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司马祗一起来就到藩军校场看他们操练练习试射掣电铳。

史载：“约重七八斤，或六斤，约长六七尺，龙头轨、机俱在床内。捏之则落，火燃复起，床尾有钢刀，若敌人逼近，即可作斩马刀用。放时，前捉托手，后掖床尾，发机只捏，不拨砣然身手不动，火门去着目对准处稍远，初发烟起，不致熏目惊心。此其所以胜于倭鸟铳也。用药四钱，铅弹三钱”。

每铳五门，于铳手五人之中择一胆大有气力者，专管打放，令四人在后装饱，时常服习。若平原旷野之间，去敌一二百步，譬如一军五千人，内有火车数辆，鸟铳五百门。先以火车振扬军威，然后用鸟铳百门，佐以弓矢、火箭，陆续弹射。纵有数万贼徒，未必便敢冲突。若远道趋利，未择战场，或仓卒遇敌，遽难成列，而又无车以为前拒，尤宜依此法运用。使三军之士，得以整顿队伍。稍治其气，从容接战。否则敌必乘我之乱，击我未定。易而险之，乱而安之，反客为主，转劳为逸，非此不可。

鹰扬车是参考黄帝所造指南车，郑人所造偏箱车的形制构造，加以改造而成的。车身下安“一轮，可左右旋转，上下一盘一轮，上旋下转，机轴圆活，八面可行”。“车长九尺，宽二尺五寸，牌自地起带裙共高六尺五寸，边方地平处再加数寸，大多边塞风大，不宜太高。架车，车正一名，车副二名，铺车二名，司火一名；连铳二十八门，放铳手四名（其中二名为车副），装铳手三名。鲁密铳八门，放铳二人，装铳六人，司火二人。（在虎头左右两边的圆形发射孔处发射）一营三千人，用车一百二十量。人多，如数递加”。这种车营在作战中具有多种作用：“守则布为营垒，战则藉以前拒，遇江河凭为舟梁，逢山林分负翼卫，治力治气，进退自如，昼夜阴晴，险易适用。”

牌车一般以五辆车为一帮（基本作战单位），战时则将五辆车合并排成一行作战。

牌车的连铳、鲁密铳与三眼铳配合作战，组成远、中、近距离三重火力网：每车载二门三管连铳，左右各一门，还有八门预备连铳，放铳手（架牌）、装铳手（副牌）各一人；二牌三牌放鲁密，一如五人打放之法（前四人是鲁密铳手，一人放铳，三人装铳，在牌与牌的间隙处发射。最后一人是连铳装填手）；头四五牌放三眼铳。二名三眼枪手，在车牌连铳上面的圆孔发射，伺敌骑三、四十步，连发三弹。配有二名长枪手、一名天蓬铲手。

虎翼车：鹰扬车的变型，比较小，车牌同样画有飞虎图，因此称为虎翼车。每车鲁密铳四门，掣电铳二门（蹲在鲁密铳的前面），铳手六名，司车二名（子铳装填手），车长一名，司火，器具，大炮，信炮与虎头车相同，拒马伞一把。

这是后世大萌关于操作鲁密铳和掣电铳的战术记载。

司马祗已经命人将这些战术绘画编制成为通俗易懂的小册子分发下去。

而司马祗命令军器监仿制的鲁密铳和掣电铳，射程范围大概在二百米左右。

至于怀疑鸟铳的精度问题，鸟铳因为可以射落飞鸟而得名。明朝范景文撰的《师律》中提到：“后手不用弃把点火，则不摇动，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又名鸟嘴铳，因其点火结构在点火时如鸟嘴啄水。

此外，据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之中记载道：“试火器，以八十步立五尺高，二尺阔木牌，三发一中，十发七中为精，赏罚，鸟铳三弹中一者，平；中二者，赏银一分；中三者，超赏五分。一次不中者，打三棍；二次不中者，打六棍；三次不中者，打九棍；五次不中者，打四十棍，革退。不愿打者，一次罚银五厘，二次一分，三次一分半。弓弩同例。”

司马祗觉得这个奖惩机制倒是可以效仿一下，然后，就命人把这个奖惩机制颁布下去。

众将士一听，顿时也都是来了兴致，毕竟，打靶子打中了还能有钱拿，这种好事儿可不啻于是天上掉馅饼儿，于是都十分积极踊跃地参加，就连藩军之中的一些将校听了也纷纷赶来凑着个热闹。

虽然说输了打军棍，可是，平时军中为了军令无非是三种惩罚：第一种鞭刑，二十鞭起步；第二种杖刑，就是打军棍，十棍起步；第三种，一般都是战时，直接拖出去砍了。

这打靶子就算没打中，也不过是打军棍，而且还是分三次打，哪里像是犯了军纪，直接都是十棍起步，虽然一顿棍子下去也挺难受的，但是，现在东海国藩军之中都是二三十岁血气方刚，皮糙肉厚的年轻人，倒也习惯了。

虽然之前司马祗和军器监的工匠们对于鸟铳的使用方法给东海国的藩军们做过示范，但是毕竟理论跟实践还是有所不同的。

有得到赏银的，不过大部分都是中了两发的，中了三发的非常少。倒是挨军棍的不少，不过大部分也都是三棍和六棍，九棍也有，但是不多，也有极个别的倒霉鬼，直接打了四十军棍。

自己的舅族庐江匮氏说已经在扬州用司马祗的钱买下了五千顷的绝美肥田并代为租赁，那就是五十万亩啊，不过，就算是庐江匮氏在扬州现在依靠着司马祗的关系差不多也能够跻身于中流世族的行列，但是，一时间想要凑齐这么多的田地，也是有些困难的，不过，应该是用了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比如说是巧取豪夺。这时候的世族家里也都有着几百顷的良田的，但是家里有着千顷以上的肥田的，那都是皇亲国戚这种级别的，就比如说是司马祗的妻子王溪的娘家——东海王氏。

司马祗还估算过，这五千顷的地每年的地租差不多能够有五十二万五千贯钱的进益。

然后，通过查看去年郯城商会一年的纯利润，司马祗靠着自己的四成郯城商会大股东的身份，每年拿到的分红是一百零五万五千贯钱。

仅仅只是凭借这这两项进益，就能够让司马祗成为后世的年入过亿的社会顶流儿精英。

别以为这一百五六十万贯钱很少了，要知道以东海国去年一年的税收才不过八九百万贯钱，不到九百万贯钱，虽然说司马祗作为宗室藩王以前只能占有其中的三分之一，哪怕是发动诛杀了杨骏的政变之后，也不过仅仅只是占有了其中的一半儿。

但是，你们可千万别忘了，现在大晋的官面儿人口还是停留在太康三年，也就是公元282年的那次人口普查的两千四百多万人口。

所以这时候儿的东海国七个郡六十三个县撑死了一百万的人口，收上来的赋税也不过是一百二三十万贯钱，而且其中还有一半儿还是司马祗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东海国去年上缴朝廷的赋税估计就连那八百多万贯钱的零头儿都没有。

但是，实际上东海国现在的五六百万的人口有五分之四还多在朝廷的眼里同样也是查无此人的黑户，因为他们的户口只是在司马祗特别命令内史丞编制的东海国户籍薄，跟洛阳中央朝廷的户籍实际上是分开的。

不要怀疑司马祗的封国东海国一年是否能够有这么多的收入。

你也不想想，仅仅只是什二之税核校亩计征的二点零版本的户调制均田制还有编户齐民、市易法、青苗法的实施以及扶持商业取消宵禁制度一年能够给司马祗带来多大的进益。

哦，对了，这还不包括司马祗在东海郡还有广陵两郡开设的那两座晒盐场还有金银铜铁矿的收益，这一年又是四百万贯钱左右左右的进益。

司马祗直到现在才明白西汉为什么要实行盐铁专卖，无他啊，这特么一年的进益实在是太大了。

要知道，司马祗刚刚估算过，大晋朝廷现在一年的税收也不过才四五千万贯钱而已。

如果，能够将青州的城阳郡、长广郡还有济南郡和冀州的乐陵郡收入囊中，刮一刮世族的地皮，再开设上三个晒盐场和发掘金银铜铁矿，司马祗保证，一年，他就可以收入达到一千六百万贯钱，这绝对不是开玩笑。

也就是现在的两倍。

毕竟，这年头儿也不仅仅只是司马祗一个人在这么玩儿，隐瞒封国真实户口，几乎所有的宗室藩王们都这么玩儿。

这也就是造成了为什么动不动就会出现一些富可敌国的石崇、王恺之流儿。

其实倒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富裕，而是得看我大晋中央的洛阳朝廷有多穷。

要是假如司马祗现在是大晋的皇帝，并且把东海国的模式全部都复制粘贴到整个大晋十九个州一百七十三个郡一千二百三十二个县之中，司马祗至少保证大晋一年的税收能够达到五千万贯钱，最高能够到达六千三百五十万贯钱。

司马祗：来来来，东海王带你们集体奔小康。

好了，不聊这些了，司马祗打算这几天研究一下曲辕犁。

曲辕犁，又称江东犁，是中国唐朝时发明的犁，中国国家博物馆有曲辕犁的复制模型，根据唐朝人陆龟蒙的《耒耜经》记载，曲辕犁由11个用木头或金属制作的部件组成。曲辕犁一直沿用至清朝，未作很大改进，其原理为机引铧式犁采用。曲辕犁和以前的耕犁相比，有几处重大改进。首先是将直辕、长辕改为曲辕、短辕，并在辕头安装可以自由转动的犁盘，这样不仅使犁架变小变轻，而且便于调头和转弯，操作灵活，节省人力和畜力。

一种轻便的短曲辕犁，又称江东犁。它最早出现于唐代后期的东江地区，它的出现是我国耕作农具成熟的标志。犁普遍使用前，耒耜是主要耕作工具。使用畜力牵引的耕犁从春秋战国才开始逐渐在一些地方普及使用。

据唐朝末年著名文学家陆龟蒙《耒耜经》记载，曲辕犁由十一个部件组成。即犁铧、犁壁、犁底、压镵、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和犁盘。

汉代耕犁已基本定形，但汉代的犁是长直辕犁，耕地时回头转弯不够灵活，起土费力，效率不很高；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提到长曲辕犁和“蔚犁”，但因记载不详，只能推测为短辕犁；唐代初期进一步出现了长曲辕犁。转动灵活的“蔚犁”的问世和长曲辕犁的出现为江东犁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其优点是操作时犁身可以摆动，富有机动性，便于深耕，且轻巧柔便，利于回旋，适宜了江南地区水田面积小的特点，因此短曲辕犁最早出现于江东地区。

其次是增加了犁评和犁建，如推进犁评，可使犁箭向下，犁铧入土则深。若提起犁评，使犁箭向上，犁铧入土则浅。将曲辕犁的犁评、犁箭和犁建三者有机地结合使用，便可适应深耕或浅耕的不同要求，并能使调节耕地深浅规范化，便于精耕细作。犁壁不仅能碎土，而且可将翻耕的土推到一侧，减少耕犁前进的阻力。曲辕犁结构完备，轻便省力，是当时先进的耕犁。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耕犁的结构没有明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