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博士相继设立，经学大师层出不穷，宗经成为有汉一代的社会风气。汉代文学和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交流是相互的，经学作用于文学，文学也影响经学，二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征。

西汉的学校教育是在武帝时期经公孙弘倡导蓬勃发展起来的，朝廷置博士管，立太学，果置五经率史。成帝时太学弟子三千人，东汉后期太学生多达三万人。除管办学校外，遍布于各地的私学也大量招收生员。汉代经学教育为的是培养经师和各级，管，吏，并不期待就学人员成为作家，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却具备了从事文学创作的能力。自公孙弘倡导经学教育之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代多数作家都受过经学教育，他们成为沟通文学和经学的重要媒介，汉代文学和经学的互渗互动，主要是通过他们得以实现的。

汉代文学以扑张扬厉着称，无论是辞赋、诗歌还是散文，也不管是出自文人之手还是乐府民歌，都普遍存在这种倾向，从而形成汉代文学的唯美之潮。汉代文学对现实的一切都怀着极大的兴去描绘、去表现，而且漫无节制地铺陈扩展。进行罗列时不忌堆砌，不避重复，描写叙述过程中舍，丽夸饰、多闳衍之辞，许多作品因此显得笨拙、呆板。和汉代文学扑张扬厉风气相映成的是汉代经学的繁琐解读习尚，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解释经书上的五个字要用二三万字。更有甚者，秦近君解释标题两字之义，竟至十万言。汉代文学和经学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都是不厌其繁，多多益善，铺天盖地而来。这使得某些文学作品篇幅过长，如同辞典字书，令人不能卒读，经学也因其过于细碎繁琐、牵强附会而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汉代文学作品经常出现神仙世界的画面，人和申灵可以自由往来，许多作品都流露出长生不死的幻想。汉代文学具有浪漫性，汉代经学也带有很大的虚幻性。汉代经学以阴，阳，灾，异解说时事正至，后来又一度兴起谶，纬，之学，“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五经之义皆以谶决，用图谶来附会仁，事。汉代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神化，是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虚妄之学。汉代经学和经学思维几制有相通之处，都以想象沟通天和人，架起现实生活和彼岸申灵世界的桥梁。刘勰称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汉代神秘化的经学为浪漫文学提供素材和动力，而神秘化的经学也借鉴了浪漫文学的精神和表现手法。

汉代文学重摹拟，缺少创造性，许多文人不但摹拟前代的作品，而且同时代的文人也相互模仿。这种摹拟有题材方面的，也有文体方面的，甚至具体的谋篇布局也多有类同之处。流行于汉代的大赋、蚤体赋、七体、九体、设辞等，都留下了前后蹈袭的痕迹。汉代文人在摹拟他人作品过程中也有创新，但在整体格局上的因循守旧是显而易见的。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都是强调传授先师之言。不依先师之言而断以己意，就会被视为轻视导术，受到学界的，谴责。汉代经学的传授方式造成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惰性，使人受到很大的束缚。汉代文学的摹拟风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本质是相同的。只有那些在经学上不守章句、不拘师法家法的博通之士，在文学创作上才真正有所建树，汉代有创造力的文人，确实也都突破了经学传授上陈陈相因的传统。

从总体上看，汉代文学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作为大汉天声的辞赋，从东汉中期起，大赋呈现衰微趋势，代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正统的史传文学作品也出现由繁到简的趋势。把和相比，班固删去了司马迁许多精彩细致的叙述和描写，篇幅大为减少。从文学样式上看，短小精练的五言诗从附庸变为大果，最终取代了辞赋的文坛巴主地位。汉代经学的演变和文学类似，从东汉初期起，经学界悄然兴起删繁就简之风，为的是便于传授。有的是一删再删，解经文字大幅度精减，是对以往烦琐之风的有力矫正。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学思潮也有很深的影响，两汉文学思潮很少超越经学的籓篱，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许多作家兼有经师和文人的双重身份。阐述的基本观点，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论里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仁论，美教化，移风俗”，有很浓的“工具论”瑟彩。汉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以的上述观点为吃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对汉赋的评价，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各家的褒贬毁誉不同，但都是从经学的几点上立论，以经论屈蚤，以经论汉赋，在这点上并无根本的差异。即使像王充那样富有批盼精神的思想家，在评论各种文学现象的时候也经常以儒家经典为依据。汉代文学思潮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侧面，这就是司马迁继承屈原的“发愤以抒情”而提出的“发愤着书”说，他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一种方式，是遭受压抑以后的情怀爆发。但是，在经学风气弥漫的汉代，司马迁的这种文学理论难以得到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学思想的超越和冲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