦末战乱时期开始，就紧随太祖高皇帝左右；而后在诸侯伐秦时期、楚汉争霸时期，也是屡屡建功。

汉室立，陆贾更是几度出使南越，以口舌之利，让汉室中央得以不费一兵一卒而‘降服’南越。

这么多功劳，再加上这么老的资历，陆贾如今的官职，也不过是太中大夫而已。

光这就足以说明，太中大夫一职，是如何重要了——非资历深厚、德高望重之老臣不能获任！

而历史上的文帝刘恒，非但将贾谊任命为博士，还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让贾谊出任了如此重要的太中大夫一职。

如此恩宠，也就怪不得朝臣百官阴阳怪气，说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把满腹才华的贾谊，贬低成一个‘妄臣’‘幸臣’了。

文帝在历史上犯过的错，刘弘自然没有再犯的道理；对于贾谊这样不世出的国士，刘弘还是打算科学的培养。

很明显，此时的贾谊，还承受不了太大的赞誉，也无法承担赞誉带来的困惑，所以刘弘出于保护的目的，顺势将《治安策》进化为了《推恩令》，并将功劳揽到了自己头上。

对此，刘弘也不打算跟贾谊解释太多，只需要一句‘功不可没’作为鼓励，就足够了。

作为贾谊的老师，张苍必然对贾谊的性格缺陷了若指掌，也肯定能看出刘弘的回护、器重。

出于这个目的，刘弘还刻意冷落了贾谊一段时间——从贾谊拿出《过秦论》，并借张苍之手，在齐悼惠王诸子之乱结束之期，奉上《陈政事疏》之后，刘弘就再也没有召见过贾谊。

刘弘本来是想：让贾谊稍微冷静一下，不要因为得到天子的认可就找不着北。

但只能说，对贾谊这样的人而言，最难做到的，恐怕就是‘不发光’。

——这不，刘弘一不留神，就又有一封洋洋洒洒的策论，借由贾谊理论上的属下：袁盎之手，摆在了刘弘案前。

苦笑着摇了摇头，刘弘只能拿起先前，被自己放回御案上的那卷竹简。

“得尚书令所奏之《论积贮疏》，朕颇欣喜；然偶有不解之处，欲于尚书令共讨···”

——在接连提出《过秦论》、《陈政事疏》之后短短不到半年，贾谊便再一次提出了其一生最著名的策论之一：《论积贮（zhù）疏》！

而从贾谊如机关枪般上策论的过程中，刘弘惊喜的发现：别的不说，贾谊的政治敏感性，远非常人可比！

——刘弘正忙着理顺自身的皇位法统，贾谊就提出了《过秦论》，为刘弘理顺王朝法统提供了理论依据！

——齐悼惠王诸子之乱刚接近尾声，刘弘还没开始考虑关东诸侯的问题，贾谊就拿出了《陈政事疏》，为刘弘提出了参考意见！

现在，刘弘打算安心种田，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了，贾谊又挥舞着一卷《论积贮疏》，出现在了刘弘的面前···

“承蒙陛下器重，臣但有所知，不敢有一丝私藏。”

见贾谊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信誓旦旦的模样，刘弘终是长叹口气，点了点头，示意贾谊上前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