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在短短一两天之内，全厂大部分人就知道了陈德元蹊跷的死因。

由于有些干活时喜欢偷奸耍滑的工人平日里一直被陈德元所压制，这时就传出一些怪话来。另外，还有一些始终“不得志”的人出于往日对陈德元掌权的嫉妒，也趁机说了一些幸灾乐祸的话。结果这一下就引得整个南横街煤厂的领导班子心虚起来。

经过开会合议，除了新任生产主任赵丰年强烈反对以外，大多数人都支持由工会主席向军代表提出需要低调处理陈德元身后事的意见。

他们的理由是这件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如果太过徇私被抓住了把柄，工人现在说说闲话还是好的，就怕有人闹情绪上告。因此，他们认为不但得把陈德元的丧事俭办，而且还不能给其定为工伤。

对第一条，军代表勉强同意了，因为他明白其中的道儿道儿，在这个年代，谁也不愿招惹是非，大家都怕因上级彻查再惹出别的事端来。而他自己立身就不正，自然不会与大伙儿为难。

只是对于第二条，他却很是犹豫。因为不仅他当初已经信誓旦旦地答应过泉子妈，这也是他良心上根本过不去的一关。于是，此事也就悬而未决先放在一边了。

就这样，陈德元火化的日子被草草定在了五天之后的礼拜天，地点是八宝山人民公墓。

那一天，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悼词，甚至没租告别室。由于煤厂根本就没组织工人来吊唁。于是整个厂子，除了军代表、工会主席，和几个以赵丰年为首，与老陈家维持了几代人交往的定兴老乡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人来了。

但实际上，煤厂的领导们都错了。

没错，我国这个人情社会确实有其独特属性。大多数人只能做到人在情在，人走茶凉这一步，于是官场上也就有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说。但毕竟也不是所有人都把人情当作薄纸的，整体社会中看重情谊的人仍然不少。

正因为陈德元为人正派实在，从不用手里的权利徇私和刁难人，平日遇到旁人有难处，他还常会伸把手，因此他的交际面很广，念他好儿的人不计其数。

于是当他意外身故的消息一经传播，在他入殓的当天，不仅玉爷、洪家人和观音院东西两院的老邻居们都来了，还自发的赶来了许多与之性情相投和不少曾受过他照应的人们。

像什么相识多年的澡堂子锅炉工、理发店里的剃头师傅、煤厂门口卤煮店里跑堂的、小酒馆里常与他一起侃大山的三轮车夫、通过街头下棋认识的木匠和打扑克结识的瓦匠。

还有什么当初丢了购煤本差点没上吊的公交车司机、曾受他作保免于挨斗的卫生学校教师、因调皮落水被他救起的孩子父母、大雨中迷路被他相送回家的老人子女。

乃至工作中与之多有往来的白纸坊派出所民警，和附近几家工厂、商店的经理、后勤科科长、车间主任，全都不顾路途遥远，专门来送陈德元这最后一程。

这么说吧，各行各业陆续而至的几乎已过百人。压根就用不着煤厂来操持，这场丧事自有人张罗。

光这些人自己扎的白纸花就数千朵，大家还一起凑钱租了灵堂。接着民警又帮忙布置了花圈，由教师和洪禄承来动笔书写了挽联。当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众多吊唁者情真意切，哭声震天

好家伙！南横街煤厂这次算是丢了个大人。这场面折腾得越热火，煤厂的人就越羞愧。以至于面对众多质疑与不满的目光，军代表的脸臊得几乎要烧着了，他一个劲儿用手点着当初出这个主意的工会主席大骂，“糊涂！糊涂！”

不过事后，也是因为这件事，让军代表拥有了力排众议的勇气和理由，终于独断专行了一回。他不仅坚持给陈德元的抚恤条件定为了“工伤”，还亲自出面，主动给泉子妈联系了一份工作。

那是个街道办的小加工厂，朝鲜战争的时候给志愿军做被服军需品，在抗美援朝胜利之后，除了加工一些民用的被子床单、棉衣棉靴，还生产手套工服等等劳保用品。

工资倒是不高，只有二十几块。可不说这年头在城里安置人不容易，而且这也是不认得几个字的泉子妈唯一能干的工作了。至少，等到陈力泉长大之后，哪怕抚恤金断了，泉子妈也还能继续为自己挣份嚼裹。

应该说，办完这些事之后，军代表的确信守了当初的承诺，而他自己也心安了。但世事难料，有句俗话说“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许多事情一时虽能迷乱人的双眼，却往往会在多年之后真相大白。

陈德元的死亡就是这样。

多年之后，当一切经过和真相终于被搞清楚，这件事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成为煤厂人们热议关注的焦点之时，军代表也永远站在了自己良心的审判台上，并且从此就没再走下来过。

之后每逢他深夜睡不着觉时，闹心的原因总是他想起当年办的这件事，而往往他会自怨自艾地叹息一句。

“都怪我！我坑了老陈一家子啊！原来人真的不一样。有的人是真金，有的人是劣铜，有的人是好酒，有的人是浑水。看起来也许相似，但根本就是泾渭分明”

其实还有一个人，远要比军代表更受良心谴责，那就是严福海。

作为当时的知情人，他在陈德元火化后的第三天才终于露面，登了陈家的门。可不知为什么，凭任泉子妈如何询问事发经历和细节，他也没有一句话作答，只是眼中带泪跪下磕了个头，并在桌子上放了二百元钱。

于是泉子妈当即大怒，不仅把钱扔在了他的脸上，还哭骂着把他赶出了家门。而自打这次严福海一脸灰败地从陈家离去之后，他就再也没在泉子妈面前出现过

陈德元总算是风光入殓了，他的优抚待遇也落实了。并且按照规定，他的儿子陈力泉一旦年满十八岁便可以顶他的名额，进入南横街煤厂去子承父业。

可毕竟人死了就是死了，与其活着的时候终归是不一样的。实际上陈德元的“意外”身故，不仅致使陈力泉母子宛如天塌地陷，日子越过越难。就连失去了保护伞的洪家，也同样因此再次陷入到往日的困境之中。

咱们先说陈家。

与三点支撑的物理原理等同，对一个家庭来说，父、母、孩子缺一不可，而一旦失去一方，那就是像是坐上了折了条腿的凳子，是必然要栽倒的。

过去有陈德元在，陈家办什么事似乎都不用发愁，根本不用泉子妈操一点儿心。但凡遇到搬东西、做东西、搭东西、修东西的时候，只凭陈德元回厂子一声招呼，就能叫来不少人帮忙。

即便是遇到像买东西、修房顶、改电路、通下水道这些让大多人感觉为难的问题也不是问题。

因为陈德元不仅手里有权能找到门路，而且他还天生不爱摆架子，十分善于和旁人打交道。别看好些时候明明和对方不相识，但他只要一根烟递过去，一杯茶端过去，再天南海北一通神侃就能和人家聊成哥们。既然能成朋友，那下面的事儿也就好说了

可现在呢，这些事儿却都架在泉子妈一个人的身上了。以她一个不善言辞的家庭妇女，哪儿懂得迎来送往，攀交情套近乎这一套啊。于是乎那些平日里看起来很容易的事，对她也就格外艰难了起来。

自然，像玉爷、洪家人、东西两院的近邻们，乃至赵丰年这样的定兴老乡们，那都是念旧情的人，绝不会眼瞅着泉子妈有难处不管，每个人早就垫了话，说有难处就知会一声。

但是别忘了，玉爷和洪家却又属于自身带砟的主儿，有些事就是他们想帮也无从帮起。要说也就赵丰年还能顶点事儿，可偏偏泉子妈又是个好强的人，她绝不愿轻易给旁人添麻烦，更觉得求人这种事本身就臊得慌。因此大多数的时候，除非有人看见泉子妈有难处主动来帮忙，否则她也就纯靠自已咬牙硬上了。

好在陈力泉依旧跟玉爷学艺，平日不怎么在家，倒是不会看见自己母亲受气带受罪的样子，这让泉子妈的心里还好受一些。只是这样一来，也就更显得她自己过得格外凄凉。

有一些不明就里的，或是对陈家的事儿知道一星半点的人，比如像街道工厂那些以女性为主新同事们，就很自然地把这一切归结于陈家少了个当家的男人，她们纷纷感叹泉子妈还年轻，当务之急是应该重新找个人改嫁。这样一来，也就有那些有心的人开始着手操持起这件事来。

不过很可惜，这件大家都认定的好事却在泉子妈那儿碰了钉子。开始的时候，泉子妈还婉言谢绝，说自己没这个考虑。但是很快，随着登门的“热心人”越来越多，不胜其烦的泉子妈终于忍不住甩了脸子。

倘若再有人对她提起此事，她只冷着脸说，自己和丈夫的婚事是两家大人在他们没出生之前就订好的，前世有缘今生注定，死后也是要埋在一起的。假如她再要嫁给了别人，那她死后又怎么再进陈德元的坟头呢？恐怕陈德元也为此要不乐意，多半会去找促成此事的人算帐的。

就这一句，给提亲的人噎得死死的。也不知是终于弄明白了泉子妈死守的心意，还是慑于“陈德元会找人算账”的威力，总之，再也无人敢于造次了。

不过因被驳了面子，再加上天生的好说人长短，数旁人是非，那些当初主动帮泉子妈张罗的大婶大妈们，在此之后，背地里也就开始了对泉子妈的瞎编派。

有人说泉子妈想不开，死要面子活受罪。又有人说泉子妈是石女，不想男人是天生的。也有人说泉子妈外边已经有人了，才不愿应旁人的事。甚至还有人说，泉子妈根本是为了自己方便，才把儿子放在别人家里养的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些话越来越难听，没多久就传进了泉子妈的耳朵，她当下红了眼圈。一时冲动之下，她甚至想和这些乱嚼舌根子的人好好大打一架，用撕破这些人的臭嘴，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她随后一想到后半生的日子还得靠这个小厂，最终还是忍了。而冷静下来之后，她才感到一种禁若寒蝉的后怕。因为如果当时她真为这事去找那些人争吵，恐怕不仅占不了任何便宜，还得得罪更多的人，与名声也无补于事。过去在老家，这种事她听过的、见过的已经不少，所以她很明白，不吭声比什么都重要。

想到这里，泉子妈除了恨老天不公让自己没了丈夫，毫无其他的办法。此后，她变得更不合群了，对单位里的这些女同事们尽量不说话，能避就避。

而每当夜晚的时候，她不仅常常会因思念去世的陈德元以泪洗面，也常常会因为在梦里梦到丈夫的样子而哭醒。她深深地体会到了没了丈夫的苦，和作为一个寡妇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