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北广夔门

重新配戴安远将军印绶的于禁，一扫往日阴霾，趁着阳光明媚，踏上了北往邺城的路途。

虽然他从位亚九卿的前后左右四方将军降级成了杂号将军，但杂号的“将军”也是“将军”，属于统兵大将，地位远在偏、裨将军、诸中郎将、都尉、校尉、牙门将之上，尊隆不易轻授。

因而他的出行配备前导车、殿后车，以及随行扛着棨戟的骑吏、举着象征将军主将身份的牙旗的护卫，仪仗队伍相当可观。

这次去邺城，于禁是去看望故人武皇帝的。

建安十八年，汉帝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册立武皇帝为魏公。锡以玄土，苴以白茅，爰契尔龟，用建冢社，建魏公国，都魏郡邺城。

建安二十一年，汉天子进魏公爵为魏王。

建安二十五年武皇帝崩于洛阳，后安葬于魏都城邺城高陵。

现在于禁要去高陵向曹操的神灵汇报他回来了，回归了魏国，并且天子宽恕了他败军失节的罪行。

然而于禁不知道的是他前脚刚离开洛阳，后脚曹丕就在建始殿大会公卿群臣接受大臣们的恭喜祝贺，祝贺东吴使者赵咨上奏孙权愿意称藩臣服于大魏。

甚至俘虏三人组当中的东里衮、浩周都在，却唯独缺少了于禁。

这里面的含义不言而喻。

“陛下应天受命，受禅于汉，君临万国，罔不臣妾。今有故汉骠骑将军、南昌侯孙权，遣使奉章谒阙称藩委质为臣，实乃陛下盛德明著，光照天下之显兆。可喜可贺，臣等谨为陛下贺！”

太尉、魏寿乡侯贾诩，司徒、安乐乡侯华歆，司空、乐平乡侯王朗三位重臣作为三公率领列侯、九卿、将军、吏两千石、侍中、议郎、博士向皇帝曹丕祝贺敬酒。

御座高台之上，面对冠带朝服，手持酒樽黑压压拜服一片向自己祝贺的公卿群臣，曹丕只觉胸中一种长期压抑的憋屈一扫而空，他的虚荣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父王曹操能当上魏王，建立魏国，是因为从尸山血海当中杀出一步一步取得了最高权力，董承、伏完、袁绍、袁术、吕布、陶谦一个一个曾经挡在他面前的诸侯豪杰，纷纷落幕，唯刘备、孙权除外。

而世人眼中，他曹丕能继承魏王大位，当上皇帝仅仅因为他姓曹，是曹孟德的儿子，于此之外全部是野心家的“彼，吾可取而代之”。

他没有父王曹操那样的丰功伟绩和巨大威望，曹丕很清楚，所有人都清楚。

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暗流涌动，不服他的人多了去，立足未稳，为此他不得不同意采纳陈群的九品中正制来收买世家大族，让他们闭嘴。

现在他不光是利益收买，他也能做一些成绩让世人看看，他曹丕不是一个靠父荫庇佑毫无建树的平庸无能的二世主。

他有能力完成武皇帝的遗志。扫灭吴蜀而一天下！

然就在这其乐融融，君臣同相庆贺的热闹氛围中想起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陛下！臣晔窃以为吴绝在江、汉之表，无内臣之心久矣。陛下虽齐德有虞，然丑虏之性，未有所感。因难求臣，必难信也。彼必外迫内困，然后发此使耳，可因其穷，袭而取之。夫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不可不察也！臣……”

“够了，刘侍中，君之见解，朕心已是明了，这件事朕意已决，君勿复再言！”曹丕的声音很冷厉，但措辞却很克制，也没斥退刘晔下殿，雷声大雨点小一点没有恼羞成怒的样子。

见刘晔俯身作揖一拜叹了口气，无奈地后退回班列席位上，曹丕也舒了一口气，他不想和刘晔把君臣关系闹僵，更不愿看到这个时候有人闹事。

他曹丕自认是一个有点好面子、有点矛盾的人，但并不代表他是一个愚蠢的人。

孙权投靠的真心程度究竟如何？身为魏国的决策者的自己真的认为孙权会投降吗？

开玩笑！

肯定不会，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还不到三十岁，就敢对抗不服父王曹操，到了如今，他怎么会看得上自己呢？

虽然大家都是二世祖，但人与人之间还是有差距的，他不过是个标准的官宦子弟，孙权与己相比，不知道厉害到哪里去了，人家可是久经大风大浪依旧能谈笑风生的人物。

那么，既然明知孙权只是暂时的委曲求全，那为什么还要慕此虚名呢？

曹丕当然有自己的理由：我泱泱大国，人家来称臣，我不但不接受，反而还对他用兵，怕是会伤了后来者的心。

他需要孙权称臣带来的荣耀，给他称装点门面，给他的政治威望添砖加瓦，而侍中刘晔看重的是国家的实际利益。

两者本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

“孙权识天命，知人事，远在江左却心慕朝廷，遣使奉章，我大魏胸怀广阔，不计前嫌，同意孙权为为臣。以诸卿之见当以何官职封赏孙权？”

同位于中上的官爵一样司马懿在朝臣的班次当中也处于中上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在这里他离皇帝不是很远又不是太近，刚好可以在“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中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这次廷议的讨论。

在他看来他文士是曹操的面具，曹操骨子里是一个杀伐果断的一代猛人，然则曹丕买椟还珠，竭力想做出一幅能谋善断的明君形象实际骨子里的确确是个文士了。

不用想也知道刘晔的策略才是最佳选项，曹丕此次决策是失误的。

其原因，呼之欲出：因为他在这个决策中，没有分清楚重点何在。

曹丕和刘晔的意见分歧，其实是对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的考虑。

曹丕看中的，是大国的风度，是接受孙权以后，对后来者的示范效应；而刘晔看中的，则是夹击东吴的机会，这种机会实在太难得，不应该因为爱慕虚名而轻易错过。

双方说的都占理，这种时候，应该如何取舍？

司马懿自己的答案是：看可重复性，如果某个选项要因为一个罕见的机会才能出现，很难重复，而且代价可以承受，那么，就应该优先去做。

往白了说，孙权称臣纳贡的机会年年有，而能和西蜀一起夹击东吴统一天下的机遇，失去了就再也寻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