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沈一贯也离开了朝堂、厉行优免的政策看上去无法阻挡之后，又因为皇帝恩赦张居正诸子的旨意，两京和地方都出现了辞职朝。

有些可能只是纯粹怕后面新政过程中上下两难，有些是在表达不满。

但是像王士骐这种，还带着父辈的私人恩怨。

大家都清楚王世贞只怕有“祖训”传下去，所以王士骐“不愿”与张家子弟同朝为官。

朱常洛表达了坚决不会留这些“蠢人”的态度，甚至指出要开恩科，申时行和李戴都很忧虑。

“陛下，阅历不足，仓促拔擢，于诸衙和地方而言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李戴开了口，“臣这两年一直忙着补员、改任，官员变动实在已经太多太快了。”

“那是要朝廷退让，要朕撤回旨意？”朱常洛看着他，“昔年蒙冤的革员，因朝局而请辞的老臣，民间因乡试、会试之难而屡不得中的贤才，尽可擢用。主官阅历不够便多配佐官，办法总是想出来的。”

“即便恩科新授，再加上重新诏令还朝，恐怕也不够。不少人……”李戴看了看申时行，“譬如太常寺，如今也只召得南京国子监司业焦竑北上，其余大儒都不愿入京。”

申时行沉默不语。

这就是现实。

前面还属于抵抗时期，总要仰仗着朝堂之中有“旧党栋梁”而心存期待。

现在一房四院，沈一贯离朝，王锡爵主持施政院，新政既然已经势不可挡，那就一定会出现这种局面。

这还是目前这个阶段并不想得罪官绅同僚而准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数。

皇帝又说了一点：“但这些人既然已经无心官位，留着他们难道就会好好任事？”

李戴不说话了。

这就是目前的局面：既然皇帝不准备退让，定要推行新政，那么这些事就无解。

为官三思，思危、思退、思变，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当然有人认为现在就是“变”，该“进”。但有许多人察觉到了危险，考虑退而待变，你又不能说什么。

这个趋势只怕肯定会放大，仓促之间能补上足够多有经验有能力、愿意遵奉朝廷政令去任事的官员吗？恩科考选上来的新嫩也只能一步步积累。

最重要的是连锁反应：正如李戴所说，万历二十八年至今几乎一直就处于补员、改任的过程当中。

不管哪个衙门、哪个地方，官员变动太快当然都不是好事。

去哪里做官没有一个熟悉事务的过程？

朱常洛心情烦躁，但也只能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就是不断演变之后会遇到的问题，他闭上了眼睛，想了许久才问：“朕闻浙江学籍监察御史谢廷赞奏来，仅浙江一省，如今应试之生员就是四千有余。每三年一次，举子则只取定额九十员。大明诸省，这个比例如何？”

申时行回答道：“大约都在三五十倍之间。”

举人取进士，比例则很稳定，百中取三左右。

地方添官，其实总计已经能消化很多：每个县州既有新定品的学官和恩定都设县丞、主簿等佐官，还有新设的里正。

一个县州就能多出十个左右的低品官位，整个大明相当于一口气加了万余新官位。

但这批低品官好找，李戴所说的六品以上甚至四品以上就不能那么低的标准了。

大明存世生员可能有小几十万，但存世举人就下降到了一万多，存世进士则只有两三千人。

明年才是乡试之年，就算明年提高乡试录取名额，也应对不了这一批辞职潮带来的影响。

朱常洛看着两人，下定了决心：“地方官当中，不拘出身。阅历丰富、举人出身的官员，一样该擢升的擢升。老带新，出不了大问题！这名单，是进贤院该操心的事。无论如何，朝廷不允许被这种事要挟住！朝廷财计刚有改观，不允许又退回去！明年举子恩科取士、乡试加正榜名额。再加上太学，三年之后，大明不要因为青黄不接而无法应对官员集中请辞！”

又喊来了王锡爵和陈蕖：“能任事，能操劳的，不吝褒赏。勤职奖廉银，地方上给足便是！即便地方上有再多阻碍，宗旨只有一条：为朝廷办事，朕就不会亏待！”

也许接下来的三年里，地方士绅在厉行优免之余将会十分坚决地断了什么孝敬。也许地方存留下来的银子满足不了地方官吏的胃口。也许他们要拿着比以前实际上更少的钱干着更多的事，还要面临诸多不合作与推脱。

但这就是改革会遇到的问题。

风气改变过来，就是不容易的。

变动过快是不好，但是安安稳稳地、流动不足也不好。

不论如何，皇帝对于这一批请辞的态度是：都允了。

然后反手颁下旨意：明年开恩科，明年乡试各省都加一些正榜名额。

说不定后年会试还要增加取士数量。

“不加赋税，朝廷冗官，养士如此之多，钱粮从何而来？”

国子监的监生正处于“身份变动”的时间。

太学即将开学，他们当中优秀的那批，是直接转入大学苑。

他们本就是各地遴选呈贡，倒不必经过考选。

但现在他们也在议论他们的将来，毕竟恩科、乡试正榜名额增加、官位增多，对他们的前程都有影响。

上了车的就想被门焊死，稀缺才有价值。

“厉行优免，自然是取自官绅之家。”

这一伙议论的几个人没有提到商税。毕竟在他们的认知里，能把生意做大的商户，岂是大多是“儒商”之家或者“儒商之族”。

科举、联姻……既然有钱财，终究是比普通小民要容易一些的。

从天下官绅之家“开源”，再养着更多的官员，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够他们讨论的了。

但有一点：已经有官身的，恐怕会有不少人不愿看到权柄被摊薄、不愿有更多人涌入这名利场。

其中又分为进士出身的、举人出身的……各有各的小算盘。

“但他们又各有顾忌。”

枢密院里，朱常洛又来了一出四世同堂之后，对回到京城述职之后即将再回去的梅国祯、邢阶、彭国光、吕兆熊四人说话。

“无需把这个问题放到整个大明来看，要放到一个个具体的府州县、一个省一个部衙来看。每一处，最终都只是数十人百来人的小江湖罢了，重要人物就那么一些。或者他们会以为能遥相呼应，但实则又各成一军，无非各个击破罢了。”

之所以对这些右都督说这些，是要他们凭借仍然在身的文职身份，至少先稳住各个边陲。

这几个人也是第一回见皇帝，和李化龙当初的感受没什么不同。

皇帝说话很直接，指出的要害很准。

朱常洛看着他们：“如今便如攻坚。有些人认为固守之后定有变化，或者是后继乏力，或者是粮草不济，或者是他处有援军。分割开来，官是官民是民，文是文武是武。边陲没有变故，就不会有外忧引发内患。”

“……臣等谨记。”

皇帝自然是要求他们固守好九边及西南，不让大明陷入对外的征战。

最主要的精力，一定要用在把内部的财计理顺，让新的中枢衙署体系能够稳定地管理着大明地方，有远比之前多的财计收入，能够供养着更加庞大的大明文武，明火执仗地压制着“小民”当中的在野士绅：把该交的都交了！

至于他们，如果觉得这种固守等不到转败为胜的那一天了，那就只能“投降”，只能通过出仕为官加入对方来改变完全被管理、被征缴的地位。

“三年！”朱常洛看着他们说道，“就三年。再有三年，大明必定要从如今这种局面之中摆脱。武可进取，文能图治。父皇如今是有心了，却再无力励精图治，这重担就在我们君臣身上。卿等在边陲，自知外族环伺。若神州力弱之时，不免有陆沉之危。如今唯有刮骨疗毒，才能再次震慑寰宇！数征虽胜，焉知外族枭雄没有窥见大明实已强弩之末？”

他在武英殿之中对着前军之外另外四军的右都督作揖，是皇帝的托付之重。

四个人适应着身份的改变，也知道在皇帝心目当中，枢密院才是最后镇压一切的凭恃。

这里是朝中之朝，他们是重臣之中的近臣。

要么皇帝要做的事情成了，他们从此地位超然。

要么皇帝最终退让了，回到过去，他们被当做“佞臣”而清算。

身份是皇帝给的，结局却是别人推的。

就好比当初的张江陵。

谋国未成身先死，那个如今像是露出了悔意的太上皇帝当初又有几分想护住他的功业和身后名、家小的心思呢？

现在，邢阶四人当然知道皇帝恩赦了张居正的儿子们，知道皇帝此刻无比坚决。

他们也可以怕事、请辞。

他们还可以选择试一试。

望着弯腰作揖的年轻皇帝，官场浮沉多年的他们终究是多了一份家国之心。

至少之前虽然交道不深、彼此之间算是不够了解，但皇帝愿意先给他们这份信重，愿意相信他们。

“臣愿为陛下分忧！”

京营之中，是今年的较技。

不在漕运时间，陈璘和王承勋也来了。

左军左都督王承勋、前军左都督陈璘、后军左都督萧如薰、右军左都督刘綎，他们下个月就要从中各挑三千，作为他们分驻各方的标兵营。

养心殿那边，刘若愚带着内书房安排在这里的两个小太监统计着各地给皇长子降世而呈上的“贺表”。

这以奏本而呈上的贺表里面，是各地向皇帝禀明的数字。

泰昌二年尚未完全结束，也不是所有地方的贺表都到了，但至少初步的数字有了个大概。

暂时设于文楼的御书房里，新到任的“书相”朱赓则要整理各地的题本，其中也有回复给施政院的题本，上报着今年开始之后“应征”和“应解”的赋税数目。

他感觉有些眼花，比对他昔年在礼部、吏部时听户部说的，总感觉数目相差有点多。

统计还没有完成，但最终都会汇聚到朱常洛这里来。

“比对出来了？”

夜里，他问田义和陈矩。

“退赃部分，几乎平均抵得上各地往年五年赋税。”田义说的是奏本数据。

“厉行优免后，大抵能多收四到六成。”陈矩说的是题本数据。

他们的语气都很凝重，因为地方上好像“太积极”了一些。

这意味着，大明恐怕在今年一次性收上来一千大几百万两银子，虽然随后还要根据贺表之中所列的今后三年开支存留许多在地方。

而从今年开始，大明赋税也应该稳定地上涨到田赋四千万石以上。哪怕不去搞什么厉行商税，岁入实银也该在五百万两以上。

既是刮人钱财，又是断人钱财。

这样的“成绩单”，让田义和陈矩很忧虑：像是一次举国的抄家，只不过没抄彻底而已。

钱多得令人害怕。他们相信，就算是爱财的太上皇帝也会感到害怕。

朱常洛却只是点着头：“先收上来再说！”

然后就吩咐：“仍如去年，把京营较技的犒赏银子先准备好。”

两人心忧不已地去准备了，朱常洛心里却有数。

无非缺乏对比罢了。

历来如此，就显得如今特别“恐怖”吗？

不，整个大明，在这尚未开始进入工业时代的世界，她真正的国力凭什么只是岁入田赋四千多万石粮、不到千万两银子？

本来就该让整个朝堂都开开眼！

哪个当官的不喜欢宽裕的财政状况？