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陈德元放出的消息还真挺靠谱，复课开学的事很快就成为了真正的事实。

1967年10月14日，成为了我国教育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国家中委、军委、国戊院与当时当权的“革命”小组，联合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此前一年有余，因为“十年运动”的爆发，所有学校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而在这个通知发布以后，除了高考制度尚未恢复，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都陆续回到了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

应该说，对于洪衍武能够上学这件事，家人和邻居们，那完全可以用“翘首以盼”来形容。无人不希望这小子能在学校改变性情，学会一些做人的道理。

只不过，大家的这种期望注定是要落空的。因为这个时候是教育史上最特殊的一个时期，所以实际上，学校已经变得和大多数人想象中不太一样了。

首先要知道，这次复课的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把整天在社会上“打漂儿”的那些孩子收拢回来。

因为在这个时期，社会上有许多狗屁倒灶的事儿，都是由这帮“浪在社会上”的孩子们惹出来的。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治安情况。若再不加以整顿，恐怕还会越演越烈。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孩子们不安分。人一闲着，自然就要“生簧”。土话，生事，惹是生非的意思。像这些精力最为旺盛的半大小子，又哪儿能踏实在家呆着？家里待不住，可不得奔大街野跑撒欢儿，滋点儿事儿，寻找点儿刺激吗？

所幸停课的时间尚短，这帮孩子们也还没彻底“挣断缰绳”，因此在学校和家长的共同要求和监督下，大多数的孩子还是按时回到了学校。

不过，由于这时候文化已经不值钱了，孩子们归校之后，学校自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走错误的“白专路线”白专是特殊时期的特定名词，专指只知道埋头钻研业务和学业，但不重视政治学习的行为，所以上边就提出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于是乎，上学在当时主要任务就变成“闹革命”了。

既然是“闹革命”，上学也就不是发愁的事儿了。您即便是几门功课不及格的“蹲班生”，也照样能接荐儿把这学给上喽。大拨儿轰嘛，根本就没考试这一说。因为来上学，学的不是文化，而是如何“革命”。

总的来说，京城所有中小学校的课目设置从形式到内容，都被一改到底。

原教材因为被指责为“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全部废弃不用了。当局匆忙印制了一批临时的紧贴现实政治的教材。不过，在当时全国学校极力压缩学习时间的普遍情况下，即使是这些简了又简的教材，仍然没有在规范的课时内确保完成，彻底显示出了“革命化”的冲击力度。

而经此一变，学校已经不可能守得住多少学习的本分了。除了简单认认字，平日里学生们干的最多的事，就是开会、听广播、念大字报、出黑板报，有时还要根据社会形势参观展览、拉练、学工、学农。如此自可以想象的到，这一代学生的文化水平究竟如何了。

若干年后，当有人评论这时期的学生时，还有人说他们的文化水平是最低的，同时在学校里也是最能闹腾的。但这些人恰恰忘了一点，这些孩子们当年原本响应的就是“闹革命”的号召。

“闹革命”嘛。您说，这还能不闹吗？

除了以上这一条，学校里最大的变化还有师生关系。在这个年头，学生们可一点不怕老师。

因为尽管停课期间的抄检、串联、接受伟大领袖检阅等“革命”活动以及因此带来的喧闹劲儿已经过去，但这场运动的冲击波并未减弱。

具体而言，就体现在每所学校都正在进行的斗、批、改上。

为了完成教学改革，几乎所有的中小学校长都打倒了，而学校的行政机构则由革委会暂时代言，专待“军宣队”和“工宣队”入驻学校进行权力移交。

说到这儿已经很清楚了，连校长都被打倒了，您想老师还能说上话吗？

实际上，当时知识分子地位已经变得极低。按“地富反坏右”的顺序排，教师属知识分子，排到了第九位，俗称“老九”，前边还要加上个“臭”字。

再加上当时正清理阶级队伍。家庭出身有点砟儿的老师，一个个儿都夹着尾巴做人，甚至可以说过着极其狼狈不堪的日子。

因为哪怕你今儿个还在学生面前当老师，明儿个也许就被揪出来了。而这一揪出来，也就等于从革命队伍中给“清理”出去了。

还老师？也就老九吧。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您想，谁还能有心思好好教书呀？所谓老师，每天也无非是尽力同学生敷衍周旋，得过且过罢了。不夸张地说，就是把所有学校都加起来，在这个时期，能镇得住学生的老师也没几个。

而指望这样的学校、这样的老师，来对洪衍武的“灵魂”进行重新塑造，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太不现实了。

反正不管您信不信，当时大多数学校的真实情况确实就是这样。并且，要是拿复课后的学校和以前相比，同时还有几个怪有意思的特殊现象，也不妨在此说上一说。

一是无论中小学，都是两个年龄段的新生一起入学。这恐怕在近代教育史上，自打有了学堂学校以后，还是头一遭儿。

具体情况大致如下，1959、1960两个年龄段的孩子同时进入小学，此后1959年出生的孩子大多在1973年五年级结束时提前毕业，升入中学。而1953、1954两个年龄段的学生则同时升入中学，后来他们又被泛称为“69届”和“70届”。

二是当时的学校在管理上，实行的都是准军事化管理。

具体措施是，以前的三好学生改叫五好战士。学生一律按连排分班。而学校呢，编制是一个“团”。所以，这个时期的学生，毕业后，同届的校友见了面，从不问你是哪个班的，而是问你是几连几排的。知道的，是在念叨学校的事儿，不知道的，还以为都是当兵的呢。

三是当时中小学招废除了各类等级界限，在招收新生上统一采取了就近入学，混合招生的政策。

在“运动”之前，京城的中小学还存在着市重点、区重点、子弟学校或是普通学校的分别，中学甚至还有男、女、混合之分。但在“复课”之后，像这样的等级全都自动取消，也不再有入学和升学考试一说了。哪个学校招哪片儿的学生，都按胡同儿按地区划好了片儿。当时的中小学生一律以居住点为单位，都成了按片就近分配入学。

同样的，也正是因为这一条，洪衍武和陈力泉都被“就近”到了离家不远的半步桥小学就读。

半步桥小学地处白纸坊东街北面，西临万寿公园，由于对面就是半步桥胡同口，因此得名。

学校规模并不大，绿色的铁皮大门面向正南。

进去后迎面先是一个影壁，上面是红底白字的手书，警示着伟大领袖的谆谆教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影壁下面还有个白色水泥筑造的圆形花池，上面摆满了一盆盆盛开的鲜花。

这种模式可以说几乎是当时所有小学的标准门面，还算过得去。但只要绕过这张“脸”去，一下便能看到后面不那么体面的简易教学楼，和一个同样很简陋的黄土地操场。

而从这些“硬件”便可以判定，这是一家随处简陋、配置不全，也最为普通的平民子弟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