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知道杨维桢提出的应征条件后，就越发器重他了。

他不但慷慨地应允了杨维桢提出的条件，而且特赐皇帝安车，让杨维桢坐着进京。

杨维桢颇受感动，来到应天后，他对礼书的发凡、体例等，进行了详细的指点，只住了三四个月，即悄然而返。

朱元璋尽管很生气，无奈有约在先，倘若加以惩处，有失皇帝信誉，只得听凭他平安归去。

从此，杨维桢的自由来去被传为了佳话。

朱元璋豁达大度、礼贤下士的美名，在儒生中广为流传。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有一些老朋友，在朱元璋打天下时鼎力相助，一旦他荣登大宝，成为炙手可热的真龙天子，便立刻像躲避瘟疫一般脱身而去。

有的坚决拒绝做官，有的不告而别，隐姓埋名，遁迹江湖。他们知道，对于胆识过人而又天赐机缘的幸运儿，只可以与之共患难，而不可以共富贵。

如果不远远地离开，一旦老虎发怒，就会被其一口吞掉！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精通卜筮象数之学的儒生陈遇。

朱元璋攻占集庆之后，就请他出谋划策，参与机密。

朱元璋称吴王后，授他供奉司丞，他坚决谢绝。

朱元璋登皇帝宝座后，三次授他翰林学士，陈遇照样推辞。

朱元璋便赏他一乘小轿，拨十个扈从跟随，以示宠荣。

洪武三年，朱元璋又请陈遇做中书左丞。第二年，再请他做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但一概遭到坚拒。

后来，又授他太常寺少卿、礼部尚书。

尽管朱元璋几乎要翻脸，但陈遇仍然心波不起，坚不应职。

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不给皇面子，朱元璋当然很恼火。

但想到“君子不可夺志”这句古语，同时也为了表现自己的仁厚大度，才没有对陈遇加以处置。

此外，朱元璋为了笼络老儒，决定给他们的儿子授官。

有一天，朱元璋当面试探道：“陈先生，朕三番五次授你官职，你都不应。

朕只得把官职授给你的儿子。”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陈遇慌忙推辞。

“为什么呢？”朱元璋板起了长脸。

陈遇叩头答道：“臣的三个儿子，年纪都还小，正是学习做人的时候，给他们授官，

只能增陛下之累，有害无益，此事还是以后再说吧。”

相强不得，朱元璋也只得作罢，但仍然把陈遇放在自己身边，经常召进宫来，询问治国安邦大计。

陈遇也坦诚相对，直言进谏。他能够把握皇帝喜怒无常的个性，冷静灵活地进言。

朱元璋感到，陈遇对自己多有裨益，却丝毫没有构成威胁。

这既成就了朱皇帝，也成全了他自己。

陈遇的睿智机变，受到后世史家的高度赞扬。

刘伯温努力地挣扎了一下却未能起身，徐达前扶住刘伯温，与同来的几位故友，对刘伯温深深一拜。

这时，刘伯温伤感地说道：“有你们的关心，我已经知足了，你们的心领了。

甕中已经粮尽，是我刘伯温无能，让家人受苦，更让我刘伯温伤心。

你们带来的物品钱财，伯温就收下了。只是，伯温今生恐怕再难还你们的情。

你们回去后就不要再来理我了，如果让皇知道了，恐怕会对你们不利。”

中书省是朱元璋沿袭元朝统治制度而设立的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丞相为其长官，明朝的左丞相其实是皇帝一人之下、百官之的最高行政长官，权力极大。

所谓“胡党之狱”，就是以洪武十三年，中书左丞相胡惟庸结党谋反被杀而得名的。

朱元璋是出自淮右的领军人物，最早参加起义的大多数也是淮西人，有的还是朱元璋的乡里，有的则是亲近的族人。

在纵横征战中，这些人自然分别充任了领兵的将帅、幕府的臣僚等重要职务。

随着朱元璋的势力发展壮大，淮西将臣的地位不断升，尤其占领集庆后，淮西人的地位在文武势力范围内愈加显著。

随着朱元璋地位的抬高，他和淮西将臣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朱元璋考虑的是如何提高皇权，保全朱家的江山，为此他颁布了一些申诫公侯的条令，规定了处罚和处刑的律令。

朱元璋想以此来约束淮西集团的公侯及其家人、仆人，他还在统治层部门有意安插非淮西的贤能志士为官，并且以礼法约束，监视旧淮西集团。

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核心人物，从洪武元年任左丞相直到胡惟庸先后掌权的17年中，他极力排挤浙东人士，使之不受重任。

浙东地主集团的领袖刘基作战有功，建国之后，更有治国办法，功劳也是非常显著的，但是在分封功臣时，刘基却只被封为诚意伯。

而李善长则被封为了han国公，岁禄也是刘基的20倍。

由此可见，虽然同是为抗元打天下，为新王朝建立做出了贡献，但是两个集团却存在着极为不平等的现象。

一些小的不和睦，就会引发大的祸根。有一次，刘基把李善长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给杀了，这虽然是秉公执法，但是却加深了两个集团的矛盾。

后来，朱元璋偏听李善长的挑唆，就让刘基告老还乡了。

此外，明王朝统治阶层内部矛盾逐渐集中在皇权和相权的矛盾。

明朝建国后，制度以中书省总揽行政事务，并设左、右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