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这个东西，出现在清朝咸丰年间。最开始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控制了江南省份，让朝廷税收无计，便有人提出了这个办法，于里下河设局劝捐，公开告知米行，捐厘助响。

值百抽一的商业税，百分之一为一厘，故称厘金，也就是说按货物价格收取百分之一的商税。

厘金被视为封建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盘剥，是三大恶税之一，被人贬地一无是处。的确，厘金的弊端太多了，一经推广，课征苛重，危害国民。见货即征，不问巨细。不仅名目繁多，如有坐厘、货厘、统税、统捐、产销税、落地税、山海捐等名目，征课异常广泛，“举凡一切贫富人民自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在被课之列。”以广西为例，征厘物品为二十九类，达一千九百四十二项，小至手帕、荷包、扇袋、及米粉、醋、蒜，均要负担厘金。总之，凡市上之物，无一不征。且卡局林立，一货数征。而且税率也很不一致，是严重阻碍了商品的流通，，抑制了生产的发展，加速了手工业者走向破产，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艰难。

但厘金作为一种商业税制、财政手段，也有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来钱快。

清政府实施厘金制度收到的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搜括了大量的钱财，极大地补救了财政困难。从同治八年开始统计直到清朝光绪三十四年，全国厘金收入总额一直维持在1300万两以上，到光绪三十四年超过了2000万两，宣统二年国家财政预算厘金收入甚至为4300多万两，而当时的田赋收入约为4600多万两，足见厘金收入所占比重之大。

有这么一大笔钱，清政府不仅不仅仅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在晚清日常的军费支出方面，包括了八旗、绿营兵日常的开支，以及建设海军的军事支出，筹划海防经费都极为依靠厘金，而且解户部款、国家行政费、皇室用费、铁路经费、归还外债、赔款，厘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惇提出这个办法，是因为已经看到了大明财政的窘迫，或者说是糜烂。大量的农业人口和土地资源被压缩，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的人越来越少，占经济总量比重越来越大的工商业却对国家没有丝毫贡献，反而侵吞着国家的财税基础。国家只向穷苦百姓征税，而整个大明王朝每年来自田税的财政总收入撑死了也不过四百来万，打一场打仗，大概就能消耗一年甚至几年的税收。

这也是为什么张经搞下台的原因，朝廷从上到下都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因为实在是拖不起了，军费拨出去的不算，张经还垄断了江南的财赋。可怜军费吃去了不知道多少，银子像流水一样哗哗流走，年年都要亏空四五百万两。

但事到如今，剿除倭患已经是势在必行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倭乱为乱三十来年，刚开始不过小敲小打，到现在已经是大规模战役了，国家年年在这上面投入不知道多少，总要见到效果，否则这么多年天天说的抗倭简直就是个大笑话。

沙场对垒，军费开支也呈几何级数上涨，为了凑钱，为了让整个中央政府顺利运转下去，嘉靖帝不知道想过多少办法，派太监下江南就是其中的一种，但人叫苏州百姓痛打落水狗一般地轰了回来，还让御史揪住了祖制的名头，一阵大言炎炎。

在这样下去，大家都要完蛋，若再按找老套路走下去，中央政府将会彻底破产，这个国家将乱到不可收拾据，直到高拱张居正奋起，为大明擎住了一片天。但这两个擎天柱倒下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力挽狂澜，大明终于走向了穷途末路。

若是没有高拱张居正大力推行一条鞭法，使得隆庆末年，太仓积粟，大明早就“家家皆净”，要知道张居正死前，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可支十年之用。这个数字已经是奇迹中的奇迹了，但应付几场局部战争可以，但远远不足以保证国家的安全。说句实话，陈惇所见的苏州富甲，都比国库有钱。

一条鞭法不是不好，但阻力太大，比不上厘金见效快，而且需要从上而下的铁腕手段，动静太大，还不是目前的陈惇所能推动的，他也觉得没必要在这事上深入。就目前看来，尽快凑集到足够的军饷，供给东南的抗倭战争才是当务之急。

厘金的征收方法分为三种：一是出产地厘金，即在出产地对所产物品所抽的厘金，比如从山中砍一捆柴出来，就要收出山税二是通过地厘金，是以货物由某地至某地之一次搬运行为作对象，课征于行商的通过税，又称为活厘或行厘。通过税就是在道路设卡，这是孙德田在苏州的做法，在各个水路孔道上设置关卡，任何挑着货物经过的人都要缴纳税款。三就是销售地厘金，是抽之于坐商的交易税。

这三种征税方法中，陈惇建议通行的是第三种，也就是他说的“门市厘”，意思就是有门面、有店铺的商贾，是征税的主要对象。盖因前二者对普通百姓、小商小贩的伤害太大，施行起来就是危害百姓，且很容易遭到百姓的反抗，像孙德田那样激起民变。

“学生所说的门市厘属于交易税性质，向坐商征收。对各大商行的商贾推行捐厘之法，以米行为例，规定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以资助抗倭大业。其他商行交税的原则，就是按照交易额的多少，百中抽一，先此法推行到各州县米行，再逐渐对其他各业大行铺户开始抽厘，抽厘行业渐次增多，最后遍及百货……而抽捐地区可以从苏杭扩及东南六省，再扩及江北甚至全国。”

嘉靖帝越听，眼中光芒越盛：“每一笔交易额中抽取百分之一……钱虽然少，但后续无穷，而且那些商人们，都可以接受，并不损害他们的利益……”

“而且最重要的是，厘金在名分上，与商税没有一点关系，”一丝狡猾从陈惇脸上闪过：“朝中的言官们不是高举着祖制不许收商税吗？这的确不是商税啊，这是劝捐，劝说那帮商人捐钱，资助抗倭。每个人只需出一点微不足道、百分之一的心意，这抗倭的事情就马到功成了。”

“但问题是，这种劝捐，他们要是不乐意呢？”黄锦也听得异彩连连，追问道。

“大棒加胡萝卜呗，”陈惇一摊手：“捐地好，捐地快的，进行旌表，拖着不捐，偷奸耍滑地，拎出来批斗，扣上一顶通倭的帽子……强权之下，这一点还是做得到的，就怕……”

嘉靖帝听得正痛快，却听陈惇迟疑，不由得道：“怕什么？”

“宋朝的王安石新法，桩桩件件都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好法，”陈惇道：“只不过人用坏了，使得这新法变成了祸国殃民的灾难。学生不觉得这些商人会阳奉阴违，不缴纳厘金，而害怕征收厘金的官吏巧立名目，捐章不一，上下其手，从中饱囊，到时候商人们被逼破产，而国家却也没有得到实际利益，贪饱的是这群人……所以学生以为，应该设立专门的厘金局，负责征收税款，杜绝地方侵吞渔利的可能。”

嘉靖帝连连点头，龙颜大悦：“你说的对！要专设一个厘金局，负责收税……”他已经从榻上站了起来，在殿中呼呼地踱步起来，可见心中的激动。

陈惇顺势就道：“学生建议，官征和包剿并行。”

嘉靖帝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都说出来……在朕面前，没有什么顾忌，把你的所有想法，全说给朕听。”

嘉靖帝的鼓励让陈惇适时地露出了一丝感激的神色，“所谓官征，就是厘金局在地方收缴税款，学生建议宫中出中官，都察院出御史，户部出官员，三方既合作又互相监督，避免贪贿的可能……而学生说的包缴制度，即由同行业商人认定或承包这一行业的捐额，经理其事，负责缴纳，这些人包揽细务，又因经理人为同行之人，能维护本行商人的利益，对政府也有利，既无偷漏之虞，又可节省征收之费。厘金局以各行店一月的营业额为课税根据，按所定税率征收，而经理人负责征收催缴，厘金局负责查验核算，两相无误之后开票。”

陈洪眼看陈惇在嘉靖帝面前侃侃而谈，而皇帝连连点头，没有一句驳斥的话，眼中不由得闪过一丝嫉恨。然而他也很快被这个“厘金”想法征服了，他知道这是多大一笔银子……而且是堂堂正正征收的，没有人反对！要是这个法子早一点出来，孙德田下场就不会那么惨了！陈洪倒不是兔死狐悲，而是恨苏州的百姓敢造反，恨言官穷追不舍，也恨皇帝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孙德田就这样扔出去顶了罪……

他听到陈惇说要派太监监督税收，心中就是大喜，可又一听还有言官的事儿，顿时大怒言官和他们就是天生的死对头！那些言官，弹劾了不知道多少太监，虽然大部分都是确有其事……事实上不是大部分，是几乎全部。

如果有言官在的话，他们还怎么上下其手，搜刮银子？他此时更恨提出这个办法的陈惇了，有好处却捞不上，眼看着银子从眼前经过，却做不了手脚！这世上怎么有这么恶毒的人，能想出让言官和太监互相监督的办法！

嘉靖帝对陈惇的想法非常满意，甚至要他连夜赶写出一本条议来，很快在万寿宫中严嵩被召入，两个时辰之后，他便拿着手中这本奏疏颤巍巍地回到了文渊阁中。

“爹，怎么这么久？”严世蕃不耐烦道：“是不是皇上又留你修玄了？”

严嵩不理会他，又抓起水晶镜子来仔细翻看手中的条陈，他对这个所谓“厘金”的想法，感到非常惊讶。

严世蕃也疑惑地凑了上来，他自幼天赋过人，一目十行，很快就将这条陈看了个七七八八，咦了一声，惊诧道：“这个办法……好古怪！”

“哪里古怪？”严嵩问道。

“这明明就是收商税，”严世蕃皱起眉头来，“但打着助饷的名义……说什么工商救国，这是把军饷转移到商人大户的头上去了，但办法不差，每个月交易额抽取百分之一，钱虽然少，但取之无穷，又不会彻底招致反感，我看有推行的可能！”

“这条条框框说的很清楚，其法已经完备，看来是成竹于胸的提议，”严嵩道：“……我看陛下不是让我参详，而是让我推行的。”

他晃了晃神，又问道：“你看这办法，这能行得通？”

“就像这上头说的，其无捐于民，有益于饷，并可经久而便民……于民生毫无关碍而聚之则多，”严世蕃点头道：“这的确是个天才的想法，而且我看能行得通！”

严嵩却似乎很有一些犹豫：“……今儿我看陛下兴致很高，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了两个时辰，这让我想起了，想起了当年，那本奏疏……”

严世蕃“啊”了一声：“河套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