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长感谢地看了杨万永一眼，这才接着讲起来。

“首领说了，不是让大伙儿去做灶户、盐户，而是做盐厂工人。

去了之后，每户只需出一人入盐厂为盐工。对于盐工，厂里不仅包食宿，每月还给一石粮食。

若是工作做得好，生产的盐够多，厂里还会分给食盐做奖励！”

听了这番话，人群气氛立马有了改变，很多人都露出了惊喜之色。

“盐工待遇这么好？是真的吗？”

“每月领一石粮食，几乎能白养三口人呢！”

“可不是——俺昨日听说在这里垦荒都是吃大锅饭，记工分，没有工钱一说，没想到盐工竟然有工钱，还那么丰厚。”

“待遇真这么好，去当盐工也不是不可以嘛。”

“···”

杨万永对盐工待遇之好也感到意外。

盐工固然辛苦，感到时间久了还容易手脚溃烂，可若能养活两三口人，却也值了。

更别提干得好还能得赏食盐。

但他也有疑惑的地方。

于是问：“大队长，上面有说怎么安排盐工家人吗？”

“俺正要说这个呢，”大队长笑着道，“首领说，要把海盐厂当成一个垦屯新规矩的试点。

不要问俺啥叫试点，俺也说不明白。俺只知道，在盐工家属先是分成小队在盐厂周边垦屯。

集体垦屯间，也如大营地这边一样，按贡献记工分。

但只要小队开垦出了八百亩田地，便可分田。

每户打底五亩地的使用权，再拿出五百亩按队里每户所得总工分多少进行分配。

至于剩余的五十亩田地，则归公。为啥归公呢？

俺们这一路来吃的粮食，不能让义军白给吧？

俺们去垦荒需要的工具、口粮义军不能白提供吧？

更别说，义军还会保护俺们的安全——义军将士们不得吃饭，不得养家，死伤了不得抚恤？”

大队长说到这里停下，人群又嗡嗡地议论起来。

杨万永注意听了听，发现大伙儿疑问不少。

“这打底就分五亩地，要是有的人家偷懒少干活儿，或者干脆去干别的，不是白得五亩地吗？”

“这分了田地，义军要收多少税？不会比大明那边还高吧？”

“···”

杨万永作为曾经的富农，则敏锐地注意到了大队长话语中的“田地使用权”。

心想，啥叫使用权？

难道分了田地，还不归他们所有？

倒是拿出五十亩田地归公这件事没人质疑什么。

正如大队长所说，垦屯过程中，他们吃义军的、用义军的，还接受义军的保护，义军得到一部分田地本就应该。

况且，算起来，他们本就是义军的一份子。

至于大明朝廷的垦荒政策是否比义军更好？

在场的难民没人懂这個。

因为大明朝廷组织的大规模垦荒，基本都在洪武年间。

普通老百姓谁知道那么久远的事？

近一两百年，大明只有少数偏僻府县，偶尔会有官员招募流民垦荒，充实户口，增加政绩。

但那些地方土地大多贫瘠，垦荒难度也高，甚至很不安全。

农民去了至少需要一年以上，乃至两三年的辛苦劳作，才能养活一家人。

另外，在没有获得官府允许的情况下，垦荒是违反朝廷律法的。

不然怎么将那些跑到深山里私自垦荒的百姓叫做逃民？

总体而言，义军在北美的垦荒条件很不错了。

也就跟大明初年没法比——那时因朝代更替死了太多人，大量熟田好地抛荒，百姓去了就能白捡。

但这种好事也就封建王朝开国的前一二十年有，其他时候就别想了。

···

人们议论了会儿，便七嘴八舌地提问，又弄得大队长焦头烂额。

过了好一会儿，才算收集齐疑问，一一作答。

“屯垦的事是俺没说仔细——先说有人偷懒咋办？

屯垦时对各户是有最低工分要求的，如果最后得到的总分太低，就不能获得保底田地，只能获得后面按工分多少所分的田地。”

听到这话，那些担心被好吃懒做之人占便宜的百姓明显松口气。

显然，若没有保底的五亩田地，只分得工分田，是很吃亏的。

倘若有人偷懒，分田时总分不及格，能分到的田地绝对会很少。

“再说田地税赋的事儿——分完田地的头一年，只需二十税一；第二年开始，改为十税一。

大伙儿不要觉得多，首领说了，除了正税之外，义军不会在种粮食的田地上加征其他杂税。

另外，征发徭役时，义军不仅会给服役之人提供口粮，还会补给一定数目的工钱，而非像大明那边一样让大伙儿自备干粮去白干。”

刘升其实原本想要直接废除徭役的，却在李长文的劝说下改变了想法。

首先，征发徭役本就是朝廷集合民众力量做事的主要手段，如果放弃征发徭役的权利，很多事便很难完成。

况且，即便是后世的民众，也未必都是明理践行之人，更别提此时的民众了。

如果不能征发徭役，某些事即便朝廷出钱雇佣，百姓也未必愿意去做。

另外，朝廷做事需要的民夫都按市价雇佣，将会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

所以，在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前，取消徭役就是自取灭亡。

最后，民众在享有国家赋予权利的同时，本就该担负一定责任和义务。

比如兵役，后世发达国家都没有废除此项。

故此，徭役只能减少、减轻，不可能完全废除。

至于说，田税定为十税一，会不会太高，让移民们不满意，刘升并不担心。

通过他原先的一些认知，再加上李长文等人的印证，他基本了解了大明此时农民的税赋有多重。

很多人一提起明朝农业税，就会想起三十税一乃至四十税一的超低税率。

可为什么中后期农民负担那么重？

如果查看明朝田地税赋相关资料，必须要注意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条目——时间！

资料上都是写：某一年某地农业税率为百分之几。

为什么会写明年份？

因为大明各地农业税额每年都会变化——如果没变化，那肯定是相关机构和地方官府懒政，直接沿用上一年的。

大明对农业税的征收其实是定额摊派。

比如说，朝廷要求某省今年要交多少万石粮食作为农业税，然后省里分摊给各府，府里再分摊给各县，县里则往里甲摊派。

当然，大明朝廷也并非一点不灵活。

倘若某省今年多地受灾，粮食歉收，省级官员是可以跟朝廷在农业税额上讨价还价的。

比如说奏请减免某地农民税赋。

这种政策，在吏治清明，朝廷中枢及地方官府运转良好时，农民负担确实不算重。

可到了王朝中后期，中枢高层昏聩无能，地方吏治腐败，再加上一两百年来的土地兼并，三十税一的农业税就只能成为传说了。

比如，某省今年多地受灾，粮食歉收严重，可巡抚等高官因政绩等考虑，隐瞒不报。

再加上中枢高层昏聩不查，就会给该省定一个正常年景的税额。

接着各级地方官府开始摊派，因为贪腐、无能，税额该多的地方摊派却少，该少交的地方摊派数额却多。

官员、士绅免税，又往往是大地主，于是摊派下来的定额农业税大多落到了少数自耕农头上。

自耕农遭了灾，没得到救济，反而被官府逼着缴纳沉重税赋。

想想会有多惨？

曾经的富农杨万永就是这样被逼逃离家乡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对明末许多农民而言，根本就不知道三十税一这回事。

他们所面对的人是县里来崔征的吏书、衙役，以及帮着崔征的乡贤里长。

这些人只会告诉农民，今年你家夏税秋赋应缴多少，这运粮去京城的运输费及损耗又是多少，什么丁银、役钱、辽响、剿饷、练饷等又该交纳多少。

最后当着农民的面，算出一个“公正”的数目，并开条告诉农民，哪日之前必须缴纳齐钱粮，如果缴纳不齐，会承担怎样严重的后果。

就是这个看似“公正”的数目，却会让农民倾家荡产，甚至是卖妻子儿女。

如果只是卖了田地成为佃户，或许还能忍受。

可如果到了卖妻子儿女这步，就没几个人能忍了，要么拖家带口逃离家乡，要么干脆揭杆造反！

杨万永等难民逃离家乡，虽然主要是因为旱灾、蝗灾，可沉重的税赋，各种杂税摊派，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听大队长宣布了义军的税赋政策后，很多人先是一愣。

随即就不可置信的惊喜欢呼——

“太好了！真的只缴纳正税吗？”

“服役时真的包吃，还补给工钱？”

“···”

百姓们并非质疑，只是觉得政策太好，不敢相信而已。

杨万永觉得义军不可能拿这事开玩笑，于是趁着人群稍安静，问起他所关心的事。

“大队长，你之前说分了田地我们有使用权是啥意思？田地难道不是俺们的吗？”

“就知道有人会问这个事。”大队长笑起来，“俺当时听着也糊涂，特意向王总管反复问了。

这田地说不是俺们的，其实跟是俺们的差不多。

这么说吧，在北美这边，田地的所有权或者说田骨，都是华部的。

俺们分了田地后拥有的使用权跟外面的永佃权有点像，又有些区别。

在北美这边，你买卖田地，只能买卖使用权，且必须去相关衙门立契约，不得私下里买卖。

另外，你可以把田地租给别人种，但这个人却不能再租给第三人种。大伙儿听明白了吗？”

下面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显然听迷糊的不少。

“听着好像和外面没啥区别，可又确实不太一样。”

“杨队长，你觉得跟外边区别大吗？”有人问杨万永。

杨万永却已经大概理解了“田地使用权”的意思，闻言笑道：“就像大队长说的，说是跟外面不一样，但其实差不多。”

这时大队长又高声道：“大伙儿别琢磨了，说起来，这盐工可不是报名就能选上的。

因每户都要出一人做盐工，又要垦荒，所以至少有两个丁壮的家庭，才能报名。

想报名的现在就来找俺，若是一会儿上面从别的大队招满了，可别怪俺！”

一听说还有要求，很多百姓才确信当盐工是好事。

于是也不去琢磨分田的事了，符合条件的纷纷向大队长围过去。

杨万永觉得这是个快速发家致富的机会。

于是也跑去报名。

但他不准备自己当盐工，而是想让刚十七岁的大儿子去。

年轻人学东西更快。

他虽然还没老，可学东西肯定不如大儿子。

最主要的是，他的本领主要在种田等活计上，去盐厂发挥不出来。

等分了田地，才是他大展身手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