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夏的半导体行业起源于50年代，当时，新中夏成立不久，很多在丑国的留学生响应了祖国的召唤，放弃了在国外优厚的待遇，毅然决然地排除千难万险，返回祖国报效国家。

这其中，就有很多在半导体领域的人才。

除了学到的知识，他们没办法带回来任何其他东西，回来之后，他们不仅没有仪器、设备，甚至连材料都缺。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动手从零开始，用自己编写的教材培养学生，筚路蓝缕地开拓中夏的半导体事业。

由于归国人才带回来了丑国的前沿技术，当时的中夏在技术上并没有落后丑国多少，即便是在缺少仪器和材料的前提下，与小日子和偷国的水平也是不相上下，甚至为了支持一些重大的GF项目，在一些技术上还超越了小日子和偷国。

在1965年，中夏就自主研制出了第一块单片集成电路，这一成果仅仅比丑国晚了7年，足足比偷国早了10年。

不幸的是，在70年代开始，由于各种原因，中夏的半导体行业开始掉队了，先是和丑国拉开差距，后来被小日子和偷国赶超。

其中，小日子、偷国和琉球省的半导体行业之所以发展起来，就是因为丑国爸爸在后面给它们撑腰。

到了90年代，中夏的芯片已经被丑国甩得连尾灯都看不见了。

拿赵德彬前世的科研所举例，在90年代，平海电子科研所里汇聚了100多名电子、计算机的人才，年龄覆盖了50后至70后，清北的不在少数，高考状元也大有人在，中夏四大电的多如牛毛，就连小会计都是兰大的。

这么多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搞芯片这个观念，也从来没想着去设计芯片，制造芯片更是天方夜谭。

别说芯片了，在96年，赵德彬淘换来了倭国的电子垃圾（掌中宝摄像机），那电子工艺都让赵德彬羡慕得眼泪从嘴角飞流直下，心想什么时候咱们中夏也能生产出这么牛逼的电子设备就好了。

也只有像尤明北这样的院仕级的科学家，才能在80年代就看到了芯片的重要性，大多数的中夏科研人员实际上对这事是没概念的。

所以说，赵德彬现在想在中夏搞芯片，走的路线跟电脑主板差不多，都是要从国外挖人，回来培养中夏自己的人才。

其中，苏联是一条路，丑国是另一条路。

91年是2月中旬过年，过完年，3月份，尤明北就要启程去苏联，赵德彬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去丑国。

一方面，赵德彬要去丑国推广Java语言和浏览器，顺便入股明导科技，赶紧让Ultra Designer在丑国卖起来；另一方面，赵德彬也准备去丑国挖一些人才回来，主要目标是留学生和华人华侨。

而谈到丑国的芯片，就不得不提到一家叫作“神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ductor）”的公司，这家公司可以说是半导体行业的祖师爷，与后世很多半导体公司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比尔寄来的集装箱里，就有专门介绍神童公司的资料，为了加深对丑国的半导体行业的了解，赵德彬还仔细研读了一番。

不得不说，神童公司真是一块宝地，它就像是一个蒲公英，洒出去的种子遍地开花。

后世，如果追溯丑国硅谷的半导体公司的族谱，大多数都能上溯到同一个祖宗——神童公司。

神童公司的八位创始人，曾经都是“晶体管之父”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的手下，这位肖老爷子在半导体领域的地位堪比牛顿，因为发明了晶体管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好在现代的读书人已经不用像古时候那样要给给孔夫子上香了，不然每个学模拟电路的人都要对着肖老爷子的照片拜码头。

1955年，肖老爷子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他回到了老家，丑国圣科拉拉，也就是硅谷，创办了一个半导体公司。

当时，在全世界电子、计算机行业中，自认为有两把刷子的天之骄子们都密切关注着肖老爷子的动态，只要能攀上他老人家的大腿，那无异于一步登天，现代版的“牛顿的学生”、“耶稣的门徒”！

最终，有八个年轻的科学家从乌泱乌泱的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来到了肖老爷子的身边。

这八个人里，最早做出成绩的是一位名叫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的天选之子。

诺伊斯注意到，在1958年，有个来自得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的年轻工程师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发明了一款混合集成电路，但因为用的是锗晶片的缘故，工艺上有不少的缺陷，量产的可能性不大。

受到启发的诺伊斯改用了硅晶片，他花了一年的时间，设计出了具备实用性和可行性的方案，在1959年申请了专利，而他所设计的方案一直被沿用到了今天。

眼瞅着诺伊斯申请到了专利，得州仪器心态爆炸了：明明是我才是正宫，哪来的妖艳贱货偷了本宫的位分？

于是乎，得州仪器开始闹了起来起来，最后，法庭也被没完没了的扯头花弄得没了脾气，只好宣布诺伊斯与基尔比是集成电路的共同发明人，两方同属平妻。

这一边，诺伊斯虽然有着专利在手，但他发现跟着肖克利根本就不像想象中的那么有前途。

肖克利年纪大了，已经功成名就了，心思已经不在公司运营上面，反而喜欢到处演讲传授成功学，对手下的年轻人们也非常严苛。

一来二去，以诺伊斯为首的八兄弟觉得肖克利的实验室迟早要完，他们索性联合在了一起，反出肖门，自立门户。

然而，自立门户可没有那么容易，兄弟四处碰壁，在穷得马上要拆伙的时候，出现了一位姓费尔柴尔德(Fairchild)的投资人，表示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

为了报答投资人的知遇之恩，八人索性以投资人的姓氏给公司命名，中文译名则是“神童”。

由于投资人也是ICM最大个人股东，神童公司变相攀上了ICM这棵大树，从ICM获得了不少订单，这才能在硅谷立足。

然而，正当神童发展得如火如荼之时，也许是费尔柴尔德眼红公司极强的盈利能力，他强制性地把八兄弟的股权收了回去，这个行为惹怒了他们，最终，他们先后从神童公司离职。

这一次，八兄弟终究还是散伙了。

而从神童公司出走的那么多人当中，混的最好的还是八兄弟的老大诺伊斯。

当然，八兄弟的其余成员也不是凡人，比如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了赫赫有名的“摩尔定律”。

1968年，诺伊斯带着摩尔，外加一个工艺开发专家安迪·格鲁夫（Andrew S·Grove）从神童里出来，创办了芯片产业无法翻越的高山——因特尔（Intel）。

看到了因特尔，赵德彬自然就想到了超微半导体 AMI（Advanced Micro Innovations），也不知道现在的AMI是什么境况。

赵德彬找了一圈，也没在比尔的集装箱里看到AMI的资料，他只好跑到学校的办公室给比尔打电话，让比尔赶紧帮他查查AMI的资料。

在赵德彬穿越那会，AMI的市值已经超越了因特尔，“YES！AMI”已经有后来者居上、扬眉吐气之姿，但赵德彬对AMI的印象也就停留在AMI的CPU还不错的层面，并不是很清楚AMI的历史。

因特尔在1990年的市值已经有22多亿丑元了，按照赵德彬的想法，现在的AMI即便不如因特尔，怎么着也应该有个10多亿丑元的规模吧？

结果，比尔传回的资料让赵德彬感到十分惊喜。

赵德彬万万没想到，现在的AMI竟然惨到了这种程度，甚至比明导国际还要惨烈得多。

从1983年开始，AMI的股价就是以反复震荡的形势持续往下跌。

在83年股价最高的时候，AMI是60刀一股。

然而，在刚刚过去的1990年12月份，AMI的股价已经砸穿了底盘，跌到了4.5刀一股。

要知道，在AMI上市的1980年，人家的开盘价也有18.75刀一股呢！

就连投资眼光不怎么样的比尔都在邮件里劝说赵德彬：

“老北鼻，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去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啊！

这家公司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申请破产了！

现在根本就没有人买AMI股票，公司完全无法融资，美琳证券的分析师甚至都公开宣布AMI已经死了！”

赵德彬这才知道，原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AMI都是靠着因特尔的残羹冷炙才能勉强活下去的。

如果不是因特尔顾及到反垄断法不敢太嚣张，特意从嘴角滴答了点汤让AMI维持生计，AMI早就破产了。

AMI现在如此凄惨，也是拜因特尔所赐。

1987年，因特尔又双叒叕把人家AMI告了，原因是386产品授权已经过了5年了，因特尔觉得有点亏，不想让AMI再使用授权了，想反悔。

这场官司旷日持久，打到现在还没结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是个头。

历史上，这场官司打了8年。

由于因特尔停了授权，AMI只能靠着因特尔公开的设备和信息反向破解，仿制因特尔的386芯片。

并且，在因特尔的步步紧逼之下，1990年，AMI只能全面转型MOS。

正是由于这两大难题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AMI的股价才砸穿了底盘，CEO兼创始人桑德斯想去融资都没有冤大头来接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赵德彬此时出现说要给AMI融资，桑德斯二话不说就会紧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生怕赵德彬跑了。

可以说，现在收购AMI比入股明导国际的难度低多了，明导国际只是穷得揭不开锅了，AMI则是马上就要饿死了。

现在，AMI空有3、4亿丑元的市值，但在公司濒临破产的情况下，实际的收购价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高度，成交价还是要取决于买方和卖方之间的谈判结果。

得知这个消息，赵德彬的心思立刻活泛起来了。

要是能收购了AMI，虽说AMI在丑国经营，但赵德彬可以从中夏派人到AMI学习和工作，等以后AMI的技术都被自己人学到了，丑国还拿什么卡中夏？

再者说，现在的AMI都快破产了，属于根本拿不上台面的小破公司，丑国方面是不会插手赵德彬收购AMI的。

这样一来，赵德彬从比尔那里问到了AMI的CEO兼创始人桑德斯的联系方式，给桑德斯发了一封邮件，表明了他有兴趣对AMI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