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西苑，清馥殿。

一千名皇家近卫军身穿草绿色迷彩制服，武装带，子弹盒，手持了三棱枪刺的氯酸钾火帽式前裝纸质弹自生火铳，头戴钢盔，抬头昂胸，在殿前广场，分左右夹道而立。

有了钨钢钼钢就可以有了模具钢，那么机械冲压机就应运而生了，用优质钢材冲压生产出钢盔就不在话下，五十米外，可防铳弹直射。深绿色的钢盔彩印蓝底白色的日月图案，头顶正中柳焊着一个三寸长的菱形尖刺，临敌肉搏时，可以一低头、一哈腰、一脑袋的插入敌人的胸膛，刺破敌人的心脏……

崇祯皇帝一身白色大元帅服，白缨高帽，大马靴，手握镶金锲玉的长剑，大马金刀的坐在御座。

五十名娘子军，身穿白色女兵军服，短裙白靴，腰扎皮带，插着金灿灿的铜质握把的双管手铳，环侍左右。

熊文灿和郑芝龙，联袂而行，身旁司礼监掌印曹化淳，御马监提督卢九德陪护，急急的从中间向皇帝走来。

“装药”，“举铳”，“火帽”，“预备”，卫云，卫广，崔虎，崔豹，分站两列近卫军前后，忽然拔刀斜指天空，“放”——“砰”的一声，整齐的铳声，把郑芝龙吓了一大跳，急忙和熊文灿一起前，向大明崇祯皇帝，行参拜大礼。

“装药”，“火帽”，“举铳”，“放”——“砰”又是一声响。

“再放”——“砰”……

不到一分钟，数息之内放了三铳。

“哈、哈、哈”，崇祯长身而起，前一手拉住熊文灿，一手拉起郑芝龙：“两位爱卿远道来京，路途遥远，车船劳累，不必拘礼。”拉着二人走入殿堂，宫廷佳肴，月饼糕点，一应摆案俱全。

“这里是北海，皇家内苑，所以今天你们俩人，今天就是朕的客人。来人，为两位大人宽衣，除去外套，中秋了，可是秋老虎还在发威啊。”

小太监前给皇帝和熊，郑两人解下外套，官袍。

分座，酒。而大内总管、司礼监掌印内相曹化淳和御马监禁军统领、西厂提督卢九德两个在外廷朝野权势轰天的人，在崇祯皇帝面前却连座位都没有，一左一右的侍立在案几旁边，把酒奉茶。

崇祯举杯道：“今天正值中秋佳节，咱们君臣就在此话聊，定南海是。请满饮……”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熊文灿奏曰：“臣自崇祯元年（1628年），就职福建巡抚，招降芝龙，任命为海防游击。然而原本为郑芝龙部下、一起受抚的李魁奇又复叛，并带走部分力量，现今杨六、杨七、李魁奇、钟斌等人已经相继被消灭……”

崇祯道：“海盗，其实都是海商，买卖赖陆市场。只因我大明自永乐末年之后实行禁海，万里海疆不受朝廷管理自然就没有了秩序，民间团体出海行商没有武装就会被他人黑吃……所以，郑芝龙，所谓之诏安只是官方的说法，确切的说，应当称为归顺，招抚方好，海岸线以外，官府已经放弃治理了……”

各位读者，明朝海禁是十四世纪时明朝政府对海事进行的一系列限制政策的统称。这是明朝政策的最大败笔，比之优待士绅让土地集中到了文官集团更加削弱了明朝的国力，要知道明朝的国土面积比宋代要大的多，立国环境也比宋朝好的多，可就是因为这个海禁政策让明朝比起宋朝穷的多，朝廷穷，民众百姓亦穷，富足的只是少数敢于铤而走险的海盗式商人，郑芝龙即是其一。

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即倭寇）到天朝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对此，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自明朝开始的海禁政策。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天朝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天朝进行贸易（进贡除外）。明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而后随着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严格，虽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但大大阻碍了中外交流发展。

明太祖下令“寸板不许下海”，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的遏制天朝人对外交往的海禁政策。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天朝对外贸易遂告断绝。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自此，连与明朝素好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发布命令，禁止天朝人下海通番。

到了明成祖永乐年间，由于永乐皇帝靠武力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位，而建文帝又下落不明。于是，永乐皇帝组织了一支强大的航海队伍，由三宝太监郑和率领，浩浩荡荡七下西洋，向印度洋沿岸各国宣示大明帝国的威严，使之不敢藏匿建文帝。

郑和下西洋，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天朝航海史的创举，然而郑和的七下西洋却并未给当时明朝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反而让这种厚往薄来的贡赐体系增加了明朝的经济负担。

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了严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明政府对参与买卖外国商品的居民也不放过，“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在这一错误政策的指引下，明政府于洪武十九年（1386）废昌国县，洪武二十年将舟山岛城区和镇外鼓吹两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山（岛）的居民徙迁内陆。本来，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海禁政策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臣民而不是海反明势力，他不仅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区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贸易。

明太祖“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如“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他们除起来进行斗争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诚如顾炎武所指出:“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此外，滨海地区的居民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的手段，逃亡、潜往海外。“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所以，海禁一开始就得不到切实的贯彻，反复发布的海禁令，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人干脆参加了民间的对外贸易活动。

综所述，海禁不开，何言改革开放?只要是大搞故步自封，闭关锁国，必定是民众越来越穷，国家也会愈来愈落后。明代是，故步自封，竟然会让满清一个野蛮落后的奴隶部落代替。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也是，欧洲列强都可以去东京湾踢一脚……还有改革开放前的天朝……就不多说了。

崇祯皇帝诏命：“熊文灿职司福建，招抚了郑之龙等人，依靠地方武装力量，荡平海疆，沿海百姓安居乐业，受益匪浅……政绩卓著，今擢升为闽浙总督，主理两省军政，实行开海之策，掌握产品、市场、出海之许可权。”

历史，熊文灿生于1575年，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人（永宁卫），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黄州推官，历礼部主事、郎中，山东左参政、山西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兵部侍郎、尚书等职。崇祯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

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由厦门攻铜山，文灿招降芝龙，任命为海防游击。后因讨海贼李魁奇、刘香有功，为杨嗣昌所荐。后文灿提出“五难四不可”，竭尽推托，崇祯仍委以大任。

崇祯五年二月，熊文灿升任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使，总理两广军务兼广东巡抚。崇祯十年四月再升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使，同时总理直棣、山西、河南、陕西、湖广、四川等省军务。负责平定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所谓“十三家”农民起义军。他在对农民起义军的讨伐中，仍采用曾在福建大获成功的招抚策略，崇祯十年十月先后招抚了张献忠、刘国能部，相继又招降了罗汝才、左革里等部，除李自成外的十二家农民起义军全被招降。

崇祯十二年二月，张献忠带头反水，再举义旗，罗汝才等部在各地纷纷响应，一时间朝野震动，崇祯帝闻变大怒，诏削熊文灿官职，责令其戴罪视事。七月张献忠在罗英山大败明军总兵左良玉，崇祯帝即命杨嗣昌救援督战，同时逮熊文灿下狱，次年（1640年）以抚议误国罪斩首于北京西市，卒年六十七岁。

纵观熊文灿一生，自万历三十五年起，经天启至崇祯十三年，历经三朝，计三十三年，屡得升迁。从推官到观察使、布政使、巡抚、侍郎、尚书等职，可谓官运亨通。始以招抚郑芝龙发迹，终以招抚张献忠毁身，真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也。

那么这一世呢，朕是开挂的崇祯皇帝，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朕自有其他妙招，只让你熊文灿主理海洋事务，发挥余热吧。

038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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