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古代的汉族人虽然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弃”,但并没有后来那般迂腐不化。
早在三国时期,就有神医华佗借助“麻沸散”的功效,给病人破腹切除囊肿的记载,见于汉书华佗传:“若疾发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
但随着时间推移,医书当中医生为病人动刀破创的记录便逐渐减少,到了明清时期,这项记录已几近绝迹等到了近代,替病人施展手术基本上成了西医的专利,不得不令人扼腕兴叹。
迂腐顽固的理学利用身体发肤的教条,n了中医学当中手术技术的发展,使医生们不再雷厉风行地破腹割肿,切除病灶。
转而研究如何用药汤的方式治疗体内已经严重病变的囊肿。中药本就药效缓药力又推崇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操作,如何能医治成功?
此外,理学还n了中医学诊断病灶“望闻问切”的看诊四法。
所谓“望”,是近距离观察病人气色神态,有无盗汗体虚的外症,体表有无明显病变“闻”是近距离嗅闻病人的体味,观测其呕吐排泄物有无异常“问”是听病人主动诉说病情“切”是触摸病人体表,感应其心率体温的变化。
结果理学与礼教一来,好好的“四法”变成了“一法半”,这“望”与“闻”是绝对别想了,不光女人不让你望,不让你闻,就连男人也不行,所谓“君子进退有矩”,医生和病人离得太近,属于失了矩,不庄重,不符合礼法的要求。
而“切”法则被砍了一大半儿,无论男女,最多给你露半截胳膊,勉强能凑合号个脉,至于往病人衣服里伸手?医生你想都别想。
至于“问”又有多少病患能清楚得跟医生讲明白自己的病灶和症状呢?你又不是大夫!
这直接导致近代中医开始片面地重脉而不重表,大量的外在症状被主动忽视,从而导致误诊率大大上升别说是中医了,即便是西医,你光给他一个听诊器也绝对看不成病啊!
中医诊断方法被人为n以后,出现最大一个的变化,便是医生们开的药方开始模糊化,因为具体症状诊断不清楚嘛。
所以这一副方子,往往里边既有解表清热的,也有除风驱邪的,还有清淤化堵的,反正这几味药里边应该有对你病症的,所以你先拿回去吃吃看,如果不管用,拿回来再换几味药。
殊不知这样做是与中医最核心基本理论相违背的。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现代人对中西医理论的一大误区。
总有人习惯性地把中医与西医放到一起对比,认为中医不但在诊断病灶的方法方面,即传统的“望闻问切”四法,其准确度比不上西医的验血拍片而且用药之后,在药物生效速度方面,中医也远不如西医,便认为中医已经落伍了,看病还得靠西医,中医最多只能在身体保健上起点儿作用。
实际上,中医与西医从发展理论上就有很大分歧,中医讲究把病根儿消灭在萌芽状态,将疾病掐死在病症尚未明显之时,而西医讲究在病症完全展开以后再对症下药。
举一个大家特别熟悉的历史人物当例子,即扁鹊见蔡桓公中的蔡桓公。这个倒霉蛋不但最后枉丢了一条性命,还为此背了一条贬义成语“讳疾忌医”在身上,时不时便要被后人拖出来当成反面典型。
根据原文记载,起先扁鹊认为蔡桓公有疾病在皮肤表面,后来发现病灶转移到肌肤之下,再后来进一步加深到身体内部的循环系统之中肠胃。
可蔡桓公对扁鹊三次要求他就医的忠告是个什么态度呢?他讥讽扁鹊“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意思是说,我根本没病,你扁鹊非说我有病,你不就想贪图我的医药费么。所以对扁鹊的接连忠告置若罔闻。
到了第四回,扁鹊老远看见蔡桓公,扭头便跑了,这次蔡桓公反倒对扁鹊的异常举动产生了兴趣。
他专门找人去问扁鹊,扁鹊回答说“前几天大王的病灶在皮肤表面,洗个热水澡,贴几副膏药便能治愈。等病灶转移到肌肉里,我可以用针灸的方式进行治疗。等加深到身体内部消化循环系统之中时,这时大王的病症已经很棘手了,不过好在消化循环系统是个半封闭系统,病灶扩散速度受到一定n,我还有喝药汤这最后一招。今天我看见大王的病灶已经深入骨髓,要不了几天,病灶就会随着淋巴循环系统遍布全身,我实在没招了。回去告诉你家大王,抓紧料理后事,不然便来不及了。”
然后扁鹊就急急忙忙地走了,蔡桓公自然没当一回事儿,哈哈一笑便抛之脑后。
结果又过了五天居五日,蔡桓公感觉到浑身上下到处都疼,吓坏了,这时才急忙派人寻找扁鹊,却发现扁鹊早跑到外国去了。
蔡桓公缠绵病榻了一段时间,各种药汤吃了无数,可病情一点儿起色都没有,最后一命呜呼了。
在蔡桓公身体疼痛,想起来要找扁鹊救命的时候,已距离扁鹊最开始要求给桓公治病的日子,过去了整整三十五天!
甚至早在蔡桓公表现出身体疼痛这一症状的前五天,扁鹊就明确向旁人表示,蔡桓公此时已经无药可救。
可见即便扁鹊这种战国第一神医,也认为这病人的身体如果开始表现出强烈的不适症状,用常规的中医治疗方法已经是缓不应急,此刻病人能不能治愈,要看阎王的意思了司命之所属。但即便蔡桓公的身体开始疼痛,其实也有方法可以治疗。
原文中用了“桓侯遂死”这一说法。在古文当中,“遂”字除了表示上下文有时间承接关系,还表示前后两件事之间隔了一段时间,至少是十几二十天的概念。
比如触龙说赵太后中的“遂约车马,使于齐”。出使齐国的赵国公子长安君是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而且长安君这趟出使,并非一般的外交活动,而是去齐国当人质的,两三年都不见得能从齐国回来。
所以赵太后肯定要多给长安君准备行装、钱财、使唤仆人,尤其是钱财更要多带。等到了齐国,长安君人生地不熟,多多使用钱财结交齐国权贵才不会受苦,所以打点行装耗费的时间绝对不短,少说也得十天开外。
可见“桓侯遂死”,实际上“遂”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蔡桓公缠绵病榻的这段时间,恰恰属于西医重点研究攻关的领域。
如果当时能有抗生素,没准给桓公吊上几个瓶子,他这条命就保住了所以,仅拿患者开始体痛之后的时间段的治疗效果,来评价中西医的优劣,明显有失公允。
如果没有工作单位年年免费体检的福利,又有几个人是不发烧不体痛,就主动定期去医院检查身体接受诊治的呢?
可见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是蔡桓公,就不要“大哥笑话二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