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老喜这件事，引起了周边地区很大的震动，也因此，我时常回忆薛老喜。

那时代，薛老喜家里是有棉油吃的。生产队里的油房就在西场里，每一年挤出的棉油也都在西场的石窑内储存着。因此，他家里的棉油从来没有断缺过。队里的新棉油下来了，他家里头隔年的棉油还没有用完，薛老喜和嫩粉就会在新油又弄回来的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把隔年的油处理掉。

后大屋窗外的那棵椿树的树根下倒过油院中央那棵枣树的树根下也到过油。在当街看每一家院子内的树木，只有薛老喜家院子里的那两棵树长得格外茂盛，格外的绿，格外的起明发亮。

常言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这两棵树的成色上看，那便是：“一人得道，树木参天”了。

后来处理棉油的时候，再挖开那两棵树的树根，他发现去年倒下的油还没有完全的渗下去，薛老喜害怕这样再倒进去会把这两棵树都给灌死。所以，他每年到那个时候，干脆就在院子的中央深深地挖一个大坑，隔年的，他认为过期的油都倒进那个坑里去了。

在那个年代，薛老喜家里的煤火上经常放着油锅，只要扎开煤火，油锅里的油就能烧滚，然后炸各种各样的油货吃。后来，再炸油货的时候，他怕大街上的人闻见了香气儿说闲话，总把灶火的门窗紧紧的关闭起来。

日子就像是“黑眼沟”下面小河里的水，日日夜夜都在流淌着。生产队里的现金尽管有限，但钱的流动也和那小河里的水一样，日日夜夜是不断流淌的，并且总是“水过地皮儿湿”的。

冬天来了，西地那一块儿红萝卜都收获了，说是按户口分给每一家一户，但每斤收一毛钱。这些都是薛老喜记账，收钱，过磅。人们把钱交给了薛老喜，他便随便地塞到自己的布袋里。

每年的春节来了，队里每人分半斤的棉油，剩下一些也有薛老喜记账，收钱，过磅再卖给那些有钱人家。

秋天来了，“黑眼沟”和金岭，银岭上的各种果实都成熟了，康大功认为把这些果实分给队里的社员不值过，就那样放在西场里，还是由薛老喜记账，收钱，过磅，卖给那些有钱的人家。

这样的事情，一年一年，一季一季，就像是女人们纳的鞋底子那上面的图案“富贵不断头儿”。

薛老喜的口袋里总会有钱的，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每一次卖了生产队里的物品以后，他的布袋里头有多少钱？他总共交到队里了多少？他每一次又留下了多少？

但薛老喜也有胆颤心惊的时候。每次上面来运动，他的心里都害怕，害怕上面的人来查他的账，害怕苏家屯那些不服气他的人去上头告他的状。每当那个时候，他便会心里不安好几天，那几天他也总是要采取一些防身措施的。

那一年，李支书召集队长开会，会上贯彻了公社里的会议精神，说是每个生产队的账要拿到大队里面去，有公社里的相关人员例行检查。

康大功让他拿着队里的账本到了苏家祠堂，康大功交代了一番，连看都没有看，就叫他把那些账本往大塔村的队部里面送。

薛老喜当时站在那里不动，康大功明白了他的意思，对他说：“愣啥愣？就这样拿去吧，啥事儿也没有？”

薛老喜尽管也能从康大功的语言里听到“天塌下来我会顶着”的意思，但他还是不放心，送走了生产队里的账本，回到家里，他把箱子里的钱集中了一下，10块的12张，5块的70张，两块的106张。

钱都整理好了，放在那里才能不让搜家的人搜到呢？

这下，薛老喜真的做难了。开始，他把钱放到后院猪圈的石槽下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公社搜家的人进了大门就朝那猪圈走去了，吓得他出了一身的冷汗。

第二天一大早，他又把那些钱拿出来放到大门后边的“水道眼儿”里。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下大雨了，院子里的水把那钱都冲到门外的大街上了，满街都是钱，苏家屯的大人小孩儿都在街上捡钱嘞。

薛老喜心里一直想着，这些钱是不能往屋里放的，若是人家查住了他的账，首先搜的就是他的屋内。

第三天，早上起来，薛老喜又从“水道眼儿”里把那些钱取了出来，这回他想到了一个自认为最安全的地方。他院子里有一块儿捶布石，下面有好几双穿破了的棉靴和单鞋，他的心里一直想着那些棉靴和单鞋不一定到啥时候还有它的用场，就一直不舍得扔掉，如果把那些钱分开装进那些鞋里，他认为是最保险不过的了。

薛老喜把钱分别装进那些棉靴和单鞋里，他又用心把鞋的位置重新摆放了一下，把装钱的鞋尽量放在底层。

做好了这一切，薛老喜站起身来拍了拍手上的尘土，又四周观望了一下，没有发现有人窥视，就走出大门去南坡领导生产去了。

薛老喜刚出村子，那个挑着担子货郎的吆喝声和拨浪鼓的声音就在村口响了起来。二骡子在被窝儿里听见了，立刻，他嘴里的味蕾又被那绿豆儿的美味激活了，他扒开两眼儿，下床提拉上鞋子就要往门外跑。还没有出大门，他又拐了回来，他想起了上回爸爸妈妈把那货郎的秤崴了，挑子也踢了。还想吃人家的绿豆儿，不拿点换的东西心里存着不美。

二骡子沿院墙旁边走了一圈儿，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这时，他一眼看见那捶布石下面有几双破鞋，他不加思索地弯下腰就要往外面拿。就在这时，他又想到，越是靠上边的破鞋越是放进去的时间短，越是爸爸记忆犹新的，不舍得扔掉的，越说明它还会在某种场合，或者是天下雨下雪的时候有用的。

二骡子很快把最下面的两双破棉靴翻了出来，抱上就穿出了大门，见我们一群人早都围在了那里，他自豪地将那两双破棉靴递给那货郎。

那个时候，破鞋换绿豆儿是有规定的，是约定俗成的“两只破鞋换一勺子绿豆儿”。那货郎见二骡子又来了，也不多说话，用眼光朝他表示了一下，让他把手里的两双破棉靴放进身后的那个竹框子里。

以后我常想，那个货郎当时就有食品卫生的意识，他认为，拿盛绿豆儿勺子的手是不应该拿那破鞋的。

我们小孩子可不信那一套，只见二骡子双手捧着那两勺子绿豆儿，坐在一边的一个树墩子上就开始吃了。

这一回二骡子的味蕾没有爆炸。

两天以后，康大功告诉薛老喜，生产队的账已经检查完了，并且他已经把账本从大队部捎回到了苏家祠堂。

夜深人静的时候，薛老喜一个人出来到那捶布石的旁边，当他翻开那堆破鞋，无论如何都找不到那几只装钱的鞋子了。

薛老喜像丢了魂一样地进了屋，嫩粉看着有点不对劲儿，就问他：“咋了”？

“你动捶布石下的破鞋了”？

嫩粉回答：“我没有动呀”。

薛老喜一听，长叹了一声：“那些装着东西的破鞋都没影儿了呀”。

嫩粉一听，立刻明白了薛老喜的意思，她脸色苍白：“赶紧去问问孩子们，看他们都动了没有”。

薛老喜连忙做了一个手势，让嫩粉不要声张，遇见这样的事总是害怕“隔墙有耳”，他独自朝二骡子睡的屋里走去。

三问两不问，一切真相都大白于薛老喜的心里了。

薛老喜又回到了屋内，他告诉了嫩粉事情的原委，嫩粉急切地说：“你明儿清早去那货郎的家里问问，看看他把那破鞋卖了没有，若是没有买掉，那怕给他一半也中”。

“你懂个啥？可不敢再问了，就当是老鼠给猫积攒的都中了”，薛老喜告诉嫩粉。

那天晚上，薛老喜和嫩粉又睡在了一个屋里，又睡在了一个床上，又睡在了一个床头，尽管没有说几句话，但他俩确实是在相互蹭暖，是在相互安慰，还好像是相互的壮胆，两个人一晚上也没有合眼睛。

那个时候，上级相关部门也发现了社会上的某些部门和某些干部的贪污行为，为了杜绝这种不利于社会发展和文明的行为往更大的范围发展，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监督机制，但总是在康大功和薛老喜的利欲和诡辩面前软弱无力。

几年以后，公社例行查账的运动又开始了。薛老喜始终是心有余悸的，他也看见过每次被查出有贪污行为的人遭到无情的批斗，还有的人被吓得寻短见，跳井，跳河。

那天，把生产队的帐本送到大队部以后，他立刻回到了家里，把箱子里这几年攒的钱又回笼了一下。这一回都是一些10元和5元面币的，他也没有数，大概有300多块钱的样子。

他早想好了藏钱的办法。让嫩粉在煤火上打了半碗的白面浆子，他早准备好了几张大报纸铺在八仙桌子上，然后把钱都一张一张粘在报纸上，终于把钱都粘了上去。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把那几张报纸又翻过来，都贴在他套屋内自己床头的墙上，和平时撕着卷烟用的报纸并排着。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晚上，他进到他的套屋，一眼望去，见那床头的墙上只是孤零零地贴着他平时撕着卷烟用的那一张报纸，昨天晚上贴上去的报纸连一张都没有了，他不由地低下头看，看见地上一团团的报纸和人民币的碎片儿。

薛老喜立刻明白了，这300多块钱是年里头从食品公司转过来的，是年下的时候村里几户人家让食品公司杀的猪的猪价。那些比鬼都精的老鼠们一定是闻见那钱上的腥气儿了，一个下午套屋里没人，然后它们群起而攻之，连带报纸和钱一下子都被它们“敲骨吸髓”了。

世上这样的事情还真的不少，“凡财富，需努力创造，谁挡都挡不到门外去不需努力创造，靠投机钻营，巧取豪夺，你拴都拴不牢靠，有的时候你拴的牢靠，但你没有福气去享用它的价值”。

人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很多的人不能控制自己那贪婪的行为，更有甚者，“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用这个道理去解释薛老喜的一生，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好像有点道理，也好像有点牵强附会。

苏家屯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