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就此匆匆跑过，一岁又一年，似乎今年南下的冷空气偏爱北平，又下了场大雪，门口卖烧饼的大爷说，其实北平很少下雪的。

尤其，赶上春节下雪。

云卿班一些没什么名气的赶着去一些乡下唱庙会，回来时抱怨道，日本人来了好几次，把他们队形都打散了。

老班主说，这天要变了。

民国二十年三月，《歌女红牡丹》走入大众视线，凭着“有声”“中国制作”的噱头，票价一度高达两元。

戏曲市场再次低迷，革新派借此大做文章，说这是新文化的进步，思想的蜕变，人民的目光应该朝向这些新兴事物，而不是固步自封，追捧败絮残柳——比如唱戏的。

顺便把梨园行贬得一文不值，老看客们又不乐意了，一时之间口诛笔伐，电影本身已经不重要了，民国建立20年，保守派和革命派仍在争吵。

革命沦为争夺政权的借口，党派成为摄政的入口。

革命三十载，无人问民心。

注定这一年是不得平静的，武汉发了大水，北平无故又涌入大批灾民，沈阳还在唱着新调，国外进口的呢绒又贵了不少。

当然到这时候，1931年已经过了大半了。

荀兮辞还在和尚易烟同台搭戏，宋临晖却很少再来听了，都是送拜帖专请唱堂会，每次荀兮辞去唱堂会，都能看到不同的人在台下笑里藏刀，后来便一样能推则推——而且吴鸢也不喜欢荀兮辞去唱宋临晖的堂会。

宋临晖倒也没说什么，只是荀兮辞的每场戏都会送来十几个花篮子，又总抛些赏头来云卿班。

后来王玉琼揪了荀兮辞道唱腔，又给她教了些特色，荀兮辞也逐渐摸清了北平人的喜好。于是荀兮辞名气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忙，说起来，也要算上宋临晖一份功劳。

电影虽然新颖，可一张票价抵得普通人家一周的收入，反观听戏，两三毛一张票，戏楼还包了茶水。

荀兮辞虽觉得看客不如往日多，却也没在意，只是偶尔下戏归家时，总看见有日本军队在街上游荡。

六七月份的时候，又见了次黎正敏。荀兮辞特地把尚易烟叫上，郑重地向黎正敏介绍尚易烟。

尚易烟一直不敢看黎正敏，一个劲儿地往荀兮辞后面缩。黎正敏看的好笑，道：“那么难堪的吗？好在我过两日便该走了，倒也扰不着你们了。”

荀兮辞愣了一下，问道：“啊？这四处兵荒马乱的，你能去哪儿啊？”黎正敏祖籍是陕西的，可这次却要去上海，他说，北平的戏，唱的是旧戏，他想去上海，唱新戏。

尚易烟歪着头，像是听明白了，又像是什么都没明白。

那晚月光恰好溜进黎正敏的眼中，恰似少年应有的模样。

黎正敏送了尚易烟和荀兮辞一人一把折扇，扇面是黎正敏亲自画的，尚易烟的上面画了牡丹，背面写了句“少年春衫薄”，荀兮辞道上面画着芍药，背面写了句“鲜衣怒马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