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洪武三十年，杭州商贾一律以金银定价，根本不用宝钞了。

而且时间日久，造假币得以猖狂，使大明宝钞的信用降低，大为贬值。

重要的是，这种纸币没有贵金属做准备金，直到洪武末年，宝钞严重阻滞，商人、百姓都不买账。

后来朝廷一再用命令来维持通行，也无济于事，最终难免以失败告终。

从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四年，这十年之间，明朝国家掌握的户口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

这不仅意味着国家与豪强地主争夺劳动力取得了很大胜利，而且也反映了恢复与发展经济取得了一定成就。

同时，朱元璋进行的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查，是几百年来若干朝代的政治家、帝王所未能做到的大事，他划时代地完成

早在洪武元年八月中旬，在攻陷大都后不久，朱元璋即下达了一份《求贤诏》。

紧接着，他又派出起居注詹同、魏观，侍御史文原吉等人，分赴各州县，访求贤良。

贤良们看到了《求贤诏》，许多人闻风而动。在听完专使的游说后，他们纷纷收拾行囊，争相路。

为此，朝廷缺少官吏的窘况很快就得到了缓解。

但也有一些儒士，或出于自尊，或心怀恐惧，对《求贤诏》视同虚文，千方百计推脱逃避，远离是非之地。

朱元璋意识到元朝之所以灭亡，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

因此，他采取了兴建学校、选拔学官的政策，并且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

明朝学校的性质没有什么特殊的，学校是“教育人才”的地方，同时也是“储才”的地方。

明朝的制度规定，把学校和选拔官员紧紧连在一起，则是比较突出的。

在朱元璋的倡导下，明朝从中央到地方兴办了各类学校。

而朱元璋本人最重视的还是京城里的国学，也就是太学。

它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学生人数多而且相对集中。

培养出来的人才又都担负着国家的重要官职，并且对社会风俗文化有着广泛的影响。

洪武三年，明朝政府正式设立科举制度。十年的寒窗苦读，一朝得中，高车骏马，光宗耀祖。

那种飞彩流霞的光彩荣耀，令多少读书人醉心向往。

朱元璋自然懂得，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的个中三昧。

为此，朱元璋下了一道诏书，其中指出设科考试期望得以全才，任官唯贤，这样方可有效地治国。

此外，明朝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

刘伯温是这方面的策划人。从考试的程序、场次到被称作“八股文”的作文体例，都是由他制定的。

这些规范和制度，一直到了清朝末年都没有大的变动。

考中的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供职翰林院，前途无量。

其他人则被授给知县以各级官吏。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便是读书人最好的归宿。

难怪，科举成为了读书人终生追求的“事业”。

自科举制度实行以来，朱元璋就察觉出其有不如意之处，譬如科举入选者多为“后生少年”。

无办事经验，能担当大事者很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差，特别是学与用的脱节，世人对科举选官也是褒贬不一。

所以在洪武六年，朱元璋宣布停罢科举，这一停就是10年。

到了洪武十五年八月，朱元璋又下诏恢复科举制度，并以3年举行一次为定制。

明代的科举较之旧制有些特点：进士能入翰林是前所未有的；

进士之为庶吉士，亦自此开始；凡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者，都可被称为进士。

这样可以让进士在各个部门进行锻炼，被称为观政进士，这也是明朝首创。

由此可以看出，科举出身的进士们得到了很高的荣誉，也鼓励了读书人走当官的道路。

有了在各个部门进行锻炼的考察环节后，可以使他们不用马负起重任，官方又可量才而用，这岂不是对双方都有益。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下诏全国通祀孔子。同一年，新建国学落成，朱元璋亲自拜谒先师孔子。

后又向全国各地方学堂颁布了释奠先师孔子的译注。

从发展趋势看，朱元璋对孔子的尊崇是很重视的，如祭孔都要求正官主祭，有布政司的地方则以布政司官。

府县则以本学儒官或老成的名儒担任。

起初国子学由祭酒主祭，后来派翰林院官，但新任的祭酒必须亲至一祭。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又嫌国子监的孔子庙不够宏伟，自行规划，做了改建。

更主要的是，朱元璋积极地提倡和宣传学习儒家的经典，运用儒家的思想理论，维护大明帝国的统治，使其长治久安。

有一个名叫秦裕伯的人，曾经担任过元朝的福建行省郎中。

后来，他看到时局动荡，便弃官而走，避居于海。

从此，秦裕伯闭门读书拒客。早在吴元年，朱元璋就曾派人带他的亲笔书信和礼品前去礼请，但均遭到秦裕伯的谢绝。

现在，再次派人去邀请，依然是无功而返。

朱元璋觉得这个人之所以不识抬举，肯定是因为做过元朝的官员，故意做出忠贞不贰的姿态。

既然礼请不至，不妨来点绵里藏针，连哄带吓地把他请来。

于是，朱元璋便写了一封措辞直露的信：“先生屡召不至，情有可恕，朕不会强人所难。

但，滨海之民好斗，先生智谋之士而居此地，苟坚守不出，恐有后患！”

饱学的秦裕伯一看就明白，得罪了杀人不眨眼的朱元璋，“好斗之民”随时会来光顾，“后患”不期而至。

他不敢再借故推托，赶紧收拾行囊，跟随使者来到了应天。

朱元璋并没有怪罪他，立刻命他做了翰林院待制。后来，秦裕伯又被任命为陇州知州。

杨维桢是闻名东南的大名士，当初，他曾对张士诚直言劝谏，并多次拒绝张士诚的礼聘。

洪武二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詹同带着礼品登门问候，请他进京主持纂修礼书。

此时的杨维桢已经年逾古稀，他推托再三，声泪俱下：“哪有行将就木的老妇，再去嫁人的道理？恕老夫不能听命！”

朱元璋心里虽然不痛快，但也并没有降罪于他。

第二年，朱元璋再次派遣地方官去请杨维桢。

杨维桢无奈，只得提出应征的条件：“皇帝用吾之能，而不强吾所不能，则可以路。

否则，只有蹈东海一死而已。”

朱元璋知道杨维桢提出的应征条件后，就越发器重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