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合于二”是理性思维的根基之处，而“分于三”是人性思维的开源思想？

为什么“合于二”是封建理教思想方法的，是儒家思想理性思维的根基之处？而“分于三”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出处，又是西方哲学人性思维的开源思想？

因为“合”就是“阖”，就是关门闭户，封关自守之意。“分”就是“開”，开启门户，开放发展之意。

东方人讲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讲究一团和气，和气生财。西方人讲分则清明，合则混沌讲究责任清晰，分担明确。

因此，“合”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根基，是封建理学思想方法的出处，是理性思维的理论基础。“分”则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哲学的出处，也是资本主义的开源思想，也是人性思维的理论依据。

中国人合伙做生意能合作成功的很少，能坚持到底的更是凤毛麟角。而西方人做生意非常喜欢做合伙生意，并且能够长期持久，合作愉快，少有争端。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就因为“合”与“分”。做生意讲究开放性思维，打开大门放开手脚，你才能迎来商贾，才有人与你贸易。合是封闭的开端，关门做生意，成功在几何？而分则是开放思想的，打开大门迎客人，自然是客户迎门，商机无限。并且合还是混淆不清的开始，而分则是清晰明确的开端。

合伙做生意讲究竟的是什么？做生意搞经济讲究的就是事事要公开透明，帐帐要清晰明确。如果你用“合”的思想方法来做合伙生意，不说你关起门来做生意，单说你合而为一，混淆不清就无法把生意做到底。因为你没有清晰明确的往来帐目，投资开始时没有明确责任范围，经营时进出不分，帐目不全，利益分配时自然就无法达成共识，最后是你怀疑他得到的利益多，他认为你拿走了大部分利润，最终是一混盆，散伙了事。

而西方人为什么喜欢合伙做生意，西方人从航海贸易中得出结论，一个人的财力是有限的，如果把有限的资金合作起来就能积少成多，来干大事情。有这种想法就要有清晰明确的责任主体，投资越多责任就越重，利益分配也就得到的越多这一切都要从“分”开始，合作前有分量清晰的投资比例，合作中有分类明确的往来清单，合作后有分配明细的利益界定。这样的合作机制能不成功吗？

而中国人做合伙生意恰恰相反，事前责任主体不明确，讲究一团和气事中往来帐目不清晰，讲究和气生财事后分配利益不明白，讲究面子工程。这样的合作机制能成功吗？大家想想看中国人是不是这样做事情的。

所以说“合”是守护封建思想的罪魁祸首，而“分”则是开启资本主义逐利思想的开山鼻祖。这就是“合于二”而成就封建王朝，“分于三”则开启资本主义国度的根本原因。

从这里你就能理解，发展经济必须用“分于三”的思想，你用“合于二”的思想发展经济只能回到十三世纪起伏不定的时代，而无法实现强大优越的。帝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来源于“分于三”的思想，涵盖资本主义、扩张主义、分产主义、自由意志主义、保守主义、客观主义、无政府主义、排外主义与民粹主义等等思想内容，含有浓厚的霸权性思维，没有三分思想就无法形成资本主义、扩张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民粹主义思想，没有这些思想就不可能成就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何来，帝国主义必须站在资本扩张之上，否则就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古代只有秦汉、唐与清朝早期可以称作帝国时代，但是由于封闭思想的根深蒂固而无法达成资本主义思想的后续延伸。

因此上说，人类为了文明发展而产生的思想方法才是人类改造世界，创造时代的金钥匙，思想方法是产生社会制度的思想源泉，没有合理先进的思想，何来文明进步的社会制度。

华夏文明由于受黄河流域生存条件的限制，以农耕社会为主，思想方法自然以稳定型，封闭型，自给自足型发展，思想方法向保守化发展，所以重视理性判断，选择自然标准，以物质条件为生存价值，价值取向单一，重点关注农业发展，保障自给自足，但是这种生存环境受自然变化的影响较大，环境变化往往左右政治生态，政治的稳定又会影响到民生经济的发展。由于农耕社会对自然的依赖程度很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很大，这就非常容易给封闭的生存结构构成巨大打击，一次次因自然灾害，以及人为因素引发的暴动，起义，又是造成王朝统治改朝换代的根源。古代中国朝代更迭反复的原因就在于地理环境决定了下层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变化。

然而，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国家，由于人们起源思想来源于贸易，属于外向型思维，因此自然规律并不能左右持有哲学思想的人群，哲学原理起源于改造自然，向自然世界要供给，所以持有哲学思想的人群是不畏惧自然灾害的，也不向自然灾害低头的人群，所以你会看到西方人凡是发起反皇运动都是围绕着改造现有政治体系发起的妀良运动。而不是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起义运动。但是生活在大河流域的农耕民族则恰恰相反，大河流域的农耕民族由于受自然生态的影响较大，每一次因自然灾害引发的暴动，反皇起义都是以生存下来为目的的，要么入山林，要么当游匪，要么被招安，要么被新生封建力量所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

人民内部矛盾又是引发外部势力觊觎的诱因，这也是思想方法左右人类意志的铁证。

黑格尔认为“人们往往把任性也叫做自由，但是任性只是非理性的自由，人性的选择和自决都不是出于意志的理性，而是出于偶然的动机以及这种动机对感性外在世界的依赖。”“存在就是合理”nnssnrnsn，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两句话意义深远，这里的思想含义基本代表了西方人的思想观念，这是人脱离了低级趣味，摆脱了动物性之后，将灵魂升华到人类文明的价值观之后才能有的观点认识。不要单纯的理性的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这两句话告诉我们，自由不是任性，自由不是理性的直观思维，也不是动物性的直接的偶然的后果，更不是顺其自然的感性动机，也不是积怨良久后聚忿间的冲动，而是客观的动机决定偶然的感觉，选择与放弃感性的直观世界，客观的现实存在就有其合理存在的真正价值与现实意义。

自由的第一条件是自律，而非任性，任性的代价往往是身陷囹圄。

人类之所以能够是人类，就在于人类有超越其他动物性的高等智慧，人是脱离了低级趣味，摆脱了单纯以物质追求为目的而具备精神境界的物种，因此人不可以以理性的直观思维来追求动物性的共享结构，以期以分享物质条件的平等主义。来实现原始的共享目的。用激发出来的冲动去平抑长期积累的怨恨，聚集动物性的冲动冲击现有体制，以颠覆为目的的利用偶发事件，感性的冲击现实存在，而不切实际实现原始的理性世界，是不切实际的，这一切可以从绿林起义，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得到印证，原始冲动下得到的是民不聊生的地狱世界，既没有得到理想国的共享生活，也没有实现革义救国的理想世界，反倒是灭亡了无数民众，让民众在其一人的任性下辙覆裂变之殷。

黑格尔哲学“存在就是合理”nnssnrnsn的这句话高度集中了西方哲学思想的精髓，将哲学原理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不要低估了这句话的含义，这句话给西方人带来的影响无法用文字表达，其价值深远，西方人少有颠覆性造反的起义的运动就来源于西方人对这句话的理解，这句话将人的感观思维上升到人性思维的高度，让人感受到现实存在的价值意义，让人感受到人的存在发展已经脱离了原始的动物性，摆脱了顺其自然的原始性，摒弃了道德标准的原始理性，让人真正意识到作为人存在的价值所在，让人感受到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与不确定性，让人接受现实存在，进而产生改造现实存在的思想，来改变现实。而不是颠覆现实，与将现实存在砸碎砸烂，彻底推翻现有世界，去创造全新的世界。

这就是人类是否脱离理性升华到人性的差距，更是从动物性升华到人性的差距，这也是顺其自然与改造自然之间的差距。

人类文明自产生思想方法之始就是以发展社会，保障民生为目的的意识取向，部落的建立与国家的产生准确的说来源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国家不是物质性的，国家是民众理念的高度集中，民众只有在“国家”这一意识形态下才能确保安全存在，才能有人的尊严，才能获得人的人格、自由与价值。同样道理，国家同时也会给每一位治下的民众以灵魂的寄托，每一个人的灵魂与精神依附于国家意志之下，才能凝聚起强大的力量来推动民族精神的自立自强，确保国家威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不受外部侵犯。

而非理性的人认为的那样，“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的物质性思想。理性出于感性的原因，原始的依赖物质共享来寻找强大的力量，以保障自我的物质需要，而唾弃灵魂与精神的国家寄托。通俗地说就是理性的人并不认同灵魂与精神可以依附于部落长老或国家领袖，而将自己依托于部落或国家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均等的物质需要。这就是一个民族少有排外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原因，在没有精神寄托的状态下，每一个人都在意向依靠强大的部落力量，或国家力量来确保其自身的权益。而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民粹主义却是在灵魂与精神寄托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才激发出来的，被激发出来的情绪都是围绕着一个信念而主张的，那就是利益至上主义，这一切都是灵魂与精神寄托于部落长老或国家领袖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你否定灵魂与精神存在，又何来民族进取、民族精神呢？

所以在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社会里，民众只看到了物质需求，而不在乎精神存在。这就明确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接踵而至的就是藐视人的存在，不尊重生命存在，泯灭人性存在的后果。

人性的产生正是基于人有高于其他动物性而存在意识形态的结果，且人的灵魂与精神可以凝聚在一起寄托于一个部落或国家之上，进而产生可以凝聚的团结力量。人性之所以最终占上理性的台阶就在于人是有意识、意志、理念、灵魂与精神的人，人为了某一意向可以凝聚起精神力量向一个既定目标进发，而摒弃以物质为条件的理性需求的感观世界，这就是人为什么是人的原因。

同样道理，部落或国家作为人民意志的聚集地，部落或国家意志就是确保民众生存安全的安全保障。从这一点来说，部落或国家仍然是意志的象征，而非物质的集散之地。

所以说民众的生存才是政治进程的发展之本，不能保障民生的部落或国家没有发展出路，不能保障民众精神与灵魂寄托的部落或国家没有民族、民主、民生思想，不能保障民族、民主、民生的政治生态早晚会被时代淘汰。

人类向文明社会发展是了为了什么？很简单，就是为了活着，活着为了什么？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物质需求，还要有灵魂与精神寄托，这一切都是为“生的安全，活的安康，死的体面”，这就是人活着如此简单的一点诉求而已，为了这一点小小的诉求，人类已经与自然灾害、政治生态斗争了几千年。与自然灾害斗争是为确保物质安全，与政治生态的斗争则是为了确保灵魂与精神寄托的安全，所以说只要有部落或国家存在，就必须认同人的灵魂与精神存在，否则，机械的物质性的部落或国家机制只会重走颠来覆去，反复更迭的覆辙。

当今世界社会制度适度文明的国家当数德国、英国与日本，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是看你多么强大，而是看一个国家对民生的关注，什么是民生，说白了就是民众的吃、住、行，以及精神寄托。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类成立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保障一国之内民众有灵魂与精神寄托，进而保障每一个人生的安全，活的安康，死的体面。

而保障这一切的就是一国之内的国家，法律与政府，也就是说国家，政府与法律是保障一国之内民众“生的安全，活的安康，死的体面”的第一责任主体，而具体到民事也就是全民的吃的完全、住的舒适、行的健康，以及活的快乐。吃、就是国家要保障全民粮食安全，这其中包括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医疗安全。住、就是住房安全，住房安全包括房产安全与居住安全。行、出行安全。出住安全很单一就是政府必须保障交通工具的安全。活的快乐，就是精神寄托。这里安全的涵义包括质量安全，价值安全，供给安全，以及灵魂安全与精神寄托。

说到底国家与法律确保了民众的灵魂安全与精神寄托，那么政府就应该确保民众“生的安全，活的安康，死的体面”。

而这一切只有计划经济体制可以来实现。通俗的说政府是唯物质性的，不需要精神寄托，归社会体制下的强制计划管理。准确的说，凡是涉及民生的事务必须以强制措施，归于计划经济体制来管理，而不能甩给市场经济体制，让民生经济去市场经济中去游泳。如果你把涉及民生安全的事体都放置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势必造成两极分化的严重裂变，造成资本逐利者的无耻追求。如食品、药品等归市场经济的后果民众难以得到安全价廉的物质，因此，凡是涉及国家命脉的事体都应该归政府操纵，绝不可甩给市场经济。又如石油、银行等。

开放对应的是规则，而并非是自由。封闭对应的是道德，而非规则。

所以你会看到越是封建思想浓厚的人群，行为上反而更加随意，不守信，不守规矩。

封建王朝反复出现起义者，讲究道德规范，推崇个人崇拜，文化不能普及，文明程度偏低，民生问题突出，调控不合理，没有利益反哺民生的思想，只有特权享受思想等等，都是封建主义的弊端。

而在开放式资本主义心态很重的人群里，行为上反而更加遵守规则，守信用，鲜有反抗者，文明程度也较高，民生问题调控合理，权益反哺民生较强。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越是关起门来做事的人反而更加放肆，没有规则制度，如清朝政府外部封关自守，内部一踏糊涂，政治腐朽没落，男盗女娼，民生矛盾突出，民不聊生。反倒是推行开放性政策的西方国家，政治生态更加民主，民生问题调控力度更加严厉，民众的吃、住、行在严厉的规则监管之下更加科学合理。

其实真正的人类文明就是有一天实现全民共享“生的安全，活的安康，死的体面”这一人类存在的根本愿望，而保障这一切能够实现的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二元结构体制，因为你如果用三元分立体制来保障全民供给，人类的私欲之心必然泛滥，在利益驱动下，人类可以邪恶到害人害己，良心尽失。这里会尽显资本主义的丑陋性，尽显三分体制的恶魔性，在利益至上的三分思想方法的引导下，人类私欲的膨胀会无边无界，人类要想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文明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早在十九世纪德国人康德就指出，哲学原理不能向客观唯心主义全部倾斜，而应当在可控范围内，强化监督与约束机制，改良哲学思想，将哲学原理中的唯物论提到社会发展的前列，前置物质基础，将物质条件置于意识形态之上，巩固与健全理性思维的思维方法，用以平抑人性的弱点，压制人性的恶欲，平衡人性思维方法的缺陷，其实真正的人性思维就应该是在约束下生长的顽童，而不可以是抛入大海的弃婴。

人类社会向文明进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建立最适宜人类生存的社会，建立健全人类“生的安全，活的安康，死的体面”这一最基本诉求的文明社会，文明国家，就这么简单。如果要实现这一看似简单的愿望，单靠哲学开放性思维恐怕难以实现预期，没有理性思维的约束机制，过度开放反而如同将人们抛入大海，生死未卜。所以说人类文明最终要走的路将是人性思维与理性思维合并之路，也就是哲学与理学合并之路，只是理学首先要弥补自身缺失有神论的缺陷，看齐哲学原理中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在完全认同灵魂与精神存在的情况下，重新认识理学的思想方法，改良与健全理性思维的思想基础，将“天人合一”改良为“人天合一”，将人提到一切事物之前，“存人本，明人欲，顺天理，立宪体，共和处，人天一。”

然而，中国人死抱着“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思想不放，产生的思想道理都在易中发酵，“易”通“变”，也叫逻辑思维，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凡事都有“易变、变通”心理的原因了，自古以来形而上的游戏规则难以持久就在于此。

这说明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仍然停留在“起一、合二”之间，并没有完全进入“分三”阶段，处于落后的思想发展阶段。

古代中国朝代更迭过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特权阶层强力维持封建二元思想方法，不能与时俱进，无法递进思想方法，导致思想方法越来越落后，致使古代王朝政、法混淆，缺失长效机制的政治局面无法改造。

人类的思想文明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变革，但更需要科学的长效发展观，需要不变的长效思维观。比如中国自古传承下来的家族企业几乎没有，就与中国没有长效不变的公司章程，没有长效不变的经济法则有关。你三天两头变革经济法规、公司章程，像马云这样的公司也不会经营长久。

经济法规、公司法则应当采取国际通则来制定，启用资本思想来制定，经济发展就必须用“分于三”的思想，制定分则清晰，责任明确，监督有力的司法制度，不能以政治生态左右经济法规，更不能以立法者的好恶增减国际通则，经济规则制定出来就要长期不变，持久应用，以规范经济发展中的不法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千年不变的资本体系。

资本经济与民生经济不同，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民生经济是社会经济市场经济是全民经济发展的必须体制，归于三分思想但民生经济则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归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围，你就得用“合于二”封闭规制的思想来保障全民民生，这样做的目的是政治反哺民生，实现全民利益共享的目的。

无论二合思想还是三分思想，并不归某一特定人群所特有，思想方法是人类文明在发展中不自觉产生的思想产品，自然归全世界人民所有，人类之所以要产生思想方法，就是为了人类社会能够文明进步的向前发展，因此上说无论何种思想，何种制度，只要能够保障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向前发展就是优秀的思想与制度，而不能够用抵制的情绪或敌对态度来对待人类的思想方法，人为的限制思想方法在人事中的应用，而影响思想方法的自然递进。

国以法立，权以宪制，民以规约。这是三分思想后期人类文明产生的思想方法，归于“成于四”长效机制的思想方法。

人类社会在文明进步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消除权利阶层利益特权的思想路线，为的是让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实现法制长效，轮回更制，以正视听的目标，这也是民主立宪主义者的思想产生的原因，也是人类思想方法的必由之路。

然而中国人始终认为天地间的一切法则、道理都是在自然规律中已经形成的事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所以你没必要去争取，没有必要去改造自然，没有必要改变自己，你听天由命吧，听领导地安排吧，做个顺天则昌逆天则亡的顺民吧。

这就是中国理学，教化民众抛弃灵魂，放弃自我，泯灭，将人性机械化的目的就是便于统治罢了，其实中国传统理学就是一门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学问而已。所以中国的科学技术，人文精神自十三世纪之后几乎没有发展，停留在原始的辉煌状态，浸淫在曾经的伟绩之中。

理学产生的本意就是用自然规律来规制人心，用天道人事，用“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天理来约束下层民众，以保障统治阶级生的安全、存的安康、死的体面。

在这个章节里我想说抱着陈旧思想不放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过去的终究过去了，即没有必要惋惜，也没有必要坚持继续使用。对于陈旧的不合适宜的思想必须坚决的抛弃掉。

文明进步的思想方法迟早会到来，这是人类思想方法必由之路，是无法阻止的。古代中国人阻止资本主义思想在封建中国产生与发展，最终导致古中国越来越腐朽，越来越封闭自守，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西方列强，致使中国社会发展缺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同样道理，对思想方法的抑制势必导致社会发展的阶段缺失，造成的后果是社会矛盾积攒下来，越积越重，积弊久仰，势必造成民众奋起而争，结果是有用鲜血来换取思想更新，社会进步，朝代更迭。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朝代反复更迭的根源。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