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星台的厨娘们今天有的忙了。

炸酱面下了一碗又一碗。

朱富贵与俾斯麦一边吃面，一边谈笑风生。

说句实话，老俾这个人说话的姿势水平很高，难怪能在如形势此错综复杂的欧洲，给普鲁士建立起一套微妙平衡的外交体系。

朱富贵与他聊天，十分舒服，也很有趣。

当然，朱富贵也发现老俾有意无意地在套自己一些话。

对此朱富贵倒没什么好避讳的，全都瞎鸡儿扯。

比如老俾问大明对于驱逐法国在莱茵河地区的影响力支不支持？

那朱富贵肯定说资瓷！

老俾问大明对于英国人垄断全世界大宗商品的行为，是不是应该做出反击？

那朱富贵肯定说，闷声发大财是坠吼的！

俾斯麦只能暗自点头。

看来这位大明皇帝虽然年轻，但这份城府和涵养功夫却像是一个长者。

当然，更多的时候俾斯麦主要是谈一些世界趣闻。

这个小老头居然是个脱口秀达人，各种口音梗信手拈来引得朱富贵哈哈大笑。

不过随后朱富贵利用系统的翻译功能，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将阿尔及利亚法语、东普鲁士语之类的小众口音说得惟妙惟肖，甚至仿佛是当地人一样，将俾斯麦唬的一愣一愣的。

好在论及民俗，那还是俾斯麦的天下，欧洲各国甚至是中东他都去过，朱富贵却只是一个闭门书生罢了。

不过在谈到远东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

比如说大明与清国的关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即便是俾斯麦这样的学者型官僚也搞不清楚，这次正好趁机真诚地向朱富贵进行询问。

在欧洲，汉学本来就冷门，明学就更冷门了。

很多人都觉得朱富贵的大明应该是和鞑靼人的清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但也有人认为朱明和靼清应该是波旁王朝与波拿巴王朝那样的传承关系。

可从国际两国的口水仗来看，却这两者似乎都不太贴切。

朱富贵想了想，最终用东罗马-拜占庭与绿罗的关系做了个比喻。

同时把自己那倒霉老叔爷朱由检比作了与国家共存亡的君士坦丁十一世。

这么一说，俾斯麦就彻底明白了。

这满清原来是绿罗。

这绿罗也算罗？

呸！

不过站在后世的立场来说，绿罗也是罗，这是没错的。

毕竟元清非中华理论确实用心险恶嘛。

但这绿罗虽罗，却是个破罗，谬之千里。

我第四大明乃是君堡正罗秽土转生，必将拨乱反正！

沉吟许久，俾斯麦问道：“那么鞑靼人也像突厥人一样，强迫原住民改教了吗？”

中华错过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确实远离世界中心太久了，以至于俾斯麦这样一位顶尖外交家居然对于它是如此的无知。

不过想想也很正常，这个时代欧洲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思想家，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都是相当不了解的，他们隔空指点江山的时候，同样错误百出。

辜鸿铭可以仅仅靠游学欧洲的经历外加一点语言天赋，就能成为顶尖的奇才，反过来，欧洲对于中国的了解就更少了。

朱富贵告诉俾斯麦，中国人没有宗教，或者说没有你们想象中非此即彼的宗教，只有信仰。

这令这个精明的普鲁士老头无论如何难以理解。

“你们的宗教不是儒教吗？”

“我听说皇帝会通过宗教考试选取最优秀的儒教教士成为官员？”

“世界怎么可能有不信宗教的国家？”

朱富贵摇摇头，决定不再多做争论：“你说是，就是吧。”

而俾斯麦则在心中默默下达了结论，看来原来那个明朝是拜占庭，清朝是奥斯曼，而如今这个朱富贵在美国建起来的第四大明帝国，应该就是借着点血缘而蹭东罗马热度的国家，类似俄罗斯罢了。

原来你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是个朱沙皇！

（大明官方从不使用第四大明帝国这个国号，但为了区别与前明，口语中有时候也会用。毕竟自称为后明或者东明，实在太不吉利了，与前明不做区分，很多时候也极不方便。）

基于这样的认知，俾斯麦并不能理解大明这个中华正朔在东方世界的影响力，更不能理解东方天子与凯撒究竟有什么不同。

在他看来，第四大明帝国就和沙俄一样，对于罗马后裔的号召力有限。

甚至别说沙俄了，就算是神罗，又有多少人信这个罗马？

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

最重要的，黑发黑眼的罗马人，什么时候变成金发碧眼的胡儿了？

朱富贵也就是给俾禄山老弟一点面子，没有拿罗马和神罗举例。

其实这帮日耳曼蛮子僭越称帝，还假模假样皈依了耶教，这才是满清的真正操作。

小丑其实就是你！

朱富贵至今还记得，当年躲在被窝里看港版限制级的《杨贵妃》，里头玉环姐姐对安禄山那鄙夷的眼神和唾弃的话语：“呸，你个杂胡！”

只可惜，到了后世，金发碧眼儿成为了英俊的标志，胡像成为主流审美。

而那些所谓的德国雅利安帅哥，更是在每次世界杯周期性地与意大利拉丁美男一道在朋友圈刷屏。

朱富贵重回十九世纪就是来阻止这一切发生的，可不是给德国佬送温暖的。

俾斯麦想的其实也是一样。

两人表面谈笑风生，实则各怀鬼胎。

多少龌龊事，尽在吃面中。

一直吃了十九碗炸酱面加两个卤蛋，俾斯麦终于打破了基辛格同志的记录，打了个饱嗝，长舒一口气。

而朱富贵大帝只吃了12碗，吃面竞赛中败得体无完肤。

早知道应该让老李场的。

给年轻的宰相一课。

·

在与朱富贵的交谈中，俾斯麦终于放下了担忧。

作为一个西方人和基督徒，俾斯麦当然也不希望再发生一次黄祸。

如果4亿中国人都成为这两天他见到的明人的样子，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不仅仅是德意志民族的灾难，更是整个西方文明的灾难。

但现在看来，这个明国完全是依靠朱富贵皇帝的个人魅力，以及几位绝顶聪明的天才科学家、工程师的灵光一闪，才创造出来的。

明国在北美西部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是不具备普世价值的。

他绝无可能惠及四万万中国人，也绝无可能长久的维持下去。

或许大明崩溃就在明天也说不定，因为他们的制度和宗教信仰远远不如欧洲人。

一个工程师治理的国家，限又能高到哪里去呢？

想明白了这一点，俾斯麦反而对于促进普明结盟更加热忱了。

19碗炸酱面 2个卤蛋也不是白吃的。

在餐桌，朱富贵也与俾斯麦谈定了几件事情的初步意向。

一是，大明皇家成衣厂立即赶制一批普鲁士军装样品，交由俾斯麦带回柏林让威廉一世御览。

二是，俾斯麦直接拍板，签署了《明-普鲁士教育理论共识》。

说起教育，如今在欧洲，普鲁士教育模式可谓是迎风臭三丈的反面典型。

在教育问题，俾斯麦惊喜的发现居然能在遥远的东方，或者说是美洲找到知音。

从腓特烈大帝开始，普鲁士便开始推行义务教育。

即国王使用国家税收，而非是向学生收取的学费，来推广覆盖平民的基础教育。

早八点进入课堂，每堂课统一时长，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统一校服，课手背在身后，坐端正，回答问题先举手，老师如长官，按铃声统一所有时间段的功能性分配，统一学龄制，统一考试，统一惩戒与奖赏。

总而言之，以加工机械零件的方式，对每一个孩子进行强制性的基础教育，这就是普鲁士教育体系的精髓。

而这一体系的终极目的则是：“创造一个被训练得服从政府、敬畏帝、勤奋和节俭的人民的帝国。”

这样的做法自然受到了如潮的抨击。

英国的自由派学者们说：“普鲁士体系的主要设计缺陷是连贯-干扰问题，其源于一个事实：同一知识对不同学生可能产生不同影响。一个孩子可能会增加知识体系的连贯性。另一个孩子将遭受知识干扰。因此，普鲁士模型臭名昭著地违反了学习的基本规律，该规律认为学习必须是自主的，并且是快乐的。”

普鲁士的诗（公）人（知）们说：“普鲁士有工匠、有神甫、有思想家，有主人和仆人，有年轻人和老人，但是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我们首先要是一个人，然后才能成为一个普鲁士人。”

就连贝多芬也认为：“日耳曼人简直就是一群掉了队的人。他们打乱了欧洲文化的历史进程。在拿破仑企图解放我们的时候，德国人竟然还作出抵抗行为。”

不过贝多芬无疑忘记了，他8岁师从宫廷老管风琴师H·伊登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及管风琴，同年第一次登台演出，这是贫民阶层子女一辈子无法接触到的素质化、个性化、专业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