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总算有人开口了,何进赶紧继续询问“异度,这丁子厚与寻常武官到底有何不同,你还是仔细说说,在座诸位才好帮我出主意。”
蒯越听到何进追问,继续说道:“丁子厚此人行事大异于常人,我也看之不透,只能将此人的一些事迹说出来,大家共同参详。
据我所知,丁子厚虽然是寒门出身,却是拜了前度辽将军海西徐淑为师,是他唯一的入室弟子,因此也算是士人出身。
未入仕之前,丁子厚曾用几年时间,游历中原,极力推动他所撰写的《农书》,此书不涉经典,却是详细记载了诸多农技,很为各大家族看中。
此人还曾撰写了三本算学之书,虽然浅显,但却是算学开蒙极佳的典籍,现在已广为流传,很多家学之中,为蒙童开门均已使用这三本算学之书。
但丁子厚自己总是说,其所修的不是经学,而是兵法。以其推出几本典籍之智,若说他不修经史,恐怕很难让人相信,但此人从不与人谈经论典,这样说来他不仅是在武官之中与众不同,在士人之内,也绝对算是异类。
其人又极善经营,十几年间,丁氏恐怕已经成为了扬州最为豪富的家族之一,如今洛阳流行的很多事务,均是出自这丁子厚之手。
基于这些新奇之物,丁子厚与诸多大族均有经营往来,东海糜氏、无极甄氏、襄阳蔡氏都与其利益相关极大,更不要说很多江东大族,与这丁氏更是来往十分密切。”
听到这里,大将军府长史王谦忍不住出言打断“异度,如你所言,这丁子厚不修经学,其所修无论是兵法、农学还是算学,在士族眼中都是小道,为何我却听闻这丁子厚与颍川士族极为交好啊?”
王谦虽然职位只是长史,却是真正的高门出身,其祖父、父亲都曾担任过三公,因此王谦虽然是山阳郡人,但实际上大部分的生涯都在洛阳,而丁宽恰恰一直在有意回避洛阳高门,因此对丁宽的了解却是有限的很。
被王谦打断反问,蒯越也不着急,而是顺势继续说道:“王长史,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特异之处。这丁子厚不止在颍川名声极好,在荆州也是同样的好名声。
他前次北上幽州之时,曾向豫州、荆州、徐州、扬州的各大家族传信,邀请各家派子弟入他军中历练,四州大族几乎群起响应,均有派子弟前往,就是我蒯家现在仍有子弟在其军中历练。
丁子厚被各大族认可,不是因为他才学,而是因为他的德性。
黄巾乱前,丁子厚虽然已经略有名声,但并不被士人所重。在黄巾之时,这丁子厚先是在荆州极力联结几郡大族,共同为流民安排生路。
然后又提前调集众多农耕之物入南阳,在与黄巾征战的同时,极力保障农耕不受损毁,南阳在黄巾乱后,能这么快恢复,可是多亏了这丁子厚之力,只不过是因为彼时荆州刺史徐孟玉是其师兄,因此外人多归功徐孟玉罢了。
转战颍川之后,丁子厚其实征战并不久,但却同样积极联结各个大族,却不是求兵求粮,而是请这些大族出面尽快稳定恢复地方。
其所率之兵更是纪律十分严整,不止能征惯战,而且军纪极好,从未听闻过丁子厚麾下兵将有残民的举动。我荆州各大族曾为丁子厚组过一万义从军,这些义从回到荆州之后,多感叹丁子厚恩义。
丁子厚虽然出仕时间不长,却转战了荆州、豫州、兖州、冀州、幽州,据说未出仕前还在凉州剿过盗匪,却从未听说其征战之地有地方官员病诟他的兵马之事,其德行之佳由此可见啊。”
王谦停了蒯越的解说才心中释然,“如此说来就可以讲的通了,如此德行士人自然是要将其视为同类。不过为何在洛阳,他的名声却只是征战之功,按说以此人的德行,若是有人略微宣扬,早该名满天下了。”
蒯越接口道:“这也正是我觉得此人无法看透之处,其对洛阳似乎并无任何野望,甚至给人一种避之不及之感,其在年少之时,曾说过无意仕途之语,莫非此语是出于真心?”
此时大将军何进插口了,“未必是真的无意仕途,据我从宫中得到的消息,这些宦官一直对丁子厚多有压制,只是此时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才不得已而用之。这丁子厚应该也自知与宦官无法共处,所以才不敢来洛阳招摇,如此看来此子深明保身之道,也未必愿意与我们共同对抗蹇硕。”
何进的将军府司马许凉是真正的心腹,一直帮助何进处理军务之事,对于政事、人事很少发言,此时却难得的开口。
“大将军,虽然我不懂观人,但丁将军近年战绩卓著,未逢一败,我就仔细打听过他近年各战的详细过程。我发现此人甚喜事前谋划,布局设伏,待时机一致再骤然发难。
南阳之时,就是两万兵马佯动武陵,秘密回军,突袭了贼首张曼成;其后又蛰伏多日,等待南阳黄巾再次聚集,七八万黄巾部众却被分隔两块,才能被丁将军两万人马,分别击溃肃清。
及至入颍川,面对十几万黄巾,其实只强渡了一次颖水,击溃两三万黄巾之后,就按兵不动,据传其时丁将军已经预判了皇甫将军长社城下的大胜。
战濮阳之时,丁将军一万兵马被四万黄巾围攻大营近月,却始终保留了五千兵马未曾使用,待皇甫将军援军一至,这五千生力军才突然杀出,得以全歼东郡黄巾。
漳水之战,更是如此,丁将军一直只率三千兵马冒险纠缠叛军五万人马,其余几万大军却在漳水河畔设好埋伏,只待叛军进入死地,就再次聚而歼之。
诸多战例,仔细观之,可发现这位丁将军极喜隐藏实力,示敌以弱,静待良机而暴起发难。如以其带兵之法推断,丁将军不肯多来洛阳,未必是怕了这些宦官,也可能是在等待一举剿灭这些宦官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